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天我在台北乘捷运到芦洲采访邓丽君故居和母校，捷运经过一个车站，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徐汇中学”。我感到惊奇，徐汇中学明明是在上海徐家汇，怎么台北也有徐汇中学？我多次去过上海的徐汇中学，知道那是一所拥有160多年悠久历史的学校，创办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素有“西学东渐第一校”之称。当年徐家汇是法租界，徐汇中学初名徐汇公学，是天主教会学校。傅雷便曾就读于徐汇中学，学校设有法语课，傅雷因此留学法国，后来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为了探究台北徐汇中学的来历，几天之后，我特地在徐汇中学那一站下车。
走出捷运站，一抬头，旁边的一幢三层大楼上便嵌着“徐汇中学”四个金色大字，大楼顶上矗立着巨大的耶稣雕像。校长陈海鹏带着我这不速之客走遍校园，并详细介绍学校的来龙去脉，使我深为感动。
陈校长毕业于这所学校，先是担任教师，2008年起担任校长，所以对学校了若指掌。他说，为了区别于上海的徐汇中学，通常称这里为台北徐汇中学，其实应该是新北市徐汇中学。新北市原名台北县，所以往日称台北徐汇中学。其实这里虽属于新北市，但离台北市只几百米而已。陈校长首先领着我参观那幢三层大楼，说这是校区里最老的楼，当年他就在这座楼里念书。我注意到“徐汇中学”四个大字旁的落款是“谢冠生”。
陈校长娓娓道来，谢冠生是学校的创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徐汇中学。1912年，南北议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谢冠生写了一篇作文《送孙总统南归序》。当时的校长是法国人姚缵唐，看了之后十分赞赏，竟寄给孙中山。孙中山亲笔回信谢冠生，给予嘉勉，并赠《资治通鉴》一部。谢冠生后来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秘书长、司法行政部部长。1949年之后，谢冠生与一些上海徐汇中学毕业生一起前往台湾。1962年徐汇中学台湾校友会成立，当时担任台湾“司法院院长”的谢冠生被推举为常务总干事，积极在台湾筹办徐汇中学。1963年9月，徐汇中学在台北县开学。前台北县长周锡玮，便毕业于这所学校。
陈校长说，由于徐汇中学是私立教会学校，最初的5任校长都是由耶稣会神父担任。上海徐汇中学初创时老师大都是外国神父。学生要学习英语、法语，也很注重国文。学校对学生的管教极严：学生必须住校，平时不准自由出入。凡晨起、晚息、洗脸、洗澡、用餐、上厕所都规定时间，排队进退，一切都受神父监视。如有违犯，学生便遭责打，毫不含糊。台北徐汇中学秉承上海徐汇中学的传统，但不再是神父严格管理学生。校训是“成己达人”，即培养自己出类拔萃，服务人群，助人通达，秉持耶稣会的教育以反省、尊重、宽恕、仁爱、合作、服务、公义七个特征，协助同学培养七种人格特质。
后来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学生多达1500人。陈校长带着我参观学校的诸多新楼，其中的一幢叫“光启楼”，而学校的图书馆也叫“光启图书馆”。光启，即徐光启，明朝末年著名科学家，上海徐家汇之“徐”便来自徐光启，因为当年他家住在那里。徐汇中学之“徐”，同样来自徐光启。
我在校园中漫步，只见来来往往皆男生。陈校长说，徐汇中学是台湾唯一的只收男生的中学。这是上海徐汇中学的传统，即依照耶稣会公学章程办学，只收男生。上海徐汇中学从1953年起改为市立学校才开始招收女生，而这里一直沿用旧规。
我问，这里的学生是不是都是天主教徒？陈校长摇头说，大部分都不是天主教徒。教会学校的学生，未必都是教徒。
在光启图书馆里，我从电脑里看到台北徐汇中学的老照片。其中有水淹学校、学生涉水上学的照片，有的学生甚至坐在木盆里“划”进学校。陈校长说，这里原本是一片低洼地，一下大雨就成汪洋。后来经过改造，修筑现代化的下水道，已经多年没有遭受涝灾了。
在光启图书馆的墙上，我看到挂着许多上海徐汇中学校园照片，还有陈校长率队访问上海徐汇中学以及上海徐汇中学师生来访的照片。说起海峡两岸这两所徐汇中学的交流，陈校长很感叹。他说，建校之初，虽然是仿照上海徐汇中学而建的，但是那时候海峡两岸坚冰横亘，他们跟上海徐汇中学毫无联系。为两校架桥的，是台湾能源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正平。他是台北徐汇中学第一届毕业生。随着两岸关系逐渐回暖，他从1990年开始前往大陆做生意。他是台北徐汇中学校友会会长。他以为，两座徐汇中学是同根所生的并蒂莲，应当促进两校师生互相交流。1999年7月程正平邀请台北徐汇中学校长夏金波一起来到上海徐汇中学参观、访问，受到热情隆重的接待，从此打开两岸徐汇中学互相交流之路，从两车道到四车道以至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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