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技支出的经济分析

第二节　财政科技支出的经济分析

一、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可以由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实现，也可以由这些投入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前者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长而带来产出的增加，但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配比在一定时期内是保持稳定的，而自然资源总是稀缺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外延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必遭遇资源瓶颈的约束而难以为继;而后者是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改变各种要素资源的配置比例，从而提高单个要素的产出效率，因此，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途径。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要按照一定的比例以某种具体形式结合在一起。技术创新能够降低其中某种要素的使用比例，从而节约资源。例如，应用机器设备可以大量节约劳动力，使用某些技术可以降低能源消耗率。技术创新还可以改变资源结合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例如，自动化生产线改变了生产组织和管理方法，提高了劳动的专业化程度，促进了产出增长。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用生产函数的移动来表示。如图7-2所示，f₀和f₁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前后的生产函数。由于技术进步，生产函数曲线由f₀移动到f₁，由于技术进步，相同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大的产出。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作用也要受到资本存量或投资能力的约束。从上图可看出，当资本存量处于较低的k₁水平时，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出增加为AB;当资本存量处于较高的k₂水平时，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出增加为DE，后者明显大于前者，说明技术创新的作用与资本存量成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现代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只有较大规模的资本存量，才能保证新技术的效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而且，技术创新一般意味着生产过程“迂回”程度的增加，生产过程中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生产要经过更多的中间环节，使用更多的技术手段，这就要求或多或少地增加资本投入或扩大资本存量。虽然也有节约资本的技术，但是从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长期过程来看，实现技术创新同时也要求资本存量不断地持续性增长。从资本、人力、自然资源的要素配比变动的整体而言，由于自然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经济的长期增长受到资源的瓶颈约束将会比较明显，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提高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

而一国经济为什么会实现持续性的增长呢?按照索罗模型的解释，正是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才克服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克服了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但这并非否认经济增长中资本的作用，正是由于资本的不断积累才使得技术进步成为可能，资本和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也是一种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1]

图7-2　技术创新与生产函数图

二、技术进步测算方法

自192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H.Douglas)阐述生产函数以来，这种描述产出量与投入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195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洛(R.Solow)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成功地分离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使他荣获了198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索洛之后，西方各国对测算技术进步作用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对技术进步作用加以分解，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如丹尼森(E.F.Denison)。二是建立更有一般性的数学模型，如构建CES生产函数(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至今，有关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依然持久不衰。

测算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大小指标时，主要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对经济增长中的因素进行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资本、人力等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增长是资源投入型增长还是技术效率型增长，从而进一步评估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与要素投入贡献度的比较，就可以确定一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与技术升级为主。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是最早由索洛(Solow，1957)于1957年提出来的，故也称为索洛残差。

三、关于技术经济贡献度的历史数据

(一)　国际上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利用世界各国的统计资料，从数量上测算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库兹涅茨分析了7个较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100多年的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要素总投入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率下降，而要素生产率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明显上升。根据库兹涅茨的计算，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加有50%-70%应归因于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丹尼森研究了1929-1969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情况。这40年间美国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41%，其中来自生产要素投入的部分为1.82%，余下的部分则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包括规模经济(0.36%)、知识进展(0.93%)和资源配置的改进(0.30%)。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929-1948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75%，1948-1969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4.02%，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快于前一个时期，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45.5%提高到47.5%。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知识进展的贡献最大，占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贡献的62.6%。可见，知识进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而且其作用还呈现上升趋势。

另外，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小还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整体而言，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物资与人力基础较好，法律体系比较完善，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落后的地位，更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受原有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实际所起的作用比起发达国家来还有很大差距。

(二)　国内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

从国内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经历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采用各种西方经济增长模型来对我国不同发展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尤其是在克鲁格曼(1999)提出“东亚无奇迹”的论点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从估算结果来看，舒元(1993)曾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2-199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为0.3%。王小鲁(2000)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199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1953-197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7%，1979-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46%。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有形资本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占80%左右，无形资本与结构变动的贡献份额大约为20%，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尚处于以粗放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韩廷春，1999)。也就是说，我国在近20年内实现的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以大量的物质资源消耗和劳动投入为代价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物或有形的资本积累是最重要的增长源泉，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要实现质的飞跃，要迈入可持续发展阶段，要求增长方式逐步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当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及其他无形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日趋显著时，经济增长方式就将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毋庸置疑，技术创新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从郭庆旺、贾俊雪对中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如表7-2所示)结果显示:在1979-2004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是一种典型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其研究结论表明:1979-1993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1993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则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直到2000年，这种下降趋势才得以缓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呈现出逐年攀升的势头。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891%，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9.46%。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以及经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而与此相对照的是，我国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90.54%，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2]

表7-2　中国1979-200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

数据来源: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第58页;小括号内数值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