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中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及对策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及对策^[1]

2010年6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指出：

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复苏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持续上升，一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问题集中暴露，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十分突出。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

胡主席在G20峰会上提到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不是指“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而是指国际经济中有一类风险，既是系统性的，又是结构性的。因此对应的英文是“systemic and structural risks”。这些风险其实早就存在，只是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让这些风险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对付它。目前讨论较多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有：

第一，欧洲某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跨国金融机构帮助某些政府隐瞒负债真相），这些国家已经背负了自身无法偿还的债务。到目前为止，希腊政府的债务危机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也已经获得了欧盟其他国家的救助。但是回顾这个过程，希腊与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谈判也是一波三折，严重动摇了投资者对欧盟的信心，导致欧元币值在去年12月到今年6月的半年时间里下跌了20％。欧洲救助希腊所动用的资金也超过了市场早先的预期，还要求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协助，更让市场担心欧盟有没有能力应对其他国家潜在的主权债务问题。在这些国家中，目前受到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有：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这四个国家加上希腊，首字母加在一起被记为PIIGS。

第二，与金融衍生产品有关的金融监管问题。导致了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衍生产品交易并不在集中清算的交易所中进行，因而脱离了监管者的视线，导致投资银行能够承担很高的衍生品投资风险而不受到监管。在金融市场上，愿意承担高风险的金融机构能够把不愿意承担高风险的金融机构挤出市场（crowd-out）。这样，在缺少外部风险监管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份额，金融机构只好承担更高的风险，从事更多的衍生品交易。这就增加了整个投资银行业的风险水平。在危机之前，美国的投资银行并不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当投资银行业出现危机征兆以后，金融市场顿时失去了流动性，也就失去了市场的功能。尽管投资者仍然持有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但已经无法知道这些资产的价格，更无法交易。对于高度依靠金融市场（而不是金融机构）的美国来说，这样的风险简直是致命的。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已经做了一些危机应对性的和制度性的改变。例如，在危机爆发之初的应对过程中，美国主要投行纷纷与商业银行合并，从而进入到美联储的保护伞下。更大的改变出现在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0票赞成对39票反对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金融改革法案”只需奥巴马总统签署即可生效。美国金融改革的具体实施，将转移至美国财政部和各监管机构来进行。这些部门将判断哪些企业具有“系统重要性”，从而对它们施加更为严格的资本要求和监控。不过，这些改变能取得多大效果还要看后面的操作。美国的金融体系中重复上演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加强监管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除了奥巴马和他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的民主党政府得到了政绩以外，世人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第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危机。除了1934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外，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并没有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予以阻止。这当然和美国社会当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使然。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对危机的纵容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在这个体系当中，美元处于中心位置，美国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金融危机的损失转嫁给其他国家。实际上，这一次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金融资产的贬值、储备资产账面损失、廉价美元冲击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和国民只承担第一部分损失当中的一部分，中国却在后三类损失当中首当其冲。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去年3月主动撰文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提议改变美元“一币独大”的现状。

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世界银行集团186个成员国批准了世行增资862亿美元，并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影响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DTCs）投票权提高了3.13个百分点，达到47.19％。中国的投票权增幅最大，从2.77％提高到4.42％，从世界银行第六大股东国一跃成为第三大股东国。然而，美国在世界银行的重大决策中仍然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这有待进一步改革。比世界银行更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份额的改革也有待推进。

第四，部分国家之间仍在继续扩大的国际贸易失衡。典型的国际贸易失衡出现在中美之间。自从1994年以来，中国持续十多年的“双顺差”转变为数额庞大的外汇储备。而在贸易对手一边，美国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双赤字”。从长期来看，这种日益严重的失衡关系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从短期来看，美方获得不小的利益，因而缺少改变的动力。中国在这种关系中虽然损失了短期利益，但是，在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主动改变现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风险。因此，尽管中美双方都看到现状不可持续，但是都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主动改变。

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动摇了世人对“强势美元”的信心。为了维护美元的地位，美国才被迫且并不情愿地主动提出调整。早在去年初，就有美国学者和官员放出口风。到去年年中和秋季的匹兹堡峰会，美国和欧洲的官员已经开始敦促中国作出调整。之后美国单方面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反之亦然。如果美国解决了持续的“双赤字”问题，中国的“双顺差”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实际上，用汇率调整中美之间的失衡当然行之有效，但是激进的汇率改革也不乏风险。正因为如此，中国方面才放慢改革进程，并忍受短期损失的持续。

此外，已经纳入G20讨论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还有：各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之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金融危机之后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持续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全球升温等。

解决这些问题绝非易事。简而言之，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绝大多数问题，例如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涉及到多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政策调整必然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在国家之间的博弈当中，各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指责别国、推诿责任以及搭对方便车的动机都是各国政府的正常举措。等待你来我往的多轮讨价还价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个各自满意的结果。其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某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在相当长时间的时间里积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不是在短时间里能够化解的。

有鉴于此，世界各国应该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积极利用包括G20在内的政府间平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加强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促进多边合作。即便如此，世界经济中已经暴露出来的某些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存在，因此需要世界各国政府高度警惕，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力争取得“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

【注释】

[1]2010年07月2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