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分析

第二节　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分析

农业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从不同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得到证实，因此财政支农支出就显得十分必要。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表明，财政支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农业经济理论

(一)　二元结构理论

二元结构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发展中国家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后经拉尼斯和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等人发展和完善。“二元”一词，通常来说是指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或国际间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分化，如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部门或地区间技术上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本国社会制度与外来社会制度之间在社会风俗习惯和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等。

在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结构论为发展中国家消除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荣、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发展思路，对研究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也应该应用二元结构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合理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1.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W.A.Lewis，1954)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刘易斯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呈现出二元性，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种部门，一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二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部门(传统部门)。在传统乡村农业部门里，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而言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使得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自发地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刘易斯假设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也就是说由于劳动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为负的状况，其供给数量即使在工资水平仅仅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仍然超过需求。随着乡村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城市工业部门的规模越来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从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就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同时，随着乡村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会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逐渐增加。最后，城市工业部门吸引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难度加大，工人的工资就会提高。“这个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这个点也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农业生产率将和城市工业生产率相当，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工人的工资收人最终相等，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刘易斯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正是工业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发展中国家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在于将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城市工业部门，使其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

刘易斯模型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但也存在着一些与现实不符的缺陷。首先，在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仅是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的劳动力，也包括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的“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其次，刘易斯模型在分析劳动力转移时，单方面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扩张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从而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没有看到农业自身的发展，认为农业发展是被动的。实际上，工业部门的发展往往需要依赖农业的发展，需要农业为其提供粮食、原料和市场。再次，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大的不足在于只承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认为城市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实际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

2.刘易斯模型的演进

1961年，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C.H.Fei)在其论文《一个经济发展理论》中修改了刘易斯对农业部门在劳动力转移中是被动的、对城市工业发展没有任何影响的错误假设，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自身提供的农业剩余产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以此补充和完善了刘易斯模型，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新的模型将二元经济结构发展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小于零的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工业部门工资阶段和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工业部门工资阶段。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即为“刘易斯转折点”。该模型认为，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平衡进行，是劳动力流动进入第三阶段的前提条件。拉尼斯和费景汉还认为，工业部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决定因素，不仅是资本积累，还应包括技术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D.W.Jorgenson，1961)在《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的发展》一文中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以农业剩余为基础，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乔根森认为，当人均粮食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时，就会产生农业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是以农业剩余的出现为前提的，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的规模逐渐增大。同时，乔根森还指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除了受农业剩余的影响，还受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结构的改变的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档次越来越高，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传统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低，这也引导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以满足更多的人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1975)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基础上，修改了城市充分就业的不合理假设，在考虑城市失业率的条件下，提出了新的二元结构劳动力迁移模型。托达罗认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并不取决于城市收人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异和迁移者在城市中的就业机会或失业风险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只要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大于失业的概率，同时城市中预期收入高于农村中的现实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农业劳动力也愿意转移到城市。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考虑了城市失业率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把城市失业率引入城乡人口迁移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城市存在较高失业率时农业剩余人口仍然向城市迁移的原因。

(二)　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论”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4]论文中认为，传统农业虽然贫穷但有效率。他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影响之下，农业成为“糟糕经济学的很大的牺牲品”。舒尔茨认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农民对刺激的反应力被忽视了。舒尔茨认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虽然农业生产率低下，但要素配置已达到最优状态，“依靠重新配置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所拥有的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的增加。”^[5]根据这个观点，舒尔茨断言，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落后和贫困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6]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传统的农业改造成现代化的农业。传统农业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传统农业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传统农业中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他同时对于引进生产要素给予了说明，认为在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时，供给是重要的，“这些要素的供给者掌握了这种增长的关键。”为了获取新的生产要素，需要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机构导出适合本国条件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推广等机构将这些要素转移给农民。舒尔茨特别强调，导出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导出杂交种子、机械、肥料等要素，而且要导出具有现代科技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他强调政府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认为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而且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各种历史资料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7]主张政府加大向农民的投资，这种主张包括两个论点:“农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是头等重要的;这些能力与资本品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有一件基本事实，即所获得的能力并不是免费的;这些能力需要实在的，可以确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在这一点上，迅速的持续增长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此外，舒尔茨还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理性的，对价格和其他刺激是有灵敏反应的，以此来反对政府推行歧视农业的价格政策。

舒尔茨的理论否定了当时占主流的经济学家对于农业地位及作用的认识，纠正了对农业的偏见，得出了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落后和贫困的根源的论断，并明确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和作用。他的这些见解，加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唯工业化经济的后果，促使重工轻农的经济学家们对以往理论的反思和调整，并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方法，对发展中国家正确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印度经济学家加塔克进一步发展了舒尔茨的理论，对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缺乏适宜的技术替代是原因之一，另外，即使有适宜的技术，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对新技术缺乏了解以及信息传播不畅，并且采用新技术存在风险等原因，使农民无法采用这些适宜技术。加塔克认为，虽然传统农业技术是保险的，而且也是有效率的(要素配置达到最优)，但是这些技术有生产率低的缺陷。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技术的停滞，而它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和贫穷。最后加塔克得出结论，要改变传统农业，首先必须设法把新的技术进步引入农业生产体系中。

(三)　速水和拉坦的“诱导的技术与体制变革理论”

日本农业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拉坦(Vernon W.Ruttan)，基于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的历史事实，在20世纪70年代初共同提出了一个称为诱导的技术与体制变革的理论。^[8]他们把农业技术的变化看作是由市场力量引导的，其中心论点是，要素供给的相对稀缺性导致要素价格的变化，要素价格的变化导致技术进步的变化，实现廉价投入品对昂贵投入品的必要的替代。

速水和拉坦在其农业发展的诱导技术变迁理论中认为，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其资源条件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突破。土地、劳动这类初始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及其供给弹性的不同，在要素市场上表现为它们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会诱导出节约相对稀缺而价格相对高昂的资源的技术变迁，以缓解供给缺乏弹性的稀缺资源给农业发展带来的限制。劳动供给缺乏弹性或劳动相对于土地价格昂贵，会诱导出节约劳动的机械技术进步;土地供给缺乏弹性或土地相对于劳动价格高昂，则会诱导出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进步。速水和拉坦指出，诱导的技术变革是一个不均衡的动态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平衡或不均衡的出现是引诱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制度中几个因素之间的不均衡形成瓶颈，这些瓶颈把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和公共管理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关于获得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这些问题的解决上。”在速水和拉坦的模型中，体制变革也是相当重要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诱导的技术变革受体制的阻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缺乏适当的农业研究机构来促进技术变革的发生。因此，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来突破这一瓶颈。速水和拉坦认为，组织和资助体制改革的主要责任必须由政府来承担，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1)　发展中国家农业研究的预期商业收入太小且不确定，因而不能吸引私人投资者;(2)　私人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主要偏重于资本密集型机械技术的研究，而不愿从事土地和劳动密集型的生物技术的研究。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研究需要由国家来承担。

(四)　库兹涅茨的“要素贡献论”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还从不同的侧面对农业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要素贡献理论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的六篇讲稿》^[9](1964)中，论述了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以下贡献:(1)　产品贡献。工业化的速度是以农产品增长率为条件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就业人员提供食物，而且还要为某些制造业、纺织业提供原料。前者可称为食品贡献，后者可称为原料贡献，合起来成为产品贡献。(2)　市场贡献。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即使工业部门工人收入高于农民收入，由于农业部门规模巨大，农村必然是国内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农民购买服装、家具、日用品及建筑材料等消费品和化肥、农药、农机及其他投入品，扩大了工业品的需求，刺激了工业生产的扩张。这样农民作为工业品的需求者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另外，农业的市场贡献还包括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给非农部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库兹涅茨称前者为“生产过程的市场化”，后者为“农业净产品的市场化”。并且，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的这种市场贡献将不断增加。(3)　要素贡献。指农业资源向其他部门的转移，即资本和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把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依靠市场力量自动转移;二是依靠政府力量强制转移。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行政和经济政策手段，强制将农业的剩余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对工业化的劳动贡献是显而易见的。(4)　外汇贡献。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工业扩张所需的资本品和原材料必须从发达国家进口，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外汇来源。由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品出口能力很弱，而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农业部门在出口创汇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上所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发展中农业作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并且经历了重大改变。经济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多重的作用，这些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10]

二、财政支农支出与经济增长分析

财政支出是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直接方式。从理论上讲，财政支出规模适度扩张是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的重要条件。财政支出属于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国家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直接约束力。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变动财政支出规模来反经济周期;其次，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具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财政支出乘数客观作用的结果。财政支出既有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又有提高生产能力的效应(多马，1947)。财政支出乘数是指由财政支出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量与财政支出变动量之间的比例。假设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支出增加额为ΔG，由ΔG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为ΔY，则财政支出乘数K_g=ΔY/ΔG。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但公共部门通过外部性也能影响私人部门产出的增长。

(一)　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分析

这里的产出弹性是指农业GDP增长速度与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增长速度之比，即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增加1%，引起农业GDP增长的百分比，具体见表8-1。

表8-1　财政支农的弹性分析

续表

注:表中的数据是按当年价计算的;2007-2009年财政支农支出为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82—1995年，我国农业GDP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总额的增长速度，即二者的比值均大于1，说明国家对农业投入一元，可以获得高于一元的增加值回报。从1996年开始，农业GDP的增加速度大大低于财政支农支出总额的增长速度，二者的比值均小于1，且有明显的下降趋势，1998年这一比值只有0.06，说明财政支农支出支持的经济效率有所下降。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值又开始逐年增大，2007年为0.91，2009年该比值降低到0.21。由此可见，财政支农支出支持的经济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

(二)　生产函数模型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标志。西蒙·库兹涅茨(1971)为经济增长作出这样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间相应调整的基础之上的。”农业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农业所生产的物品和劳务的绝对数量的增长。农业经济增长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对于我国农业增长而言，资本主要指农业固定资本存量和流动资金占用量;劳动主要指农业劳动力数量;技术进步主要指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现代化物质生产要素的运用;制度安排主要是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财政农业支持政策。

樊胜根等(2003)的研究^[11]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首先建立了联立系统方程来测算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影响:

农业总产值t=f(土地t，劳动力t，化肥t，农业机械t，农业科研等软性投入t-1，农业科研等软性投入t-2，...，水利投入t，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t，道路等基础设施投入t，电话在千人农民中的占有量t，农村人均用电量t)

公式中t表示第t年，t-1代表滞后一年，依此类推。

对上述公式求导，得出公共投资的弹性，即:

aln农业总产值t/aln价格t=A_j×(农业总产值t/价格t)(1)

aln非农业总产值t/aln价格t=B_j×(非农业总产值t/价格t)(2)

J代表某一具体公共投资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化肥等。方程(1)　表示每增加一单位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的边际回报率，A_j为公共投资j对农业产出的生产弹性;方程(2)　表示每增加一单位公共投资对非农业生产的边际回报率，B_j为公共投资j对非农业产出的生产弹性。通过数据处理，他们认为公共投资的增长是农业部门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促进非农部门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要注意公共投资的区域结构和投资本身结构两大结构问题，^[12]国家应该根据区域回报率和增长贡献率调整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协调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