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制中学地理教科书

1923年，张其昀从南高师毕业之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中学地理教科书编辑。他勤奋好学，常常在东方图书馆博览群书。1923年11月，张其昀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7期发表《地理学之新精神》一文，将地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实地研究之精神”“解释之精神”“批评之精神”“致用之精神”，^[26]显示出不凡的学术眼光。1924年9月，竺可桢发表《对于中等学校地理课程之商榷》，其中第三点专述“教科书之应改良”，强调了中学地理教科书编辑的重要性。

良好之中学课本，本不易得；而良好之地理课本则尤难。盖地理课本断不如数学理化教科书之从事于翻译欧美、日本之名著，即以本国而论，适用于本部之地理教科书未必适用于满蒙，适用于长江流域者，亦未必适用于黄河流域也。盖在中等学校教授地理，必须自迩及远，自己知推而及于未知，始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是故欲得理想上完美之地理教科书，实为事实所难能。退而求其次，则地理课本亦须具有精确之事实与统计，适当之图表与地图，说明地学原理及其应用，指明各区地文地理与人文地理志关系。我国坊间所通行之地理课本，类多列举事实，而不加以解释。人文地文，判而为二。即所举事实亦有不甚精确者，而尤以地文地理为尤甚。如谓在地球上循一定之方向而行，能不回头而仍至原处（此为普通教科上地圆之一证）。夏季地球离日近故热，冬季离日远故寒。此等似是而非之说，几成为一般人士所公认之学理，则地理教科书之改良，又岂容缓哉!^[27]

张其昀认为“发展国民教育，应依据儿童本位的观念，启发儿童兴趣，适应儿童生活，俾儿童均乐于从事，庶可确实有效。”^[28]他在南高师期间学习了新兴的人文地理学知识，于是贯通人地之问，兼包中外各国，以“天然区域”编辑《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初中）》上中下册（竺可桢、朱经农校订，1925年1月开始初版）和《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上下册（竺可桢校订，1926年8月开始初版）。这两套教科书均经教育部审定，成为民国中后期发行量最大的中学地理教科书，影响极大，如《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上册1926年8月初版，1931年1月24版；下册1928年6月初版、1930年7月10版、1932年6月国难后第1版、1932年12月国难后第7版。

1.教科书以“天然区域”为大纲编辑，使学生明了地理与人生之关系，强调“时、地、人”三要素

在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或称人生地理学）未兴以前，地理学主要是地文、地质、气象等自然科学，以及附属于历史学科的沿革地理（或称历史地理）之类；至于本国地理、世界地理等目的是让学生知道一些重要的山水城邑名称位置而已。所以以前编写的地理教科书多叙述省县、考证沿革，“不过一部地名字典而已。”^[29]张其昀认为，“地球上在同一地形气候之下，其土壤物产与人民之风俗习惯，莫不相似，是谓天然区域，天然区域者所以别于政治区域之因历史沿革而定者也。”^[30]地理学的宗旨“在于研究地理与人生之关系；使吾人对于世界各地之风土人情，皆能解释其因果，说明其系统，且能根据已知以推考未知。”^[31]所以要强调“天然环境、人文反应”^[32]，其中天然环境有地位、地形、水利、土壤与矿产、气候等，集中表现为植物与动物，进而反应为人的物欲（饮食、衣服、居家、器具、交通方法）、职业（猎、渔、牧畜、农耕、林业、矿业、工业、商业）、才力（种族、健康与能力、修养）、文化（政府、教育、科学、宗教、艺术）。

张其昀指出初中地理教科书的“宗旨是在使学生明瞭地理与人生之关系”，^[33]所以“编者偶欲一洗向来烦琐干燥之弊，旁搜远绍，以解释因果自勉；而发端于本书，以期引起学生之新精神。”^[34]这种新精神是什么呢？张其昀明确说明“本书之根本观念，曰合理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35]可见地理知识学习与人的成长过程中生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联系在一起。为此，地理教科书在选择材料时“当视其与我中国有密切关系，或可供我华人之或与及借编者为标准，”^[36]并特别指出时事的征引“则务以正确的方法，说明其真相，使我华人对于今世重大问题，皆有同情的了解。”^[37]在强调以“天然区域”为大纲进行编辑时，张其昀并非完全排斥政治区域的意义和价值，如“本书下册即以天然区域为大纲，但同时对于民族国家（=政治区域）仍谋适当之联络焉。”^[38]现将《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编辑纲要抄录如下：

初级中学《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编辑纲要”①

①张其昀：《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初中上册）》，第2—3页。

张其昀在编辑《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时，也是强调人地之关系密不可分，“盖吾人生息于大地之上，万事万物莫不以地为母。文化者，合时地人三要素而成之，任废其一，均不能得其真谛。”^[39]他在对洪堡、李特尔所开创的近代地理学进行论列之后，指出“本书破除省界，惟就地形、水利、气候、物产、人口、语言、都市、交通、风俗、历史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厘定中国为二十三区。是乃天然区域，以其简要明确，可为地理上之真正单位。”^[40]他首先在“导言”中概述“中国之地势、中国之水利、中国之气候、中国之物产、中国之民族与人口、中国之都市与交通、中国之政治区域、中国之天然区域”，使学生对于中国之人文地理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然后依天然区域划分为黄河三角洲、太湖区域、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三大峡谷区、四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二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外草原、外蒙高原、准格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西藏高原，共计二十三章。这比1923年王钟麒在《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地理》中述“人与地理”时“不拘人为的界线只就自然形势的联络关系酌量分开”而划分中国为“畿铺平原、关东平原、蒙古高原、秦晋山地、江楚平原、江浙平原、闽粤海疆、苗疆山地、滇蜀高地、康卫高原、天山高原、陇右高原”^[41]12个区域更加详细与科学。

2.教科书采用“归纳法”和“分析法”，以使“地理学之记载事物不但知其‘如此如此’，又当明其‘何以如此如此’”

1922年中小学教育变革中，“学制从硬性的变成弹性的，固是一大解放。但教育的精神究竟在内容而不在学制的系统。”^[42]1923年，在“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43]的新学制思想指导下，教育部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明显反映了五四时期人文学术科学化思潮对学校课程的影响。张其昀明确指出，“各种学科多与地理相关，地学俨如中心枢轴，有沟通各科之功用。”^[44]所以“地理学之记载事物也，不但知其‘如此如此’，又当明其‘何以如此如此’。然后一般公民于营生治事之际，因瞭解‘环境’之故，而得一趋利避害之方针：此即吾人所称之人文地理学至要义也。”^[45]他特别强调地理学之科学研究方法，指出“洪波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为地文学开山之祖，吕端（Karl Ritter，1779—1859）为人生地理学开山之祖。”^[46]因为这两位德国人“以希腊之精神，科学之方法，昌明地学。其于地理现象，不但叙述已也，复比较其异同，观察其作用，推求其因果，归纳其系统，又从而解释之。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于是地理乃由笔记而渐成为科学。”^[47]如何使地理教学遵循“科学求真之轨道”^[48]呢？张其昀认同竺可桢在《地理教学法之商榷》一文中的观点，竺可桢指出“凡教地理者，必须自己知至未知；自儿童日常所惯于见闻之物，而推广至于未睹未闻；自个人所受于环境之影响，而推论及于社会全体。”^[49]并在文中引用西方学者将地理教材与教授方法区分为“归纳法、演绎法、综合法、分析法”。^[50]张其昀在初级中学《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编辑时指出，“本书上编采用归纳法，下编采用分析法。”^[51]还特别将竺可桢的文章节选，以“注”的方式小字编排置于的“编辑大意”中，现抄录如下：

[注]竺可桢教授著《地理教学法之商榷》一文有云：

“地理教材与教授方法可分为四种：凡自因以及果者为归纳法，自果以推因者为演绎法，以村落为起点而逐渐推广至县省全国者，曰综合法，自全球入手而逐渐分析至于各洲各国省县城邑村落者，曰分析法……

“在中小学地理可分为天然环境与生活状况两部。教授地理之要旨，在能说明二者之关系。环境因也，生活果也。在如何天然环境之下，则得如何之生活状况。但教地理时不能二者同时并重，必须略于此而详于后。儿童对于生活状况易于领悟，故教授地理生活状况宜先于天然环境；适儿童于寒温热各带之生活已如其大概，然后遂而用归纳法教以天然环境上种种要素。换言之，即在小学时（高级小学）宜用演绎法，至中学时（新学制初级中学）宜用归纳法……

“分析法与综合法亦不能同时并用。教授儿童地理，当以乡土地理为发现点，取其切近而易于了解，然后推及于他者他国他洲。但至中学之中期（新学制初级中学末年或高级中学初年），儿童对于世界山脉河流物产人民之分布，已有一概括之观念，然后更分析世界为若干天然区域或政治区域而详细研究之。是故在中小学教授地理之第一二期宜用综合法，至第三期始用分析法。”（见史地学报二卷三号，20至21页）^[52]

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编辑时，张其昀认为翁文灏1924年10月在《科学》第10期上发表的《中国山脉考》“尤确立科学地理志旗帜，”^[53]因为这篇文章先综合分析中国古今各家之说，纠正流传数千年的传统错误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中国山脉成因分类，“其言曰：‘不特知其然，而且求知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此则科学研究之效也。’”^[54]所以，“余今承诸先生之学说，凡所取材，咸经估价；将在博采而审用之，固不在多多益善也。”^[55]张其昀在“导言”中，将23个天然区域以“天然区域、地位与地形、政治区域、水利、气候、生物、矿产、商业与都会、语言”^[56]列表呈现，每一天然区域内容具体呈现时，“本书每章皆有山川风物之提要，以冠其首，人地关系之结论，以殿其后。正文之外尚有补充材料，汇录各章之末，名曰‘参考’，约占全书篇幅十分之一。古人游览之诗，足以表一方之风土者，亦间加采录，以资感发兴起。”^[57]如第一章“黄河三角洲”，依次为“本区提要、黄河下流之变迁、黄淮与运河之治导问题、小麦带之气候、黄土与人生之关系、淮北之煤矿与磷矿、河淮间之都会、孔林与嵩山、河淮间之交通、中州之风俗、（参考）”，^[58]“参考”内容则编有“最近之河功、洛阳之名胜、开封之名胜、开封之犹太人、大梁城眺望诗、济南之名胜、趵突泉诗、黄河歌”。^[59]张其昀积极探索、提纲挈领地全面展现每一个天然区域的人文地理内容，“虽草创之业，疏谬尚多，当‘渐进而愈明，论久而后定。’然非如此，决不能上科学求真之轨道也。”^[60]

3.教科书编辑时注重规范与细节，“以开学生求学之门径”，倡导“左图右书”

张其昀在编辑教科书时，对于课文中字体大小、名字术语、注释参考等均较为关注。他考虑到一部分教师难以获取地理学著作，所以在初级中学用《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编排较多过多，用不同字体区分其中的重点与非重点内容。“编者鉴于现时吾国中等学校图书设备之贫乏，而国内地学界又绝少精博之著作可供参考；故教材宁稍详密。惟字体分大中小三号以示轻重，如教师为时间经济或学生程度起见，不妨斟酌删改。”^[61]而且，教科书中名词术语不仅都附英文，有些还有简要说明，如“地球绕其最短之直径而自转，谓之地轴（Axis）。地轴乃一想象的直线，其两端谓之两极（Pole）。据两极正中之地球圆周，谓之赤道（Equator长25，000英里）。南北纬线（Parallel）与赤道相平行，而以南北两极为终点。”^[62]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变化甚多，“乃至地文气象方面，亦常有新发明之成绩，例如日本大地震，新加坡驻港问题，以及苏俄联邦新土耳其民国之类，本书于此均加修订。”^[63]教科书文字编排中，每段扼要之点“皆用花边表出，以期寓趣味于明晰之中。”^[64]引用时文字都上标“注”，正文后紧接“注”的内容，有些还呈现参考书目等，一些主要参考文献在教科书最前面列举，如在《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初中）》上册“编辑大意”中列举了参考书十种，现抄录如下：

（1）Huntington and Cushing：“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1922）

（2）Salisburg，Barrows and Tower：“Elements of Geography，”（1912）

（3）Brunhes：“Human Geography，”（1920）

（4）Smith：“Human Geography，”2 vols.（1922）

（5）Atwool and Fyre：“New Geography，”2 vols.（1921）

（6）Ward：“Climate，”（1918）

（7）Bowman：“The New World，”（1921）

（8）栗原寅次郎：教材研究，改造世界地理精说（大正十三年十版）

（9）横山又次郎：地学概论（大正十三年六版）

（10）竺可桢：地学通论又气象学（东南大学讲义，末刊）

竺可桢认为“地理课本亦须具有精确之事实与统计，适当之图表与地图，说明地学原理及其应用，指明各区地文地理与人文地理志关系。”^[65]为了地理知识明瞭呈现，张其昀编辑的地理教科书特别注重插图的作用和编排，如《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特别说明“本书刊载地图，照相，图解，表解之属五六百幅，其重要不亚于正文，是为上课时师生问答讨论之资料。”^[66]以上册为例，全书共302页，其中附表51个、附图162幅。在上册之末，附有彩色世界地图一张，“以备学生统览国际大势之用”。^[67]张其昀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中更是说明“图以察其象，书以察其数，左图右书，真学者事也。本书采集各式地图集风景照片，百有余幅，均以另页插入。本书材料之重要来源，以及图表之出处，皆一一注明，以昭信实，亦以开学生求学之门径。”^[68]其中上册有图99幅，基本都是单面单幅呈现。

张其昀在编辑这套中学地理教科书过程中，多次请教竺可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修改完善。现浙江大学档案馆存有竺可桢因教科书编辑致张其昀函件，在《竺可桢全集》第22卷中收录有1923年12月—1929年8月间致张其昀函9件（见本章附录），涉及这套教科书的名称变化、内容建议、参考书目等，如竺可桢赞同张其昀在教科书中将欧亚两洲合而为一，建议初中《世界地理》改名为《人生地理》，教科书最好先在中学试教二年、再修改更能适于实用等等。因为《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大部分以亨丁敦和克兴的《人生地理学原理》（Huntington and Cushing：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为依据，加上中国的引证和材料，所以张其昀指出这套教科书“得益于吾师竺可桢博士与美国亨丁敦（Huntington）博士者尤多。”^[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