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那里，政治斗争中是存在政治风险的。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里，列宁首先确认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存在政治斗争问题:“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现在的确已在影响国家政权，获得政治意义。”[58]在当时的条件下，当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斗争时，政府会就工人们的要求进行若干让步，目的是防止工人运动的继续扩大，于是，列宁就此揭示了工人政治斗争的前景:“当工人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迫使政府投降，一定会为自己、为全体俄国人民争得政治自由!”[59]
有政治风险，就会有承担政治风险的政治责任。列宁摘引《基辅思想报》的话论述了政治风险与政治责任的关系，一定政治行为的结果会带来不确定的政治风险，而政治行为的主体则会对这一后果承担相应政治责任:“自由派既然情愿冒着风险去支持俄国的对外政策(只要对内方针照旧不变，这种对外政策就不能不是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政策)，也就得对自己的这种支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60]当时，俄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反动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却支持这种政策，列宁当然反对这一做法，于是提出自由派必须承担这种政治行为的责任。
在工人以及全体俄国人民实现其政治自由之前，工人们不得不在政治斗争中经历政治风险。列宁对政治风险的考察是以沙皇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切入点的。1917年，在《世界政治中的转变》中，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签订单独和约的政治风险归结为军队发生变故、丧失王位等情况。他当时提出，有可能的状况是德俄两国的单独媾和已经成立，从而改变了这两个“强盗”国家进行政治交易的方式。列宁根据政治事实，设想了沙皇可能对威廉说过的话:“假使我公开签订单独和约，那么明天你……恐怕就得同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甚至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政府打交道。因为革命正在增长，我不敢担保军队不发生变故……将军们同古契柯夫有书信往来，而现在的大部分军官都是昨天的中学生。弄得不好，我可能丢掉王位，而你可能失去一个理想的缔约者，冒这样的风险有什么好处呢？”[61]沙皇必须权衡利弊，考虑是否要冒这样的政治风险。
不仅工人阶级的敌对势力在政治斗争中存在政治风险，而且工人阶级在实际的斗争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1918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说:“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62]在这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对工人阶级政治建设的反扑，成为了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风险因素之一。于是，工人只有“痛打落水狗”，彻底打倒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才能度过这些政治风险。
如果说政治斗争主要是针对敌我矛盾来说的话，那么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主要采取政治监督的方式。列宁曾经设想过人民群众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两种方式:一是选举，二是群众大会。就前者而言，其把尊重群众的选举权摆到较为突出的位置，政府工作的实际效果要让人民来做最终的评判，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工作业绩突出、热情服务人民的政府官员。列宁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63]这是因为，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群众尽管也有选举权，但是资本是政治博弈的最终推手，群众手中的选举权只是形式上的民主，难以真正施展自己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64]但是，于此不同，作为新型的民主形式，苏维埃组织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当中具有消极意义的部分，也就是立法权同行政权相分立的议会制度，“这一制度巴黎公社已开始废除，其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65]苏维埃的做法是“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而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这道围墙，因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66]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通过选举对政府的施政进行监督的权利才会得以真正保障。
在列宁那里，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第二种形式是群众大会。他说:“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67]在这样的一个场所当中，群众不仅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清除各种反动势力，还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利益管理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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