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棉花和纱布的市场垄断看日资竞争力

无论是棉花的采购和纱布的生产与销售，日资纱厂得日本“纵断的组织”（包括以日棉、东洋与江商为代表的日本棉花商，以三井、三菱为代表的日本大型商社和以三井银行、三菱银行、正金银行等为代表的日本银行界以及以日本邮船等为代表的运输机构）的极大助力。

在棉花采购上，日本棉花商在世界各地与中国各地都广泛设立代理机构，熟知市场行情，能够采购到价钱合理的原棉；很多棉花商在资本关系上实际与日资纱厂系出同源，出售棉花给相关纱厂之价格比采购成本还要低，以此保证日资纱厂的优势竞争力；日本棉花商在华北的河北山东等棉产地直接投资原棉改良事业，直接控制了大批原棉产地，还与青岛的日资纱厂联手控制了济南棉花市场，“任意抬高市价，压迫华厂，使其无力购进，一俟华厂停购，则又压低市价，从中渔利”。^[25]

日本银行提供的金融资助使日资纱厂在各个环节上都无资金匮乏之虞（当然日资纱厂自身的资本也比较充裕，但有了更多资金则更从容）。在原棉采购上有了充足的资金则可以操纵市场，在低价时买进，在高价时卖出，更可在原棉紧缺之时保证充足的供应。一般日资纱厂都有储备原棉的传统，这就需要占用大量资金，日本银行提供的低息借款就特别重要；与中资纱厂相比，日资纱厂棉纱成本低廉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负担的利息与租税大大低于中资纱厂（中资15元∶日资2.7元）。

日本大型商社与运输公司对日资纱厂的助益主要体现在对原棉采购、运输和纱布的贩卖与运输。原料采购网与制品销售网对任何公司都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在北洋时期的中国，时常由于发生军阀混战或因地方不靖阻断交通，市场为之动荡。如在1922年就因发生直奉战争阻断交通，纱厂无法向内地运送棉纱，导致中资纱厂也无资金购买原棉，成为导致1923年中国纱厂危机的导火线。^[26]日资纱厂与日本商社、轮船公司合作则有效冲抵了此类风险。

日资纱厂的优势多为中资纱厂的劣势：中资纱厂没有类似的“纵断的组织”相助，在中国自己的市场上进行原棉采购也远远落在日资纱厂之后，也无力大量储备原棉，以至于在1923年危机中几乎陷入绝境；中资纱厂没有强大的金融资源，无力在价格适合时购入原棉，在市价不利时也不得不为了资金运转而出卖产品；中资纱厂没有类似的大型商社与运输公司与之结成同盟，更无力对抗混乱时局造成的市场混乱。可以说，在这几点上日资纱厂的优势是不可动摇的，当然在与中国民族纱厂的市场竞争中也就占到了全方位的优势。

抵货运动也无法抵消日资纱厂的巨大成本优势。抵制日货运动，就是中国人民由于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而对日本产品进行的抵制。最初之抵制日货潮，发生于1908年，其时有一驶赴澳门之日轮二辰丸，私运军火，接济革命党人，事被中国海关官员发觉，乃将该日船拘获。日本政府认为该船系进入葡萄牙领海（澳门为其领地），中国海关无拘捕之权，遂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偿、道歉，惩办中国海关之负责人员，向该船之日本国旗致敬。中国人民对此十分不满，决定以抵制日货为报复。

第二次抵货潮发生于1909年9月及10月，抗议日本强迫中国政府许其改建安奉铁路，不仅吉林及安东人民特别反对，即远在香港、上海、天津及北京之人民亦强烈反对。但是改建铁路协定终究还是成立，而民间之反日情感亦渐渐平息。

进入北洋时期后，由于日本对华侵略事件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中国人民的抗议浪潮也一直此起彼伏。1915年反对日本空前绝后的二十一条之国耻，旋即1919年因凡尔赛和会接受日本之山东条款并以之纳入凡尔赛和约而更加激烈，抵制日货之运动于是年5月起复燃，直延续至1921年。是年又因日本坚持山东问题应由中日两国单独直接交涉而引起抵制日货运动。1923年日本拒绝交还旅大，也引起抵制日货运动。1927年因青岛日军惨杀华人案引起抵制日货，次年又因发生济南惨案再生抵制日货，在日军撤退之后终止。

如此频繁的抵制日货运动并没有对日资纱厂的发展构成太大威胁，反而日资纱厂从一战前只有4厂（内外棉与上海纺各2家），发展到1928年的44厂；纱锭数量从大约13万枚增长到近140万枚，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日资纱厂联合同属日本各大财阀的棉商、商社、银行与轮船公司等形成的优势。此优势使日资纱厂形成对原棉市场的垄断、以低成本产品主导了中国纱布市场，它们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在1928年，日资纱厂的棉纱产量占中国棉纱总产量的30%以上，棉布产量更是占到60%以上，而价值高的细纱与细布比率就更高了。如果算上从日本进口的纱布，中国纱布市场的日货比例还要高。

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资纱厂常以大幅降价、冒用华厂商标及扩大向南洋出口等方式应对。而中资纱厂的纱布由于生产成本远远高于日资纱厂，即使降价也不能与日货相比，可以说打价格战中资纱厂完全处于劣势。^[27]在抵制期间，在上海的外地客商深恐以后不能买到日货，如转向采购英国产品在价格、运输和时间上都不利，反而会出现抢购日货现象。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对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意义给予积极评价。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伟大力量，也一定程度上给在日资纱厂巨大竞争压力下的中资纱厂争取了些许喘息之机。如果没有抵制日货带来的市场空间，很多艰难支撑下来的中资纱厂可能早已倒闭。

[1] 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98页。

[2] 日本在华主要银行为正金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台湾银行、住友银行、朝鲜银行，它们与在中国的日资纱厂都有业务往来。《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发给各会员单位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17，顺序号752。

[3] 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考察日本棉业报告书》，《华商纱厂联合会半年刊》第9卷第2期。

[4] 同上。

[5] 王子建：《日本之棉纺织工业》，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版，第46—48页。

[6] 王子建：《日本之棉纺织工业》，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版，第48页。

[7] 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考察日本棉业报告书》，《华商纱厂联合会半年刊》第9卷第2期；王子建：《日本之棉纺织工业》，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版，第49—50页。

[8] 汪鸿荪：《旧上海棉纱行业概述》，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6工业商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9] 也有一卢比兑30钱的说法，应该是指日元30钱。见［日］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188页。

[10] ［日］岩崎家传记刊行会编：《岩崎小弥太传》，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265—266页。此书还记载说，当地农民至今仍铭记三菱的“惠泽”，“日本虽然侵略了中国，但中国人真诚地欢迎三菱的移植美棉的事业”。

[1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页。

[12] 《世界棉产额与支那棉产额》，内外棉株式会社：《1935年二月调支那棉花事情》，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2，顺序号224，第1页。

[13] 《支那棉ノ品质》，内外棉株式会社：《1935年二月调支那棉花事情》，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2，顺序号224，第4页。

[14] 《品质上より見たる米棉と支那棉》，内外棉株式会社：《1935年二月调支那棉花事情》，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2，顺序号224，第18页。

[15] 内外棉株式会社：《1935年二月调支那棉花事情》，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2，顺序号224，第19—21页。

[16] 只有内外棉第七厂专营织布缺乏棉花消费统计，因布机并不直接消耗棉花，不影响棉花消费量的统计，如果有统计反而是重复。

[17] 以工人数与人均年消棉量所乘之积为271067，这里取其整数，以后皆以此为例。

[18] ［日］泉武夫：《关于日本纺织资本输入中国市场的一个考察》，《专修经济学论集》1972年第7卷第1号。

[19] 日华纱厂：《日華紡織ノ現狀》（193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4，案卷号6，顺序号1，第43页；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本厂营业种目变更、资金及工场配置图等》，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2，案卷号9，顺序号326。

[20] 日华纱厂：《日華紡織ノ現狀》（193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4，案卷号6，顺序号1，第306页。

[21] 另外，1923年后内外棉基本放弃粗纱生产，转向32支以上的中细纱生产；棉布方面则从水月粗布转向彩球细布生产，在南洋也广受欢迎。［日］元木光之：《内外綿株式会社五十年史》，ゆまに書房1937年版，第107—108页。

[22] 日华纱厂：《日華紡織ノ現狀》（193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Q194，案卷号6，顺序号1，第42页。

[23] 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318—319页。

[24] 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考察日本棉业报告书》，《华商纱厂联合会半年刊》第9卷第2期。

[25] 徐玉辉：《济南棉业调查报告》，《纺织时报》，第1257—1264页；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第111—123页。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9页。

[26] 此次短暂的战争对中国纱厂的影响，可参见［法］白吉尔（M. C. Bergere）《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华商纱厂危机》，《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5辑。

[27]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