基准范式的提出及含义

4.4.1　基准范式的提出及含义

由于广泛采用凯恩斯的相机抉择调控方式,导致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滞胀”现象,货币主义学派兴起。弗里德曼提出货币政策应该遵循一个简单的数量规则,该规则注重货币供应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张通过固定的数量增长规则约束货币当局,完全否定政策制定者有能力借相机抉择调控经济。1977年动态不一致概念的引入更强化了规则的地位,经历了相机抉择与规则之争的经济学家大多选择了单一规则。单一规则的适用不考虑具体的经济状况和传导变量,要求央行完全放弃相机抉择。但是这个简单的固定规则无力应对因外部冲击而导致的短期波动,出现被动的“超调”或“少调”,并且在利率传导情况下,经常出现中央银行行动落后于收益率曲线,短期利率变动太小或者太迟(Taylor, 1993)。Rogoff分析指出,规则强调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相机抉择强调政策操作的灵活性。理论界普遍转向研究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寻求更具灵活性的规则。实际上,德国、日本、瑞士央行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弃相机抉择的权力(Fischer, 1990),美联储在多数时间里也从没有认真按照单一规则运行,因为美联储认为货币需求不稳定(Taylor, 1998),寻找新规则指导的工作一直在继续。

1993年, Taylor在理论指引和对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中提出泰勒规则。在这之前,经济学家已经进行了诸多探索, Bryant、Hooper和Mann在1993年的研究值得一提。他们假定中央银行源于三个原因调整利率:一是货币供应与目标的偏离;二是汇率对目标的偏离;三是通胀与目标的偏离和真实产出与目标的偏离的加权组合。但由于样本模型的限制,他们研究的利率规则没有形成特定的形式和系数,仅有的共识在于基于通胀偏离和产出偏离的利率调整比另外两种调整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几乎与此同时, Taylor通过比较7个国家在不同利率规则下的经济表现得出特定条件下央行调整短期利率的依据。Taylor认为,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央行调整短期利率的依据是通胀和产出对目标值的偏离,而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短期利率不能被该国央行独立控制,这将导致通胀或产出出现较大变动性, Taylor将重点放在浮动汇率情况下。Taylor借鉴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原理,为央行调整利率提出了一个思路,即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率高于目标值或产出缺口为正的时候,央行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央行降低利率。根据各国央行调整利率的最终目标, Taylor建议在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之间做出权重分配,通过对美国1987—1992年联邦基金利率的实证研究,泰勒提出了一个规则:

其中r是联邦基金利率, p是前四个季度通胀率的平均值, y是真实GDP对趋势值的偏离程度。

经过整理的方程更容易反映此时泰勒的思想:

(4-14)式表明,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做出何种程度的反应,反应系数是通过统计方法得到的。Taylor(1998)通过检查美国在不同时期的规则发现,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反应系数的差别很大,(4-13)式中设置的权重系数固然存在很大的变动性,就连(4-14)式中的常数“1”也经常变动,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不仅存在弹性的不同,还反映在缺乏名义锚上。Taylor进一步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真实均衡利率^[1],在该真实均衡利率的水平上,经济处于理想状态,既没有通胀缺口,也没有产出缺口。由于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间的联系可以用费雪等式来描述,在引入费雪等式后,泰勒提出修改后的泰勒规则,即

其中r^f为真实均衡利率,其他同上式。

形如(4-15)式的泰勒规则提供了一个联邦基金利率调整的名义锚,来自费雪等式的名义锚可视为真实经济的利率需求,央行虽然力图追求符合费雪等式的“中性”名义利率,但是由于真实经济存在价格交错调整、市场垄断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导致真实均衡利率波动,根据费雪等式所得名义利率不是最优化利率,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控可以得到更多福利,调控的指南就是(4-15)式。可见,泰勒规则的实质是调控利率的生成机制。

泰勒规则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赋予央行关注通胀的权重,保证了央行对通胀超过一对一的反应,这与央行的通胀厌恶倾向是一致的。如果通胀率上升导致真实利率下降,将进一步推高通胀率,因此必须更大幅度地提高名义利率直至稳定真实利率,在(4-15)式中变动幅度的比例等于(1+h)。高于通胀率相同比例的名义利率设定被称为泰勒原则,泰勒原则蕴含了强的反通胀倾向,满足泰勒原则将有助于央行树立反通胀声誉,也让公众可以接受短期内的对通胀的偏离,理论界甚至认为泰勒规则本身的重要性就在于泰勒原则。

泰勒规则在约束央行的利率调控路径的同时也赋予了央行一定的相机抉择能力,泰勒将长期变量与短期变量相结合,其所强调的是通过对短期利率的相机抉择来实现长期变量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泰勒规则是相机抉择的变形,至少是规则指引下的相机抉择。Taylor(1998)认为执行规则应有一定程度的相机抉择。首先是对变量的度量存在相机抉择,他根据他在1993年提出的基准泰勒规则指出,该规则中采用的数据是季度值,比如通胀指标就用的是四个季度的平均值;其次是变量的选取存在相机抉择,他认为泰勒规则不仅应该对通胀和产出缺口有反应,实际上对于那些对央行有系统性和经常性影响的因素都应有所反应;再次规则中的工具变量也可以相机抉择,比如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利率极易陷入流动性陷阱,需要对货币政策工具相机抉择;最后,他坚持泰勒规则本身只是一个指导而不应机械执行,甚至规则也可以被替换。

虽然这极有可能会导致新的动态不一致现象,但并不能掩盖泰勒规则的优点。正如HetzeL(2000)指出的,泰勒规则兼具规范性和描述性为一体,既是系统的行动指南,又可从货币政策的操作中提炼出来,很好地反映央行通过操作短期利率进而逆风调控实体经济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