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更广泛的概念看待财富管理

要用更广泛的概念看待财富管理

孙建勇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

关于资产管理的概念，4年前就在陆家嘴论坛讨论过，我感觉现在讲财富管理更有操作性。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汇率的变化突然让我们感觉到中国人有钱了。这么去说，财富管理不仅仅是个人，包括一些企业、政府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用更广泛的概念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财富管理是现在情况下发展市场的需求，而且是必然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下，其实是金融业共同的追求，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都承担了财富管理的使命，都是金融发展共同的利益所在，也是竞争的焦点。

孙建勇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尤其我们进入到一个后危机时代，下一步状况是在加强监管状态下，可能会放松管制。这里面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开放，涉及到新的金融机构的设立，包括一些新的创新会带来新的机遇。外国金融机构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在金融改革、金融创新上会进入一个加速的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产品的创新、服务的创新以及体制的创新，产品是核心，我们这个市场现在刚刚起步，我们的产品都还很简单，所以境外机构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空间。

马德宁提问：

洪副主任是不是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外国的机构对于中国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能发挥什么作用？现在这些外资机构发挥着非常有限的作用，很多的外资银行也不能获得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许可，这是一个改革的方向，未来在财富管理发展当中外资机构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吗？

洪磊回答：

我始终认为外资在华机构对于中国整个金融体系改革，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别的行业我不太熟悉，基金行业基本上是和我们一起成长的。大家回想一下，在我们基金行业初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作公司治理，我们的公司治理当时就是证监会给我们一个范本，我们填一下，董事长是谁、总经理是谁，基本上是抄着范本过来的。

从2002年开始，当时还是小川行长当证监会主席的时候，就开始有计划地推进国际化的进程。所以，基金在国际化方面走了这几步。第一步就是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达到基金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达到37家。合资公司中，在金融领域的比例也是所有金融机构最高的，达到49％。合资机构进来以后，第一个是改变了我们公司的治理，第二个是改变了内控。公司治理，在谈判过程当中，对于不同股东的权利、义务做了非常详尽的安排，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谁当董事长、谁当总经理的划分。内控制度，原来我们也不知道，从2002年开始，在学习、开放过程中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特别是我们合资公司很多外方都是上市公司，他们担心国内的违规会影响他们的声誉，在合规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一个评价，前不久有些外资机构要在华准备开展基金销售业务，对于我们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尽职调查，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国内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公司的内控和治理水平已经达到国外好的机构的水平。

第二，对于我们投资理念的影响。最早我们的机构就是追涨杀跌的理念，价值投资是不知道的。引进QFII以后有很大的改观，在所有机构投资者当中，我们QFII是以不高于市场的换手率取得了高于市场的收益水平。今天我们很多QFII建仓、减仓的行动都成为很多机构所追捧的目标，包括他们选股的方法。

第三，我们的QDII业务，在我们实现了合资以后，进一步开放，让国内机构走出去，进一步学习，提高我们的资产配置水平。

最后，刚才主持人问下一步情况。在刚刚结束的中美经济对话当中，我们又开展了两项非常重要的开放举措，让外资在华法人银行在基金销售以及托管方面享有与国内机构同等的资格。我想，这个开放会对我们下一步国内整个投资顾问行业带来新的启发，一定会引领起一场新的学习风潮。

马德宁提问：

上海不断地在发展。我们换一个角度，比如说有很多海外资金流入中国，而且QDII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后来我们发现，中国到海外的资金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纽约和悉尼的房价也涨得非常快。中国政府希望把更多的钱引到海外去，可以减少外汇的储备。大家觉得上海在管理资金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让香港或者其他的金融中心起作用呢？我希望让俞董事长回答这个问题。

俞妙根回答：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巧妙，我就把问题点穿。我们QDII第一个是2006年出去的，大批的QDII是在2007年出去的。2007年出去，我们“运气特好”，2008年金融危机了。这样一来，差不多第一批的QDII在业绩表现方面是不怎么理想。这是一个短期现象，我们不能说等金融危机过了以后让QDII去抄底。我认为，短期来看，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但最近不少QDII业绩表现不错。QDII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发展空间的，尤其是在我们资本项管控的情况下，QDII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

至于你刚才讲到的，现在有些民间的资本到海外去买房地产，有的地方可能确实是给中国的民间资本炒上去的，具体我没有考证过。我认为，从财富管理这个角度来说，客户一定会有这种需求。之前老百姓钱有限，可能会关注中国的区域市场。当他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本身就有全球配置的需求，不单单是关注中国的市场，更会关注全球的市场，进行一个均衡的配置。所以，我称之为这个制度的安排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你也讲到了隐性的问题，中国的管理人能不能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好。我们既然是搞市场经济，首先也是欢迎海外优秀的机构投资者来争这块业务。当然，在国内的金融机构也不会客气地说我们做不好。我们也会提高，也会做好。这几年，无论保险也好、银行也好、证券也好，跟海外的金融机构相比，我们的相对发展速度还是比较理想。这里面当然我们有后发优势的机会，因为有许多东西可以拷贝，可以学习，可以拿来，我们有后发优势。但是，我们更有发展的迫切要求。所以，对我们来说，走出去也是我们机构发展的需求，也是市场本身发展的需求，包括投资者本身也有这种需求。对我们来说，当仁不让，一定会管好，也一定会做得更好。

孙建勇回答：

关于QDII，从战略层面来说，在宏观层面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国家已经从单一的资本输入进入一个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过去我们缺钱，所以招商引资，捡到篮子里面都是钱。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应该首先看到整个形势和战略的变化。

第二，有一个全球配置的概念，既然是财富管理就要把资产配置在全球的范围内，寻找最优质的资产，这是财富管理必然的需要。像现在国外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实际上有很多价格还比较好的优质资产，这就是最好投资机会。

第三，我们到境外投资，我们感觉到这几年的实践有一点要注意的，除了市场的风险之外，最重要是政治和法律的风险。我们现在签了很多的政治协议，但很多协议还是比较原则的。过去老外到中国来，我们慢慢知道到国外投资也需要签协议，是不是得到一个有效的保障。最重要的还是以政府逐步的引导，从监管方面来看、从政府来看要执行积极审慎的政策，政府和市场应该共同探讨，在开放过程当中的节奏会有一些放缓。

刚才俞董事长说了，我们在2007年也是一起走出去的，但是当时有一个政策是非常好的，除了我们自己的资本金不可以结汇之外，我们自有资金购汇的在投资之后可以随时回来的，这就有效规避了在购汇之后不能及时结汇回来的风险。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当中，我们的保险业没有任何损失，因此政策和管道、方法是很重要的。

马德宁提问：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先问牛行长。今天在会议上一再讨论创新的问题，金融公司要进一步的创新才更有竞争力，而且更加贴近客户。但是在危机的时候，谈到金融创新几乎是一个贬义词了，有很多的金融创新引来了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监管者来说，是不是也应该去进一步的关心金融创新，让这些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创新自由呢？

牛锡明回答：

感谢你问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有很多人都在说，这场金融危机是因为创新引起的。我个人对这个问题还是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恐怕不能够把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是由金融创新所引起的。我有这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金融业的发展包括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的。比方说，1863—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当时就是华尔街发行迷你公债来支撑北方取得了胜利。从19世纪末以来，这10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靠金融创新推动的。所以，我说就看一点好像是衍生产品造成这次金融危机，但在整个历史长河来说，还是金融创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的第二个观点，创新与监管永远是一对矛盾。我个人的观点是没有完美的金融监管，正是因为创新才可能反映出监管的不足，然后再来完善监管。因此我的观点，只有更好的监管，没有完美无缺的监管。如果你要做到监管的完美无缺，那结果就是没有金融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我们怎么看、怎么做，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的第三个观点，中国需要不断地完善监管，但同时，中国更需要创新，特别是金融的创新。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当中，金融创新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的国民收入已经突破了4 000美元，这个阶段特别需要金融的创新。再比如，我们现在的信贷资产，占的比重是非常高的，而在信贷资产当中，长期的资产又占很大的比重。这些长期的资产流动性是很差的，所以需要通过金融的创新来增加它的流动性，来保持银行的流动性。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靠创新的。因此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地去推进。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像交通银行这样的大银行都在上海，我们应该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积极探索。

我大致有这几个观点，也不都对。总之，我想说一个观点，我们还是要积极地推进金融创新。

周宏亮回答：

说到金融创新，应该说各个金融机构和财富管理机构都觉得产品缺乏。实际上，加强协调还是能够设计出很多的产品，关键是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比如说私人银行业务，原来是银行不介入的领域，现在银行也介入了；比如说在移民过程当中，银行可以开展哪些服务；比如说股东解禁，每天都在解禁，私人银行可以开展哪些股东解禁的业务。这不是涉及一个行业的监管，涉及到几个行业的监管。

那么，监管部门的责任到底怎么约定呢？这里面有一些问题。现在私人银行作为一个服务的平台，提供一些信息服务，在怎么创新服务上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去推进。很多富人在国内外的投资有很多都已经成型了，只不过有一些还没有经过私人银行，或者没有经过金融机构。如果把它纳入到金融机构的范围里，涉及哪些监管？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哪些服务？这里面就需要监管部门来制定规则。如果监管部门还达不到沟通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出台一些行业共识，为监管制度做一些安排。

孙建勇回答：

我补充一下，关于创新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很多的讨论。关于金融治理的研究，在加强监管和创新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没有抑制创新的概念，这几年这个观点是得到共识的，就是要加强监管，但还是感到创新不足，不能因为过度的监管抑制创新，这是在很多层面都有一个共识的。监管和市场是一个博弈，在不断博弈过程中向前发展。

市场创新随着后危机阶段的发展，监管是在支持市场创新，这从几个监管部门来说，是比较明显的。可能大家也在管，但更多是遵循一个规则，把创新权、发展权还给市场，交给企业，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进步。

关于产品的创新问题，今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大量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将会出现，这可能是今后的一个迹象。

洪磊回答：

我补充说几句。对于创新大家没有太多争议，成熟市场把创新当成洪水猛兽，因为创新过度，我们今天说创新，是因为我们创新不足。几大监管部门基本的方针是加强监管，放松管制，鼓励我们的机构开展各种各样的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监管部门要在鼓励创新中起到好的作用，关键要划好自己的监管边界。从证监会来说，我们把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在：第一，为创新提供制度供给；第二，我们要建立公共的服务平台，降低创新的成本；第三，要加强我们监管制度政策的落实。

特别是对我们投资类的产品，可能是创新最广泛的领域，作为监管部门来说是监管的重点。第一是诚信。只要你自己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让投资者明白，问题就不大。第二，要注意系统性的风险。因此我们要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防止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其他更多应该是把创新的自主权下放给我们的机构。

孙建勇回答：

在创新的问题中，创新应该是市场和金融机构走在前面，而不是监管走在前面，如果靠监管几个人在那里制定规则说让你创新，这个市场就不会充分、也不会活跃。最近有一个领导做了一个比喻，还是应该市场在前面，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创新。

马德宁提问：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问各位嘉宾，然后让大家进行提问。中国的财富管理部门现在是不是人才短缺？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又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我想问一下俞董事长以及莱斯利·麦克斯先生。

莱斯利·麦克斯回答：

对，我觉得这是上海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挑战。当然你们的劳动力队伍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有专业人士，这是一个挑战。

假如说回顾一下历史，瑞士人原先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主导着私人银行业的，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税收法律。另外，瑞士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私人银行，并且他们也有着做私人银行方面最优秀的国际人才。

再来看现在。新加坡像上海一样，在10年前提出要成为财富管理中心。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展成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主权基金和新加坡管理学院结合起来，这样对行业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是如果说没有这些人才，是很难去管好财富管理业务的。第二，财富管理有很大的信托责任，对于客户，对于那些做财富管理的人来说，都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我们都是在监管业或者说在行业中要保证最高的专业能力。

我想，上海要进一步加强学术界以及制定标准的监管方以及金融机构三方的合作，这样才能把合适的资源放在人才的开发和培训上，我们就不会缺乏人才。在财富管理方面，主要的金融中心都面临着人才的短缺，摩根士丹利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尽量解决这些问题。

俞妙根回答：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确实中国金融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人才的瓶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最大的工商银行在20多年前是人民银行的一个营业部，我们建设银行早期是财政部下面的一个基建部门，转成建设银行，我们的保险原来是人民银行保险处转变过来的。这说明我们商业金融机构最老的也就20多年历史，我们的基金业更短，13年，证券公司长一点，21年。大致是这样的发展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你说我们人才不短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企业发展快或者行业发展快，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事实。同时，也有这样的事实在里面，在中国的许多院校，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现在读金融或者说读经济的差不多到最高分了。这说明什么？就是市场的需求。在上海有很多好的院校，也都是金融类、经济类的录取分非常高，我想这也是社会的重视。但这里面也有一些偏颇，读纯粹的物理、化学取分不怎么高，长远来看是不理想的，短期来看也说明市场的需求在那里，也有市场发展的动力在里面。所以，尽管客观上有这样的缺口在那里，但也可以看到人才培养对于国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在逐步解决的问题。包括我们金融机构，不仅仅是有一个人才培养计划，实际上，我们是全方位的，像基金管理公司，把人才称之为人力资本来管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期可能很难解决，但中长期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场听众提问：

你好，我来自一家投资顾问公司，一个问题问孙建勇主任，关于保险方面的。刚才孙主任谈到了产品创新，特别是保监会正在制定一些政策鼓励创新产品的出台，与此相关的类似更加透明的指数年金、指数万能寿险以及以指数为衍生性的保险产品，这类产品创新从保监会来说，从政策层面有没有一定的限制，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政策指向？

孙建勇回答：

保险创新也是市场发展的一个需求，过去保险主要是做风险保障性的产品，有一段时间发展投资性产品，很靠近基金，大家说，你还是做保险的吗？就提出了一些疑问。近几年市场发展以后，市场产品很单一，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比如说变额年金我们刚刚开始试点，这里面需要的是产品的设计以及销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投资者的管理，比起原来的产品更复杂。有人把它比作类似保本基金，保本基金外再搞了一个担保，而与保险自有的资本金是挂钩的，所以要求很高，需要投资银行资本比较高。关于指数年金，是寿险部在管这个产品，但是我们跟他们讨论比较多，在变额年金试点以后再逐步开展，这里面也已经开始跟一些指数挂钩了。

现场听众提问：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在香港刚听到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将推出“基金一卡通”，把银行的前端收费参考外国、特别是德国的做法。你们有没有评估一下，因为银行是为基金服务的，以后的情况会改善吗？

洪磊回答：

我听出来了，这个问题算是问我的，关于基金销售、基金费用。基金公司和银行之间的竞争，在报端经常可以看到。第一，在中国，我们市场上今天基金销售的费用和国际水平比起来，不是高的，而是低的，中等偏低。但是每个国家费用采取什么结构，是和一个市场的成熟程度、相互作用来决定的。我们今天基金费用的结构，前端收费、后端收费、客户维护费等等，将来还有增值服务费，这些结构开始都是从成熟市场搬过来的。但是在搬过来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前端今天只有销售没有服务。实际上，前端收缴的费只是银行在支付体系当中的一些费用。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现象——频繁地打折，我相信这个折将来会打到和证券公司佣金差不多的水平。从国际的趋势看，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都在反思，最近在欧洲也好、澳洲也好，提出来的改革过程中，都是要取消前端的一次性的收费，放弃前端的，改由投资顾问收增值服务费。因为这种费用会鼓励我们的投资人频繁交易，获得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损害投资人的权益。但因为有长期资金的安排，特别是养老金制度的安排，我们的投资服务顾问队伍就因此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个行业、这个群体才会存在。

第二，在制度还没有安排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安排叫做“尾随佣金”，就是我们销售机构可以分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这个现象也是基于我们对市场观察的结果。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基金销售总体费用不高，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管理费用比国际水平高一点。我们想，在不增加投资人负担的前提下，就是不管是销售也好、管理也好，在不增加投资人的负担情况下，允许销售顾问、基金管理公司在协商博弈基础上分取一部分的管理费，力图达到我们的共赢。

同时，也在这个基础机制安排下，尽可能鼓励我们的投资者长期持有，不要频繁买卖，这样销售机构只要有资产在你的手上，也能分取一部分的费用。我想，这是对我们机构之间制度的安排。

我提醒一下，我们基金的信息披露非常发达，我们已经用电子披露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示。如果有心的记者可以很好地把我们基金的数据做一下分析，你们会发现，在2010年我们基金公司付给银行的尾随佣金占到基金公司管理费不到16％，如果用2010年3月15日实行这个规则之后的数据来分析，大概不超过25％。

现场听众提问：

我是富国基金的，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洪副主任以及莱斯利·麦克斯。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在基金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和银行是密切合作的。全球有两种类型，在美国，在投资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情况下，整个银行和基金是一种开放式结构，就是银行既卖自己的产品也卖别人的产品；但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我们看到的是封闭结构，一般以卖自己的产品为主。中国现在的情况有一点像欧洲的早期，是商业银行为主的。洪副主任怎么看这个问题？10年之后、20年之后中国是会走向欧洲一样的封闭式结构，还是美国的开放式结构呢？也请莱斯利展望一下这个问题。

洪磊回答：

首先，任何国家商业模式的形式，一定有内在的轨迹以及内在的规律，至于今后发展什么样的模式，我想今天我们可能不便作出过早的定论和推测。但我想，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它的使命是什么？是鼓励多元，要反垄断。我们要通过我们制度的供给，以及平台的建设，尽可能提供机会让更多低廉的、小成本的机构进入市场。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些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以后，应该通过提供专业的市场服务，由投资者进行选择，到底哪个模式会成为今后发展的主流模式。

在这些方面，刚才也问到了“基金一卡通”的问题，我可以透露，中国证监会现在正在打造我们基金销售的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这个数据交换平台，就是要改变中小基金管理公司为了要销售、代销其他基金公司的产品，要和若干个基金公司联网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同时，我们还在打造鼓励第三方的支付机构和我们的银行合作，开展第三方的支付，让我们更多的中小型的金融机构以及专业人士可以更方便进入市场，以更低廉的成本，取得参加竞争的机会。

莱斯利·麦克斯回答：

我觉得这的确是指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这里面也涉及利益冲突，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在财富管理这个领域当中，我们觉得一个开放式的市场模式是更好的，不光是销售自己的产品，还要去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时也是面对各种各样的渠道客户。我觉得，上海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前进的。

先看一下历史的情况，我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的客户会经常问我，我应该选哪个股。但是，现在客户就会来问我应该选择哪个产品。现在的提问涉及到了产品，而不光是选哪支股了，这是在财富管理方面的变化。其实财富管理在中国也刚开始，对于基金的经理人进行评级或者说进行评论，这样的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是建一个开放式的架构更好。如果说，金融机构仅仅只销售自己的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例子很少。

现场听众提问：

我是财经网的记者。我非常认同孙主任说的要遵循市场的观点。那么对于监管机构也好，金融机构也好，在现实情况中还是有身不由己的情况。孙主任，你的领导为什么会发出还是让市场先行的感叹呢？

孙建勇回答：

国际经验证明，中国走到这个阶段，开始加快金融创新了。我们现在的体制下，由于文化的原因，我们以前政府引导的比较多，引导的比较多就会给市场一些理念，过去一个阶段是很有成效的。但是现在发展的趋势，新兴的金融机构在创新，过去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在创新，出现了多元的情况，而且市场需求也在增加，说白了首先要满足需求。你满足需求是什么？最直接地是来自市场，最了解需求的也是市场，要支持他们做。监管者做的事主要是制定规则，更主要是看住风险，我认为监管者是动态的风险监管者，如果风险是可控的，就应该支持他们去做。

现场听众提问：

你好，我是《上海证券报》的，两年前保监会和市政府签约了合作备忘录，里面提到会将保险基金创新业务等更多往上海展开，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进展呢？

孙建勇回答：

今天晚饭前，上海市政府和保监会进行了会谈，这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安排。过去几年在合作框架下，保险基金在上海地域的应用还是比较好的。除了新机构的进入，以及新的资产管理公司到上海来，另外，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说上海的地铁，上海市区到崇明的长江隧桥，以及上海世博会等等，保险在里面按照市场的规则都做了很多的支持。大家也看到了，像今年年初到现在做的公租房，下一步是保障房也都还会有支持。新的投资规则，按照《保险法》的规定，有价证券投资在新的领域包括股权投资、不动产的投资等方面都会逐步加大。应该说，未来还是好的。

现场听众提问：

我是来自《财经》杂志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周总，现在在私人银行方面，在产品上提供的数量会略显少一些，而且因为一些监管上的原因，好像打通各个市场的产品种类比较少。在发展私人银行，特别是提供产品丰富性方面，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努力呢？

周宏亮回答：

现在私人银行这个平台，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万能的中介，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银行，它可以解决很多客户的需求。现在客户也不缺乏，产品也不缺乏，主要是内部的机制，或者说监管、风险还有待理顺，这是各家私人银行普遍面临的问题。现在我们推出的服务也不少，除了行业内部的，金融市场短期的理财产品，中长期的像阳光私募、PE、股东解禁或者客户有个性化的需求，他的希望是什么，我们可以和专业的机构进行合作。

我们和农行、还有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私人银行进行合作，在跨境金融服务方面有一个合作协议。包括外资银行产品研发的团队，怎么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安排好，整合好，为客户提供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这个产品和服务，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以往的产品都是从存贷款角度派生出来的，私人银行的产品涉及方面比较多，三方面、四方面甚至五六方面的关系。这五六方面的关系，有些是经过信托平台，经过信托平台的，法定关系是信托，真正关系可能是投资顾问在起作用，信托只是起了一个平台作用。但是产品的总顾问是银行在后面安排各种关系，各种责任和义务。这样的产品，现在也不少，把各方面整合起来，为客户提供服务方案，也解决了各种监管的问题。

实际上投资有很多的东西在推，只要客户有这种想法，我们有的可以叫产品，有的可以叫服务，有的可以叫提供信息。过去说，产品就是自营和代销的，除了自营和代销还可以给客户提供一种信息服务，我银行有资源，可以把很多投资者的信息告诉客户，也回避了一些监管，让客户自己决策判断，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现场听众提问：

你好，我是新浪财经的，请问一下洪副主任，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三方基金牌照颁发时间能不能透露一下？第二个问题，现在上海基金业执行的一些鼓励计划，为解决基金人才不稳定的问题，请问您这边怎么看？

洪磊回答：

大家非常关心我们的第三方销售牌照发放的问题。第三方销售牌照的发放，是要基于我们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修订的正式颁布。大家都知道，2010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目前正在修订过程当中。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几项工作我们要落实。大家都知道第三方销售机构的批准，是以监管部门有能力监控我们销售机构资金的走向为基础。如果不能把握这个，我们是不敢轻易去审批第三方的销售机构的。目前可以跟大家说，关于资金监管的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基本上已经有眉目了。同时，第三方的资金监督和划转的平台，有两个已经试点成功。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办法就会颁布，也会生效。颁布以后会有一批专业人士发起第三方销售机构，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

另外，如何让管理人和持有人利益一致，这是赢得社会公众对于证券投资基金信任非常重要的前提。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基金经理这几年变动率比较高，如何让基金经理能够更专心一意地为我们的广大投资人服务，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收入的相当部分变成他们的基金份额，只要通过管好他的基金，财富就一起成长。我想，这个措施会受到广大基金投资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