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前新中国制度结构的变化与期货市场制度变迁

第四节　20世纪90年代前新中国制度结构的变化与期货市场制度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期货市场制度变化受制于整体制度结构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视作一个封闭的制度结构，“文革”后期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则是这个封闭制度结构边际的扩展，改革开放则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的制度结构逐渐改变为开放的结构。期货市场制度在这个制度结构的变迁可以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变革，这可以视为整体制度结构的变化，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制度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制度结构内部某些制度的不均衡，新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势必会采取强制措施建立一整套和谐的均衡制度结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通过包括行政手段力图稳定物价，期货市场这种制度对政府的制度构建造成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因为非政府主体没有规避风险的需要，而期货市场如果继续存在，对政府维持现有制度甚至有害，所以期货市场这种制度的存在，就是制度供给过剩。在政府主体发生更迭时，新的政府主体对因制度结构改变而供给过剩的期货制度剔除就是政府的职能。

其次，在“文革”后期，原先封闭的制度结构的边际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部分开放，即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安排本国的经济建设。虽然本国内的制度结构稳定，没有也不需要进行期货市场制度建设，但制度结构的边际开始失衡，必须借用与制度边际相兼容的外界制度安排，而国际期货市场就是作为这样一个制度供给出现的。中国是作为边际制度的接受者，这不是一个中国制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制度边际衔接的一种安排。

再次，改革开放是制度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局部到整体的。在制度结构变化的过程中，一些新的制度需求开始产生并逐渐强烈，发生了制度的不均衡。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是价格改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核心就是要让价值规律起作用，通过价格的波动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在价格波动中，非政府主体产生了对避险制度的需求。作为避险工具的期货市场作为一种可选择的制度安排进入了制度供给者——政府的视野，通过对各种制度交易费用的比较，期货市场这种制度成为政府的一种选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但由于制度改革目标的不明确，期货市场作为一种子制度安排并没有立即完全正式建立起来。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期货市场的存在是制度过剩的，是与当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相适应的，其消失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实现了制度的不均衡到新的均衡。“文革”后期，中国利用国际期货市场是由于制度结构边际的变化而引起的，是对外界制度的利用，没有发生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阶段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话，中国的期货市场则是在整个制度结构逐渐变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诱致性风险管理制度需求，但制度供给是由政府实现的。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67—93页。

[2]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794—796页。

[3]袁远福《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第208—223页。

[4]林毅夫《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林毅夫、姚洋编《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5]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难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2—13、48—52、184页。

[6]陈东林《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8月第2期。

[7]宋林《陈云与华润》，《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6月。

[8]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222页。

[9]熊亮华《红色掌柜陈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63—271页。

[10]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78页。

[11]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12]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著《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