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经济风险

在分别讨论了人的行为假设和环境因素假设后，我们就可以考察这两类假设的结合对经济体制提出的功能要求。

表1.2　两类假设与经济体制功能

注：M：激励功能；A：配置功能；S：保险功能；C：约束功能。

表1.2暗含的分析逻辑是：（1）某种行为假设与某种环境因素特性假设结合或“相遇”；（2）产生特定的经济问题；（3）设置适当的经济体制组织，它具有解决上述问题的特定功能。当然，表1.2只是列举了最为重要和显而易见的两类假设与经济体制功能之间的联系。如果非常严格地考察，在每一项体制功能与每一个假设之间都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但对实际体制分析来说，穷尽地讨论这些关联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只要指出那些主要的关联就可以了。根据表1.2的分析逻辑，经济体制的功能结构中包括了激励（motivation）、配置（allocation）、保险（safety）、约束（constraint）四个方面的功能。

1.激励功能。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激励功能是经济体制总体功能的基础，尽管他们心目中的激励方式可能有所不同，甚至相去甚远。所谓激励，就是要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通俗地说，就是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励功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为前提的。不过，只有同时存在资源稀缺性时，激励才成为必要，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资源无限供给，人的自身利益很容易得到完全满足，那么，激励的目的和手段都无从谈起了。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激励功能的强弱，主要与处在体制中的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努力与报酬的接近程度有关，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与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比率有关。机会成本假设与激励功能之间的联系含义是：由于同一资源被配置到不同用途的收益具有差异性，对经济活动人来说，这些不同用途所产生的激励效果必定是不同的。如果一个经济体制要表现出强的激励功能，就应尽量使经济活动人的努力投入到机会成本最小的用途上去。机会成本概念还提示了这样一个重要原理：所谓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比较，只有在充分考虑了机会成本问题后才是准确的。

2.配置功能。资源配置合理化的最高目标可以表达为帕累托最优。实现帕累托最优，要求同时达到生产和消费的最佳组合。不难理解，资源稀缺性仍然是形成资源配置问题的初始条件。在此前提下，对需求偏好多样性的考虑就成了资源配置过程的逻辑起点。假如经济的最终产出与多样化且随经济增长不断变动的需求偏好不相适应，由此而形成的偏差就会经由投入产出链条而扩展到整个资源配置过程。接下来的问题是，对某种既定的需求，可以有多种资源配置方法以供选择：是多用资本少用劳动，还是多用劳动少用资本？是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还是采用中间技术和工艺？是建设新厂，还是在老厂的基础上扩建？如此等等。这时，机会成本、规模经济等概念又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资源配置能够实际达到一种什么状态，取决于经济体制的配置功能，具体地说，要看经济体制能否在某种目标（如帕累托最优）下，对上面提及的影响配置效果的约束条件作出积极而恰当的反应。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能够满足帕累托最优的条件^[15]。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研究者也试图证明，在计划经济作了极大改进后，它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等价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不过，这些证明都附加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如市场的完全竞争，计划符合社会需求偏好体系，有足够的激励等。由于现实经济中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帕累托最优显然成了过于理想化的目标。对此我们后面还要作进一步讨论。

3.保险功能。经济体制的保险功能似乎不像激励、配置功能那样为人们所关注，但对如下一个事实人们却是熟悉的：从事经济活动总要面对某些风险，而大多数人似乎并不大喜欢承担风险。即使在乐意承担风险的那些人中，也有承担意愿与承担能力之间的差别。于是，人们开始探寻转移风险的适当途径——这就是保险的实质所在。经济体制的保险功能体现在借助某些体制形式把风险转移到从社会范围看愿意承担风险，并且承担成本较低的那些机构和个人上去，以使经济活动人对未来经济活动形成稳定的预期。这里我们可以把风险转移看成是一种类型的交易，但它不是通常的商品或服务与货币的交换，而是货币与货币的交换，确切地说是现时的货币与以后货币的一种交换^[16]。显然，风险可转移范围与保险功能是正相关的，扩展风险转移范围就成为一个理想的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导引下，已经发展起了许多用于保险目的的制度、机制和组织，如保险公司、股票市场、期货合同、综合性企业等。这些发展反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趋势：原来结合在一起的生产职能和风险承担职能正在分离开来，或寻求新的更有效的结合方式，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体制组织的创新。扩展风险转移范围也受到一些限制，例如许多风险被列入“不可保险的”一类。最重要的一个限制因素是所谓“道德风险”问题。在投保人与承保人对投保物品风险概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张超过投保房屋价值的保险单可能是纵火，或者至少是对防火漫不经心的一个诱因。

人的理性有限性，环境与人们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导致风险以及保险必要性的基本因素。这与前面讨论有限理性假设时的解释相类似：如果人具有无限理性，不确定和复杂性就不足以成为导致风险的原因；如果环境与人们的相互关系是简单和确定的，即使人的理性有限，也是能够把握，从而不会遇到风险的。只有当人的理性有限性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同时存在时，才能产生风险以及与它相联系的保险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特别强调专用性强的资产交易中具有不确定性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风险，主张积极寻求和建立具有对付这类风险功能的体制组织。

4.约束功能。经济体制的约束功能是对机会主义倾向抑制性反应的产物。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是谋求非生产性收益。用另外一组概念表达，机会主义行为属于“分配性努力”，而不是“生产性努力”，即行为的结果不是增加而仅仅是分割社会财富^[17]。反过来说，谋求非生产性收益活动都多少受到机会主义倾向的驱动（合理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活动除外）。谋求非生产性收益活动通常在机会主义倾向与特定的环境条件“相遇”时发生的，例如信息不对称（它也可被合理地解释为不确定性的不对称分布）环境中的隐瞒行为，专用性强的资产交易中的要挟行为，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free riding）行为，以及政府管制下的“寻租”（rent seeking）行为等。为了减少这些谋取非生产性收益的活动，经济体制中发展起了某些旨在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和组织。另一类更为积极的方式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改变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环境条件，如用某种信息分布较均衡的环境取代信息不对称环境，对高强度专用性的资产交易以内部一体化组织取代市场组织，在集体行动中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管制等。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机会主义行为与外在不经济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虽然在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下，由于“内在化”成本过高，外在不经济仍会发生，但外在不经济确实是刺激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个因素。而大量发生的“内在化”成本并不过高的外在不经济现象，则主要应由机会主义行为来解释。例如，某企业向外排放浓烟造成污染（外在不经济），在消除浓烟的技术发明以前，可以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就该企业而言，它也乐意维持这种局面，因为它所承担的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这里的“乐意”实际上反映了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当消除浓烟的技术已经发明，且采用这一技术的成本该企业能够承担时，如果该企业仍以各种借口不予采用，其行为就有了明显的机会主义性质：它试图不惜继续损害社会环境而节省对消除污染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施以罚款，或强令该企业消除污染，否则予以关闭，以及像科斯建议的那样在有关方面之间进行产权交换，便经常被推荐为对付上述机会主义行为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约束功能的作用在于提高经济的“内在化”程度，即提高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一致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