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后期货市场的制度变迁

第六节　重生后期货市场的制度变迁

期货市场的重生、规范整顿、扶大限小、交易品种的变化等是期货市场这种制度内容和范围的不断调整，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

期货市场重生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以后，研究较早，认识到期货市场潜在利润的一部分地方、行业率先办起了期货市场。在当时经济过热的环境下，先建立的期货市场呈现繁荣景象，这种示范效应促进了期货市场制度的自发扩散，但也酿成了全国数十家交易所林立的乱象。可以说，这是期货市场制度供应严重过剩的表现，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导致的一种新的制度不均衡，亟须消除。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如果任由制度变迁自发演变，由不均衡到新的均衡，必将经历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交易成本。

规范整顿、扶大限小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降低了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一定的制度性服务^[34]。即国家有制度实施及组织成本方面的优势。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政府生产公共物品比私人生产更有效;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供给不足，政府可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成本^[35]。以规范整顿为主要内容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主要是针对期货市场制度建立时的供给过剩进行的，所以两次规范整顿的主要内容都是剔除过剩的制度供应，如两次减少试点交易所的数量、减少期货交易品种。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前，期货制度供给过剩是由当时的经济体制过度状态决定的，具体表现为相当多商品或资产并没有完全由市场来定价，在这种情况下的期货制度供给就是不适应的，所以是过剩的。而“扶大限小”政策则是强制性期货制度变迁的成功代表。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后，小品种活跃、大品种清淡的期货市场结构已经明显不符合政府制度供给的初衷，但由于路径依赖，通过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实现期货市场结构的转变并不容易实现，所以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就是最经济的方式。

稳步发展时期，以新品种的上市为主要内容的期货市场制度变迁是诱致性的。期货制度供给是否过剩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要与变化了的制度结构相适应。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后，相对于旺盛的对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期货市场品种的不足是制度供给不足，具体地表现为具有期货市场特征的各地、各种批发市场的产生。交易所、经纪公司作为期货市场制度供给的受益者，清醒地认识到增加期货制度供给对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自发地推动新品种的上市，即推动期货制度的变迁。中央政府基于自身目标函数与非政府主体制度需求的一致性，从政策上放松了对期货制度变迁的约束。即非政府部门的交易所、经纪公司是推动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集团，而政府是参与博弈的第二行动集团。但主要由于不同行业和地区都有将制度供给的收益内部化的要求，即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代表的利益的不一致性，增加新品种上市的制度供给并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制度需求，仍存在一定的制度不足。整体上，可以将稳步发展时期的制度变迁表述为制度结构约束条件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注释】

[1]国家体改委流通体制司《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进入准备实施的新阶段》;杜岩，刘俊英主编《期货交易管理法规概览》，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5—6页。

[2]郑元亨、彭刚《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发展》;杜岩、刘俊英主编《期货交易管理法规概览》，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47—52页。

[3]廖英敏《中国期货市场的发育与发展》;孙尚清主编《中国市场发展报告(1994)》，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55—77页。

[4]上海商品交易所由上海石油交易所、上海建材交易所、上海农贸交易所、上海化工商品交易所4家合并合成。见《上海经济年鉴》编审委员会编《上海经济年鉴1995》，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经济年鉴》社出版，1995年9月第1版，第354页。

[5]沈开艳《中国期货市场运行与发展》，学林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345页。

[6]马庆泉《中国证券史》，中信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97页。

[7]廖英敏《1994年中国期货市场的发育与发展》，孙尚清主编《中国市场发展报告(1995)》，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8—94页。

[8]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588页。

[9]以上年为100，当年较上年的CPI增长来表示，1993、1994、1995年的CPI增长分别为14.7%、24.1%、17.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10]万国证券的空仓各处未见报道，但可以推算。1口为2万元面值国债，据此来计算，万国证券2月23日开市后的空仓在500万口以上。但此处似有误，因为《证券市场周刊》又称如果按较前一天收盘上涨3元多的151.30元平仓，万国证券亏16亿元，那么每上涨1元亏5亿多，持仓应该是250万口略强。

[11]《证券市场周刊》总第1344期，2007年第31期，第92—104页。

[12]具体做法是:不准开新仓，交易所组织会员协议平仓。平仓清场截止到5月31日。

[13]上海期货交易所是由位于上海市的上海金属交易所、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上海商品交易所三家合并而成的，但基本的品种是金属交易所，所以保留交易所取上海金属交易所的成交金额为代表。

[14]上海金属交易所是1992年开业的，很多其他交易所在1993年才陆续开业，所以上海金属交易虽然1992、1993年绝对成交额不大，但相对份额却很高。

[15]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前引《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

[16]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暂停粳米、菜籽油期货交易和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管理的请示＞的通知》。

[17]“爆仓”指期货投资者在期货价格的不利运动中无力追加交易保证金，现有保证金达不到最低保证金要求或不足以弥补亏损而被迫平仓的情形。

[18]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品种的“扶大限小”政策既是国发［1998］27号文件精神的发扬，也是在2000年以后一系列工作上的具体体现，现有的文件中没有具体的表述。见诸于2000年相关的行业报道，并以郑州商品交易所绿豆品种保证金提高至20%，小麦保证金降低为具体体现。

[19]“扶大限小”政策没有正式的文件。但该精神体现于中国期货市场大品种较低的保证金和小品种较高的保证金，这一提法也频频见于2000—2001年间的《期货日报》、《证券时报》等专业报刊。

[20]林毅夫:前引《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第378页。

[21]1998年3月29日，国发［1998］7号《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通知》。

[22]施明慎、田俊荣 《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第6版。

[23]罗文辉《变相期货交易引争议，大宗电子交易市场上书》，《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15日。

[24]熊毅《琼胶连续暴跌四日，兰生股份遭遇空头陷阱》，《经济观察报》2003年9月28日;钱政宜《琼胶事件画上圆满句号，4.51亿救活兰生股份》，《国际金融报》2004年11月22日;《中国证券报》等国内主流经济媒体亦有报道，并见于《成都商报》等地方报纸，此处为各报道的综合。

[25]原交易保证金为800元/吨。此一事件被一些期货市场人士解释为停止开新仓后，空方预埋的多单平仓，导致连续跌停，造成多方浮亏，被迫追加保证金，然后提高交易保证金，多方保证金不足，在低位被迫平仓，即多头落入了“空头陷阱”。

[26]绿豆虽然挂盘，但几乎无交易，可以忽略，故表5－8、5－9均未显示。

[27]2003年3月28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了强筋小麦期货合约。严格地说，强筋小麦期货不是一个新品种，它是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小麦品种的基础上选择了其中的一类以进行期货交易。该品种的批准只经过了中国证监会。

[28]豆粕期货是第二次整顿后的保留品种，重新上市交易只要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即可，不需要复杂的程序。于2003年3月28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的优质强筋小麦和2004年12月22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的黄大豆二号(进口大豆)都是原先保留品种的细化，也只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即可。

[29]2005年总成交额的下降是因为高价值的铜的成交量下降，而低价值的豆粕的成交量上升，但总成交量是增加的。

[30]冯雅《国家发改委:物价上涨综合性原因需综合性措施》，中广网北京12月2日消息。

[31]江国成《发改委:一批公司因操纵绿豆大蒜价格被查处》，新华网北京2010年7月1日电。

[32]《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谈“认清形势，妥善应对，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中国政府网北京2010年11月10日。

[33]蔡琮琦《证监会:强化期货市场监管，坚决抑制过度投机》，《中国证券报》2010年12月1日(A1，A2)。

[34]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267页。

[3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