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中亟待推出两项举措

当前宏观调控中亟待推出两项举措⁽¹⁰⁾

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甚多，笔者认为，其中有两项举措亟待推出:一是在货币政策执行中，要多使用利率、少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二是开放证券一级市场，包括股票发行市场、地方企业债券发行市场。这两项举措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中应该做的，因而实际上这也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举措。

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调控三大主要手段中的两个，地位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通常的做法是:首先使用利率，较少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我国近几年中的做法恰恰相反，货币偏好于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较少使用利率，特别是在需要适当收紧银根的时候。比如，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8月，曾经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在2007年12月加息后就没有再上调利率。又如，2010年以来，先后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到一年期存款利率出现了长达七个月的负利率之后，才上调利率25个基点，距离消除负利率还甚远(9月CPI为3.6%，调整后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50%)。实践表明，我国目前的这种做法弊端很大，对垄断性大企业和小微企业形成了不同的信贷环境和政策效应。从信贷资金供给层面看，银行机构的可放贷资金减少了，银行机构(尤其是大中型银行)出于自身利益势必“抓大放小”，压缩本来就不多的小微企业贷款，进而使得小微企业“融资难”雪上加霜，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民间借贷。从利率层面看，由于基准利率没有变，因而正规借贷市场上的利率也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而民间借贷市场上则就不同，由于贷款需求的大大增加，引致利率急剧上升、居高不下。显然，在这种做法下，垄断性大企业基本上不受影响，小微企业则出现重大困难，甚至发生大批倒闭。因此，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不对称货币政策”。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通过牺牲小微企业、保护垄断大企业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如果还出现了存款负利率，那么，实际上就是要普通老百姓来为通货膨胀“买单”，这就更不妥当了。

如果主要使用利率杠杆来紧缩银根，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在正规信贷市场上，当利率提高后，大中型企业由于贷款数量多、资产负债率高，对利率上调较敏感，往往会努力节约资金使用，乃至适当减少贷款;小微企业则都是民营的，资产负债率一般较低，对利率上调的承受能力较强，只要银行不压缩贷款，就不会有重大影响。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虽然基准利率的上调也会推高民间借贷利率，但是由于借贷需求并未明显增加，因而，利率的“推高”是有限的。总之，只要利率上调的幅度恰当，两个借贷市场的利率差距就将不会扩大，甚至还有可能缩小。显然，这种做法不仅比较“公平”，并且有助于资金流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有了沪深两个主板市场和深圳创业板市场，但是股票的一级市场还没有开放，企业必须先批准上市然后才能发行。这导致股票市场“跛足”，只有顶端市场，缺乏广大的基础性市场。同样，在企业债券市场上主要还只是一些垄断性大企业在发债，一般的企业难以涉足。所谓开放证券一级市场，就是要改变上述局面，将股票发行由审核制改为登记制，任何企业只要符合相关法律要求，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审核，找到有资质的证商代理发行，便可以依法在证券管理部门登记并发行股票。在此基础上，便能够建立起包括“公告牌市场—柜台交易市场—主板、创业板市场”的“金字塔式”市场体系。证券管理部门则依法对股票发行、交易的全过程进行监管，并且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要降低企业债券市场的准入门槛，凡是符合条件的中型以上企业都可以依法通过发行债券融资。

推出这两项举措不但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而且是当前完善宏观调控的迫切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需要。

1.这是当前调控房价的需要。2010年以来，针对房价的飞速上涨，国务院出台了坚决的调控措施，并且不断加码。这里，应当看到，房价调控是个系统工程，实现调控目标需要各方面措施的综合作用。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要拓宽公众的投资渠道。因为目前，民间资金不断涌入房市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投资渠道狭窄。储蓄存款利率不但偏低，而且往往长时间为负值，公众中普遍存在“存钱不如存房”的看法。股票投资的渠道也不够“顺畅”，并且股票市场中存在市盈率偏高、波动较剧烈、“违规”行为时有发生等问题，风险较大。显然，采取上述两项举措后，就能够大大拓宽公众的投资渠道，十分有助于房市资金的分流，进而促进房价的回落。

2.这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

(1)是抑制当前通货膨胀的需要。当前，我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快速攀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9月的CPI已经上升到3.6%，而从公众的实际感受来说，真实的CPI恐怕还要高得多。这次物价上涨是以农产品、食品为领涨龙头的，其中食品类物价至少上涨15%以上，并且上涨势头还在继续。这次物价上涨有着与前几年物价上涨不同的原因，那就是低端收入者工资上升。2010年1—9月，全国农民工的工资同比上升了18.7%，各地政府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了24%。由于这一群体的恩格尔系数高，并且这一群体收入的较大幅度上升又会引致农业劳动者收入预期的上升，进而就会从“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两个方面推动农产品、食品(以及其他劳动密集产品)价格趋向上涨。由于促使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较快提高，正是经济结构调整中重要内容与我国政策的导向。因此，这次物价上涨有其合理的一面，就是通过农产品物价上涨增加了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向农业、农民、农村有所倾斜。因此，治理这次通胀不能简单地采取紧缩货币、抑制物价的办法，而是应当努力增加农产品、食品的供给，减缓农产品物价上涨的势头，同时切实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有较大幅度(近几年应当高于GDP现价增长率)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则要调高利率，坚决消除存款负利率，使得2010年10月19日的上调利率成为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同时还要适当缩小存贷款利差。这样，既能够控制“过多的货币”，减缓物价上涨势头，又能够使得中低收入者的微薄存款不因负利率而损失(中低收入者投资渠道少)，还能够减少银行的垄断利润，有助于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2)是抑制潜在的通胀压力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货币存量巨大，2009年我国的M₂为GDP的1.78倍，不仅远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仿的国家，而且也高于多数发达国家，这就构成了长期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我国M₂之所以相对偏多，主要原因是与我国的融资格局有关。迄今为止我国还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2009年末，股票市价总值加上企业债券总值不足26万亿元，仅仅相当于银行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的65%。每年银行机构的存贷款余额增长率和M₂增长率，均大大超过(按现价计的)GDP增长率。一旦开放了证券发行市场，直接融资快速发展，那么，银行机构的存贷款余额增长率和M₂增长率的增长速度便会显著放慢，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便会逐步缓解。

3.这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需要。2010年以来，胡锦涛主席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要走“包容性增长”道路，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平衡的增长、公平正义的增长、社会全面发展的增长。这也是“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少不了这“两项举措”。推出这两项举措后，预计将会产生下述效果。

(1)如前文所述，能够消除货币政策效应的“不对称”(特别是在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时)，使得在紧缩货币时，不至于加剧小微企业“融资难”。显然，这有助于维护社会经济增长的公平和正义。

(2)能为风险投资造就良好的退出渠道，进而有力地促进技术创新。众所周知，为了实现平衡的发展、社会全面的发展，必须加速技术创新。而要加速技术创新，就必须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目前，虽然政府部门在大力推动，但是风险投资却仍然迟迟难以有效地发展，个中根本原因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顺畅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要造就良好、顺畅的退出渠道，就必须开放股票一级市场，进而建立一个开放的、较为完善的“金字塔式”证券市场。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不应当有任何幻想。一旦这样做了，风险投资将会蓬勃地发展起来，技术创新速度也会大大加快。

(3)能够促进信贷资金“向下走”，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难。一旦开放了证券一级市场并造就了较为完善的“金字塔式”证券市场，那么，直接融资的比重就将迅速提高，中型以上企业的外源性资金来源将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这样，就能迫使银行的信贷资金“向下走”，更多地进入小企业、微小企业和“三农”。显然，这就能有力地促进城乡平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正义和公平、促进社会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