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产品和服务体现金融中心的利润

通过产品和服务体现金融中心的利润

张光平　上海银监局副局长

我自己十几年在纽约、东京、香港、上海、北京工作，主要谈谈我的体验。上海离区域金融中心还有多大的距离，我们现在存在主要什么样的问题，下一步怎么走，也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区域金融中心有很多的特征，我看过不少的文章，觉得有三个特征可以基本地反映出来：第一个是产品的丰富程度；第二个是市场的活跃程度；第三个是人才的聚集程度。这三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把金融中心从不同的方面有所衡量了。没有丰富的产品很难说金融中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了产品但如果交易不活跃也很难说是一个金融中心。当然要支撑产品的丰富性和产品的流动性，一定要有很多金融产品方面的专业人士。我感觉上海作为一个区域、作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整个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一个基础是基本具备了。市场的基本框架也具备了，我们的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期货交易市场，这几个市场基本上都在上海，“两个基本框架”已经具备了，但是从产品上来说我们还达不到丰富的程度，很多的产品我们是缺位的。

首先看债券交易。股票市场当然这两年活跃起来了，我就不用专门说了。像债券市场基础的产品，基本市场的产品，交易所交易的产品、柜台交易的产品丰富的程度，还有很大的差距。国际市场这二三十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型产品，我们经常说的金融衍生产品，到目前为止金融期货仍然缺位，各种期权还是缺位的。所以说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应有的最活跃的产品大多数我们还没有，这是从产品上来说的。产品上面我还可以再加几句，现在柜台交易的衍生产品，银监会2003年初成立不到半年就推出来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暂行管理办法，2004年2月份开始实施，现在有60多家国内外的银行已经拿到银监会这方面的牌照，这几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产品仍然是很简单的。包括远期交易、外汇互换、利率互换在内，简单的产品我们都有了，但是讲到产品的流动性仍然是非常的低。我们根据前几年的增长程度，我们占到全球犌犇犘的6.2％到6.3％，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产品我们连全球的0.1％都不到。

股票市场这两天活跃起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国债，银行间的国债流动性非常低，交易所交易的国债流动性也没有高到哪里去，我们说的这几种新型的柜台交易的衍生产品流动性也是非常低。这是市场的流动性。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数字，这是巴塞尔银行业协会每三年公布一次的全球100多个国家4月份平均的外汇交易额，这全部是公开的数字可以用的。我们国内2007年4月外汇交易额，不要说跟国际上相比，就跟印度比，我们只有印度的1/4强一点。去年印度占我们的犌犇犘不到1/3，我们基本上是3.2、3.3万亿美元，外汇交易量我们连印度的1/4都不到，就是我们市场的流动性、产品的流动性仍然是非常低的。

第三个方面，我简单提一下，就是人才的问题。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伦敦交易所的一位总裁讲到伦敦有40万的专业人士，这个数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的，其中20万是国际人士，只有有了国际的人士，我们才能有国际融资的产品。人才方面，一个可以通过引进，但是光引进也不行，我们还要自己内部加强培养、加强培训，但是都需要一个过程。产品我们这几年国内发展最快的是理财产品，大家都知道的，中外资银行在我们国内去年有1000多种理财产品，但是大家看看我们国内的银行，仅占不到1/4，外资银行超过3/4，这是很大的对比了，就是我们对产品的了解程度、熟悉程度、产品的设计、产品的定价，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从这三个方面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真正的金融中心要成为区域，从区域再做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利润只有通过产品和服务才能体现出来。当然产品包括两类，交易所交易的产品，需要我们各种交易所努力设计。设计出来了、推出来了，还有一个流动性的问题，需要我们金融机构，银行类、证券类的各种金融机构的产品要有一定的活跃程度。

我花一分钟简单讲讲市场流动性。为什么我们有了产品，流动性还这么低？我们的国债二级市场，正是由于流动性不足，我们可靠的利率、国债回报曲线、利率曲线都不太容易建立起来。建立不起来，我们的风险管理、产品定价都难以找到一个有效的依据，这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当然市场流动性不高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在柜台交易的产品真实需求。我们的利率互换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并且政策也要尽可能地做到与时俱进。吴晓灵副行长在国务院的一次讲话当中表示，我们要逐步地放松一些真实需求，市场如果没有一定的投机性，这个市场很难活跃起来。

总结我各个方面的工作体验，还有从产品的丰富性、市场的活跃性和人才的聚集性入手，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竞合，我觉得拿上海现在这个状况，我们应该用三个字——“学、合、竞”。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学习阶段，竞争绝对还谈不上，因为从产品上面我们连真正国际市场流动的产品，我们大多数机构还不熟悉，还要学习。通过学习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作，没有学习，合作都不一定是公平的。先学习、合作，然后五年、十年以后才有竞争的。我们只有学习、只有试水，才能真正熟悉国际的市场，才能从游泳池里到河里面，从河里面到江里面，从江里面才可以到洋里面，到太平洋里面。所以首先是学习、合作，以后才是竞争。谢谢大家。

听众提问：

听了任总裁的演讲，我也很受感动。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任总裁。第一个，在内地上海、北京、天津几个城市金融业发展势头都不错，有的已经初步成形，有的是有潜力，如果让香港来选择的话，您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城市作为您的合作伙伴？您把哪一个城市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这是一个选择题，很简单。第二个问题是问主持人，梁先生提到香港的未来依托于内地经济，任总裁也提到要建立香港和大陆之间的金融渠道。那么我想问的是，任总裁怎么看人民币产品在香港的发展潜力？您期待着大陆有关部门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支持香港人民币的发展。第三个问题更长远一点的，刚才嘉宾引用了温总理的话，要“三互”，也讲到交流的渠道，梁先生也提到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从长远来看，您怎么看待港币在香港的地位？从现在起看50年后，香港人民币和港币的地位。

任志刚回答：

香港的人民币和港币，你要等到2047年再问了。我觉得人民币作为货币这是很好的，现在香港人民币的银行业务已经有了，人民币债券的业务已经发展了，其实我也不反对香港的股票市场把人民币作为交易币种，人民币的交易我都不反对的，并且我们已经在香港建立了一个人民币支付系统，这个支付系统和我们港元、美元、欧元系统联系起来的，一个很好的、很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平台，我们是欢迎的。关键是内地是否放心，再放开一点。那么你说竞争对手、合作对手，我不讲竞争了，我发言的时候说了这两个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三互”关系，是互助、互补、互促的，如果说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互动，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货币的问题、货币兑换的问题，资本项目是否开放的问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香港是非常开放的、自由的地方，内地还有一些管制，所以关键是内地的政策，不是在香港。

听众提问：

我来自于上海期货交易所。有一个问题，刚刚各位专家都提到了国内的金融中心以及香港和上海的比较，前几天北京市政府发布了一个城市规划，也要发展北京金融中心，天津也在做一个柜台交易市场的中心，黄副市长所在的重庆市也在致力于为西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我想请各位专家就您的角度来看，中国各个致力于金融发展的城市怎么样定位？谢谢。

黄奇帆回答：

我觉得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讲，今后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看的话，我认为就是香港和上海，北京作为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它之所以是金融中心因为有很多大的机构都进驻在北京，所以它就是中心。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上海跟国际接轨的程度到了一定的时候，比如说到了五年、十年以后，人民币自由兑换了，资本放开了，资本市场跟国际能够更深层次的接轨了，我认为交易所在上海而不是在北京，所以国际金融中心一定在上海，而不是北京。

罗伊·莱顿回答：

到底在中国哪个城市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比如说人民币完成可以自由兑换之后，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情况如何？我先来说说欧洲的情况。现在欧盟有26个国家，而中国也是个很大的地方，我们实际上是有一种轮毂体系，就是说各个地区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去发展自己的金融产品。当然上海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香港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了，我觉得恐怕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再出现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不过有一些地区性的国内的金融中心是会建成的。

听众提问：

有个问题问一下任总裁。现在每当犃股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比如说在大小非减持使市场有压力的时候，市场上就有一种呼声，希望国家能够出来救市，大家经常提到印花税调整，为什么证券市场总是有这种思路或者说心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今天上午有两位都谈到了，金融安全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希望能够在各个监管机构之间成立一个比以前更密切的协调机制。那么能不能请王局长谈谈，是更适合一个混业的监管，还是更适合一个单一业务的监管？

任志刚回答：

就我的理解，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市场波动、市场调整是会引起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政府有一个责任要去搞好它。在1997年、1998年，有很多人炒卖香港的汇率，我们看到这个市场闹得很大，如果再不干预这个市场，让他们这样闹的话，那么可能整个金融体系会动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干预市场了。干预是成功的，我们赚了钱当然是成功了。但是在内地比如说印花税调整，是否应该干预市场，是否是救市呢？是否是救火呢？很难说。背景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再跌的话系统会引起一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很重要的话，干预市场也可以的。但是一定是有系统性的问题，才应该干预市场，要不然的话应该由市场自己决定。我就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清楚了。

听众提问：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主题是全球和地区金融中心的竞合。现在我们还没有谈到潜在的竞争问题，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加强他们金融之间的合作前景如何？会不会建成像欧盟那样的亚洲的金融联盟呢？因为欧盟的建立事实上也是促进了欧洲各国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在亚洲也有同样建成金融联盟的可能性？

王瑞杰回答：

我们的确讲了很多关于相互之间竞争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需要高度的合作。我们现在讲到了在中国之内的竞争，比如说内地跟香港之间的竞争。可是实际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个好事情，如果上海建成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话，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样资源的配置就会更加高效，对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也是能够促进整个地区的繁荣和发展。我们不能够忘记，金融实际上只是一个手段，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对于中国以及整个的亚洲来说，我们都面临很多的挑战，在经济增长方面，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还有就是去对付急速增长的亚洲人口方面我们都面临很大的挑战。像中国、日本，还有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到现在大约有5.4∶1的工作人口跟抚养的人口之比，但是到2015年之后这个比例恐怕会大大降低，在中国、印度、南亚，实际上都是面临着极大的人口变化所带来的压力，每年有很多人口涌入了城市。

在亚洲储蓄率非常高，在亚洲地区建成金融中心，对于亚洲人民，对于全球人民都是有益的。我们如何合作，是不是应该建成亚洲货币联盟或者亚洲金融联盟，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达成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是我觉得有三个具体的方面，各国的金融中心必须要合作。一个他们必须要进行宏观经济相互之间的发展协调，实际上亚洲许多国家都曾经在金融危机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第二点各国的监管者也可以去相互合作，我们可以避免像在今天的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第三个领域就是在发展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我们应该允许这个市场自由地去发展，我们也可以共同协作来进行市场的发展，比如说亚洲债券市场。还有更多的去承认一些跨境的一些投资工具，昨天也有人提到我们现在中国的资产已经这么多了，必须要加强对全球的投资。因为保险公司他们的负债都是长期的，他们不想在一个国家里去投入大量的资产，如果把所有的资产都投入在一个国家的话，风险就太大。这个实际上不仅仅限于中国，对于新加坡、对于伦敦、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说都是如此，大家都希望使任何一个投资工具都可以跨境实现。我们不仅要强调金融中心的建设，这只不过是一个实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去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