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防范各种经济风险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将明显增多。我们要适应新常态，做大做强中国经济就必须对新常态阶段各种潜在的经济社会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底线思维的科学预见作用，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未雨绸缪、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

坚持底线思维，是我们应对当前错综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更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治理理念。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运用好底线思维应当坚持“有所守”和“有所为”的有机统一。

保持经济大局基本稳定。在国内外经济发展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我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大局基本稳定，一方面要科学区分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及其对经济增速的不同影响，对于周期性因素采取一些短期的、临时性措施即可应对，而结构性因素则需要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带来经济的健康持久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底线管理、区间调控”，既不盲目草率实施强刺激的经济计划，也不消极保守坐视经济发展失衡衰败，而是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和当前实际，科学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既守住稳增长、促就业的“下限”，也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始终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基本稳定，从而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创新以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关注重点行业关键领域。中国经济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中央和各地方采取的措施既利当前、更惠长远，有能力防范经济出现大的起伏，因此我国经济爆发系统性风险、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极小。但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情况不一样，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抵御能力不一样，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个别行业、个别领域出现局部风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防范局部风险，更要注意防范局部风险通过传导机制演变为殃及经济发展大局的系统性风险。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局部风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这四个方面不是四个孤立的领域，而是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媒介相互传导、相互影响。这些风险对我国短期调控政策工具选择、中长期的结构调整乃至全面深化改革全局的影响不容小觑，需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理。

提高劳动就业整体水平。就业不稳，就可能发生系统性社会风险。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业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12年开始，我国16周岁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劳动力供给相对宽裕的局面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三个一亿”人中有两亿属于由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另外一亿属于城中村、棚户区中的人口，也有大量失业人口、甚至“零就业家庭”。此外，每年还有超过700万的高校毕业生，这些都需要巨量工作岗位的支撑。从整体上看，我国劳动者职业技能整体水平有待提高，人口红利的相对消减与巨量的就业需求并存、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并存，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对于就业这一“民生之本”仍要常抓不懈。

链接：“三个一亿”人

“三个一亿”人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的。这“三个一亿”人中，第一个一亿人是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第二个一亿人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一亿人是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从整体上看，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的问题，既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硬任务，也是推动城镇化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巨大引擎作用的重要着力点。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由此可见国家粮食安全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的生产、加工、流通、储备等粮食产业发展状况构成了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坚持和完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从严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切实落实地方粮食储备任务。粮食主产区要重点加强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建设，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着力加强产粮大县建设，确保区域内粮田面积不减少、粮食自给水平不下降。中央和省级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加大对粮食加工、流通、储运等产业发展扶持力度，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形成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力增强相协调的良好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