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实力

第五章　中印两国工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问题

第一节　工业发展起步时的水平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印度受英国殖民统治达200年，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掠夺使两国在建国时的工业都具有殖民地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因社会条件不同又有所差别。

第一，两国工业在各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很低。中国1949年工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仅占12.6%。在制造业产值中约有75%来自手工业。印度1948～1949年度工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占17.1%，略高于中国；在工业创造的国民收入中，58.5%来自手工业，低于中国。差不多同期，中国的工业职工人数为800万，而印度多于中国，有1300多万。

第二，两国的工业都是以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为主。中国1949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73.6%，印度1946年的相应数为68%。机器制造业都是两国工业中最薄弱的部分，主要是一些装配和修理业，真正的机器制造能力除印度的纺织机械初具规模外，都几乎是空白。

第三，两国的工业发展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都集中在少数城市。中国的工业70%以上偏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印度的现代工业集中在三大港口城市，如东、西海岸的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制造业产值占总产值的60%。

第四，两国工业的技术设备水平都十分落后，大部分生产靠手工操作，现代工业中的机械化程度也很低，许多工序仍用手工。

第五，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很大。1949年中国的工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32.8%，本国资本占67.2%。但是，本国资本中民族资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走下坡路，至解放时仅为官僚资本的一半，而官僚资本则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相对而言，1946年印度的工业总产值中，外国资本占近25%，本国资本已占75%。印度的本国资本不仅在比例上高于中国的相应数，而且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已成为一支比较独立的具有真正实力的民族资本，虽然在机器设备上它仍要依靠进口。

表5-1把中印两国建国时的工业生产力做了比较。除了原煤、烧碱、纯碱三项中国的产量高于印度外，其他都是印度比中国高，高出幅度最多的钢达8.3倍。拿中国1949年以前的历史最高产量与印度比，也有五项（包括铁路线）低于印度。如果把国土面积和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中国工业不如印度的情况就更明显了。

表5-1　中国1949年、印度1946年主要工业品产量

注：①括弧内数字为历史最高年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的发展（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25～32页；印度政府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印度国情报告》，第3卷《经济的结构和活动》，1975年，第486页。

第二节　工业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后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大致都在5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发展工业的方针政策经历了变化，这里以80年代为界，分两个时期来阐述。

一、80年代以前的工业政策

80年代以前的近30年里，两国的工业方针政策可作以下几点比较。

（一）50年代初期或中期两国都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和印度为巩固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独立，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同时，两国都有一定规模的轻工业，而重工业近乎空白，从工业发展规律看也需要发展重工业。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两国在实施这个方针中都有偏差。

中国在经济建设开始时就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一五”计划（1953～1957）规定工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包括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该时期工业投资占国家对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85.7%，农业投资仅占14.3%。由于当时农业部门尚有相当数量的个体农民和农业合作社的投资额，因此这样的投资分配尚属可行。“一五”计划执行结果是工业年均增长率达18%，其中重工业为25.4%，轻工业为12.9%，农业年均增长率仅4.5%。重工业发展过快同农业发展缓慢的矛盾开始暴露。随之而来的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不但没有加强农业生产，反而继续强调发展重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求一年内钢产量翻一番等高指标。这3年工业的投资额比“一五”计划期的工业投资额增加1.44倍，其中重工业投资又占89%，轻工业仅占11%。3年的工业增长率高达54.8%、36.1%和11.2%，而农业生产由下降进而转为负增长率，分别为2.4%、-13.6%和-12.6%。农、轻、重三个产业部门严重失调，1960年农、轻、重的产值比例关系从1957年的43.3∶31.2∶25.5逆转为21.8∶26.1∶52.1，同期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从55∶45变为33.4∶66.6。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遇到困难。为理顺经济关系，1961年进入调整阶段，政府决定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工业发展的顺序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为此，大大削减工业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并关、停、并、转了一大批企业。经过5年调整，农、轻、重的结构趋于协调合理，1965年这3个部门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关系为37.3∶32.2∶30.4，轻重工业之比为50.4∶49.6。然而，从1966～1978年，又片面强调发展工业，追求高增长。“文革”期间（1966～1976），在阶级斗争为纲、准备打仗以及急于求成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工业方向。基本建设投资再一次膨胀，重工业又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达7.9%，农业仅3.0%，错误的发展方针加上“文革”动乱的干扰，工业增长率忽高忽低，高时达到过34.3% （1969年），低时为负增长率-15.8%（1967年），1975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为30.1∶30.8∶39.1，轻、重工业之比为44.0∶56.0，经济发展再度失调。“文革”之后的两年虽然清除了“四人帮”对经济的破坏，国民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工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而农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1978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进一步恶化为27.8∶31.1∶41.1。上述过程表明，至70年代末，除了1960～1965年的调整期外，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过分地强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并追求高增长高速度，忽视了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据统计，从1952～1978年，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占51.3%，轻工业占5.9%，农业占11.4%。投资的不平衡带来发展的不协调，从1949～1978年，重工业增长90.6倍，轻工业增长19.8倍，农业仅增长2.4倍。^[1]

印度是50年代中提出经济发展战略的，它由经济学家P. V.马哈拉诺比斯根据苏联模式制定而成，即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快工业化进程，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迅速增长，“二五”计划（1956～1961）文件具体阐述了这个战略思想：“在一个长时期里，工业化的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将依靠煤、电、钢铁、重型机器、重化工和整个重工业——它们将增加资本构成的能力。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印度尽可能快地结束进口生产资料品，这样印度的资本积累不致因在进口生产资料品发生困难时蒙受损伤。因此，重工业必须尽可能快地发展。”为确保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优先发展，政府规定它们专由公营部门拥有并经营，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但同时允许原来从事这类工业的私营企业存在并发展。“二五”计划开始了这个进程，重工业投资占计划投资总额（包括公私营）的84%，消费品工业的投资仅占16%。公营部门工业投资额的98%都用于重工业，私营部门的这个比例也高达68%。而且，“二五”计划最后实现的工业投资比计划原指标又高出30%。“三五”计划（1961～1966），继续大幅度增加工业投资，最后也超过原投资指标，比“二五”的实际工业投资额增加近1倍。60年代上半期，资本品工业的年增长率高达17%，消费品工业才4.5%，粮食和经济作物增长很慢，仅1.96%。农业的停滞从供、需两方面遏制了工业的发展。实际上，“二五”和“三五”期的一些工业生产指标也未完成。农产品和基本消费品的不足引起物价上涨，粮食的大量进口又增加了外汇困难。“三五”计划结束时，国民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1966年印度政府不得不暂停五年计划，调整发展战略，确定了推行绿色革命加强农业生产的农业发展新战略。经过3年调整，1969年经济好转后才开始新的五年计划。政府认为，实施了“二五”和“三五”计划后，工业基础已基本建成，而绿色革命所需的各种投入，如种籽、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灌溉设施等亟待加强。因此，工业不必也不能再是经济发展的优先部门，工业方面主要应充分发挥已有的生产能力，并加强一些对于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工业和大众消费品工业。1970年，政府列出钢铁、非铁金属、机械、化肥、农业机械、石油化工、电子电信等9种为“核心”工业，1973年扩大至19种。规定在资金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给它们以优先。“四五”计划对工业的投资与发展方向是：优先加强“核心”工业、完成已开始而尚未竣工的项目、适当地新建一些工业项目以及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已有的生产能力。“四五”期间公营部门的工业投资80%用于“核心”工业，特别是其中的钢铁、化肥、农药、石油化工等。同时公营部门还进入私营部门某些生产不足的消费品如制糖、纺织等领域。“五五”计划继续“四五”的方针。从60年代后期起，印度经济发展重点从重工业转向农业，工业发展方针从全面开花转为突出重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执行不力和其他一些原因，“四五”和“五五”期间的工业年增长率分别为3.9%和5.3%，未实现计划8%和8.1%的增长指标。

中印两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两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了工业基础，由于在执行中的偏向，又使两国经济陷入过困境。这种偏向中国在1961～1965年纠正后不幸再犯，印度在60年代后期调整后没有出现反复。

（二）30年的工业发展过程中中印两国都强调自力更生和保护本国工业

两国的工业化都是在基础极其薄弱和许多项目空白的情况下起步的，初期都需要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中国“一五”期间，接受苏联156个援助项目，建立了发电、采矿、石油、钢铁、有色金属、重型机械等大批新工业。印度50年代接受了苏联、英国、联邦德国等的工业项目援助，兴建了钢铁、重型机械、机器制造、石油提炼、电机、化工等大批工业，两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差不多在60年代里都具备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础，实现了大部分工业品的自给。但是此后，中国满足于已建成的工业水平和自给程度，为填补某些空白也往往不惜代价和成本，拒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于门外，闭关自守。印度则把替代进口作为工业发展的目的，一俟某种工业品能够自己制造，原则上就不准再进口，不问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为国产工业筑起了保护墙，这种对自力更生的片面理解，使两国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当初曾属比较先进的工业，长期处在没有竞争也无须竞争的环境下，技术设备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越来越大，工业品出口缺乏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相对缩小。在国内市场上则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工业生产没有什么更新技术设备的动力。

（三）　中印两国工业扩大再生产都是以外延方式为主

在建立工业基础的时候自然必须采用这种方式，但在拥有了相当的工业能力和一定的科技力量后，仍然主要采用外延方式发展工业，不注重工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就成问题了。中国在“五五”计划期的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工业技术设备更新的投资才占26.5%,其余73.5%的投资仍用于新建工业企业。印度虽然一直强调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能力，但实际做得并不好，如钢铁工业的投资80%用于扩大生产能力。直至1983年，中央政府的经济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经济学权威J. K.贾哈还指出：“至今印度计划自身一直关心用新投资去求得某些产量指标，而从以往计划的投资中求得更多的产量却未被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这样，新工程项目获得资金、老工程因无资金更新设备不再有活力而变得没有生气，一面新建发电厂，一面老发电厂达不到生产能力，一面新建钢厂，一面又不重视提高老厂的生产力。”^[2]当今科技发展迅速，而中印两国的工业生产还未从外延方式为主转为以内涵方式为主，从而使一批批新建企业因技术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加快了陈旧落后的过程。

（四）中印两国工业在所有制和管理体制上有较大差别

中国在经济恢复时期没收了官僚资本的铁路、矿山、工厂、邮政、银行等一切企业，把它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对个体手工业采取扶助政策。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手工业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所有的工业企业都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控制了工业生产和分配的所有环节。这固然使国家可以按计划要求指挥经济活动，但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缺乏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难免违反经济规律。国家的管制又过严过死，使企业缺乏活力和生机，阻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

印度独立后，对原殖民政府或外国资本掌握的矿山、铁路、金融以及某些重要工业逐步实行国有化，对允许保留的外资企业则限制其股权比例和生产领域。它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即公、私营部门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各得其所，互为补充。根据这个原则，1956年颁布工业政策决议，把工业分为3大类，第一类专由公营部门拥有和经营，包括重工业、基础工业、主要矿产、国防工业以及重要的公用服务设施，共17种。第二类包括12种，主要有第一类以外的矿产、机械工业、化学工业、药品生产等，原则上也应由公营部门承担，但私营企业可起补充作用。第一、二类以外的均为第三类，主要是消费品和轻工业品，它们完全向私营部门开放。国家为把工业生产纳入这个政策规定运转，一方面，大规模建设第一类工业的公营企业，使公营部门垄断这类工业，由于它们都是为其他经济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或重要投入的，因此公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居于“制高点”地位。另一方面，政府1951年制定的工业（发展与管制）法，规定属于该法第一表的163类工业，凡建立新企业、扩大生产线、制造新产品，以及迁移厂址等都必须向中央政府申请许可证，必要时政府可以对工厂的厂址、规模等提出条件；政府有权对出现生产、资金以及股份等问题的企业进行调查并提出解决方法；或接管经营不善的企业。该法还授权政府对工业品的价格、产量以及分配渠道等作出规定。小型企业不受此法约束。对有垄断性的大私人资本又另立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约束其资产膨胀和垄断力。政府通过这些政策法令，采用严格的许可证制，对私营工业的发展既保护又限制，力图将它们的生产适应国家经济计划的要求。这种混合体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政府的目的。虽然中印两国性质迥然不同的所有制没有什么可比性，但从技术经济角度看，两国的工业管理体制上的利弊颇有相似之处，既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工业按国家计划的要求发展；也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行政干预多而不当。当然，在这两方面两国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的程度都是不同的。

二、80年代工业政策的调整

进入80年代后，中印两国开始认识到：在五六十年代两国花较短的时间建成了比较强的工业基础，拥有了一定的工业实力，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片面地执行自力更生和替代进口的方针，产生了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同时，由于未将外延为主方式转为内涵为主方式；也由于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两国都未跟上世界工业发展的步伐，在60年代已经缩短了的与国际水平的距离又拉大了。而且，两国工业发展水平还被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超过。因此两国都意识到迫切需要调整政策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1. 1981年中国政府提出经济建设要走一条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内容的路子。在工业生产领域里要求：^[3]改变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注意农、轻、重的协调发展。②纠正过去一味追求高速度的方针，根据实际条件达到合理的速度。③扩大再生产的手段要从过去以外延方式为主转变为以内涵方式为主。④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工业技术设备。⑤加速本国已有工业技术设备的更新。⑥管理体制上要减少中央对企业的控制，让地方和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10年来，前三个方面执行不力，后三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果。成败功过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结束了闭关自守，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改造原有设备。据国家计委外贸司一位负责人称，10年来中国已花了270亿美元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中央政府进口7000项新技术，价值150亿美元。①

同时，对国内技术改造投资2400多亿元。另外，按国际技术标准新制定或修订了几千种技术标准，使现行的8000多项标准有一半多与国际标准一致。技术装备进步快于以往，工业发展走上新台阶。

（2）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9年政府制定《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经过试点后，1981年又制定“实行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并规定1983～1986年在20多个大、中企业中试行。1987年全面推广，至今，95%以上的国营企业已实行这种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包上缴利税、包技术改造任务，职工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改革，使工业的经营方式正在从关闭转向开放、从单纯的产品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给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3）在工农业协调发展方面出现了反复。“六五”计划期（1981～1985）为实现农轻重的协调发展，制定工业的年增长率是保4%争5%，执行结果为10.9%，虽然偏高，但由于该期间农业生产增长也较快，因此，1985年农、轻、重产值的比例关系从1978年的24∶32.4∶42.8变成27.1∶34.6∶38.3，趋于协调。同期，轻重工业产值的比例从43.1∶56.9变成47.4∶52.6，比较合理。可是此后工业继续升温，1987和1988两年增长率高达14.6% 和17.7%，而农业连续徘徊4年，工业与农业的增长速度之比达7∶1以上，大大超过3∶1的合理比例。1988年农、轻、重的产值比例关系又失调成24.3∶37.3∶38.4农业比重太低。在工业内部，发展也不合理，加工工业过分膨胀，高档消费品畸形增长，刺激了超前消费，大批低效益的乡镇企业增长迅猛，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资金，使一些重要工业的正常生产受到影响。

（4）扩大再生产的手段仍主要靠不断扩大规模即新建工厂来实现，未向内涵方式转变，工业生产的增长继续建立在高代价的基础上。这样，一方面国力难以承受持续以外延方式发展工业；另一方面已有的生产设备能力并未充分开工。近几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三分之一以上未达到设计能力的一半，加工工业有30%多的生产能力未使用，造成工业生产投入高、产出少、效益低的不良循环。

（5）承包制中也有不少问题，如死包基数与市场需求变化的矛盾、企业的经营成果普遍失真、企业短期行为并助长过热增长、企业负盈不负亏以及分配不公，等等，都有待解决。

（6）最严重的问题是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经济效益低是中国工业几十年来的要害所在，从改革一开始，政府就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可是10年来,工业产值持续高增长，而经济效益却不断下降。

2. 1980年印度政府颁布新工业政策，提出工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能力，更新技术装备、提高生产效益、增加生产、扩大就业、发展落后地区工业、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同时发展等。1985年起，工业政策调整的步子更大。这10年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较大幅度地放宽对私营企业的控制，二是谨慎地打破对国产工业的过分保护。具体的内容可列出以下若干点：①对一大批工业取消许可证制，1985年以来宣布对30大类工业和几十种药品豁免许可证制。②采用“大分类”等措施为厂家提供更多可生产的品目，即一个工厂如拥有某一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就不用再申请新许可证而生产属于同一大类的其他产品（已公布的“大分类目”有42个）。③向大财团和大企业开放一批可生产的领域，如电信、发电、国防、石油开采、空运等高投资、高技术的项目。1987年还宣布它们可以豁免许可证去落后地区从事50多种工业生产。④把受垄断法管束的大财团企业的资产限额从2亿卢比提高到10亿卢比，使约占大财团企业三分之二的一大批企业不再受垄断法的约束。⑤把允许“自动增长”（每年5%或5年25%）的规定改为鼓励企业达到“经济规模”，在1986年公布了65种工业品的经济规模标准。⑥宣布长期贸易政策和长期财政政策，以利于工业的中期投资计划和推动出口。⑦宣布关于某些工业的单项政策，如1986年的纺织工业政策，为现代工厂部门的纺织企业和分散部门的小型企业提供一个较平等的生产条件和竞争机会。还如1986年宣布的计算机工业政策，放宽计算机元部件进口，以促使国内计算机工业提高生产水平。⑧把小型工业企业的最高投资限额从1980年以前的100万卢比提高到350万卢比，把辅助工业企业（指为大企业生产零配件的企业）的最高投资限额从150万卢比提高到450万卢比，刺激它们的生产积极性。⑨放松外国技术设备的进口，促进本国技术设备的更新，进而推动出口。1985年公布201种资本品可以根据“公开一般许可证制”进口。⑩鼓励外资投入高技术高投资的工业和到落后地区建立工业。輥輯訛颁布法令，规定只有被确认为有康复潜力的“病态企业”才对其采取挽救措施，不然，在一定期限后可令其出租、出售或与其他企业合并。輥輰訛坚持公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要加强公营企业的地位，要给它们更多的自治权，以减少官僚和行政的干预。如推行“谅解备忘录”，即公营企业与中央政府签订类似生产承包合同的协议。

上述政策调整给印度工业带来最显著的变化是：^[4]工业生产取得了迅速而稳步的发展，尤其是“七五”（1985～1990）计划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8%，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②在工业领域已吹起竞争之风，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了作用，有些工业品已出现买方市场，竞争改善了经济效益。据报道，资本产出比率已从6.6下降到4稍多一点。③资本市场迅速发展，1989～1990年度证券发行额达600亿卢比，为70年代年均值9亿卢比的66倍。资本市场的繁荣将进一步助长工业的发展。印度这10年工业生产的成败功过为：

1.在工业增长中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小汽车、摩托车、电器品等发展最快，刺激了约1.5亿中产阶级的消费膨胀，但大众生活必需品生产不足，广大贫苦阶层的生活未见改善。

2.公营企业生产有改善，年增长率达到8%，但是它们的经济效益没有根本好转。据统计，221家中央公营企业按投资计算的利润1986～1987年度为3.4%，1987～1988年度为3.8%，1988～1989上半年度仅1%。这几年公营企业的盈利主要靠石油部门的利润，其他公营企业的盈亏相抵后为净亏。1986年联邦内阁部长瓦森塔·萨蒂认为印度公营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建立了垄断，消灭了竞争，持续地亏损……不能达到生产和生产率的标准”。①

3.由于公营部门的产品为其他经济部门提供主要投入或基础设施，因此它们的低效率直接影响了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成本和效益的改善。1989年年底以维·普·辛格为首的全国阵线政府执政后，在工业方面延续了上届政府的方针政策，已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要求工业部公营企业局将多达800条的管理条例减少到160条，最后要减至50条；允许公营部门的公司将其股票出售给雇员；继续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发电、石油化工、化肥、电信、炼钢等行业，电信委员会已决定把三分之一的电信网让给私营部门经营、允许私营部门开设年产70万吨以内的钢厂（以前的限额是10万～15万吨）；鼓励发展出口工业，规定凡有出口潜力而愿实现其产品出口60%的企业，可以豁名许可证（以前必须出口100%产品才能享受此豁免权）；宣布高技术的和面向出口的行业，外国投资可以无限额；按“公开一般许可证”制进口的资本品再增加82种；继续简化申请许可证的手续，如将实现50%以上的企业不再需要工业部的批准；等等。新政府还对当前工业发展提出了增加大众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增加工业就业以及增加出口等三项方针。

从对80年代中印两国工业政策调整情况的比较中可以看到：

1.工业政策，包括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革，给两国工业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两国的工业生产力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跨出一大步。从1981～1989年的9年里，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1.4%，印度为7.5%，中国快于印度，但是中国由于重工业轻农业，1985年以后经济发展又一次失调，产业结构再度不合理，1989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紧缩，估计两三年后工业才能走出低谷，而印度保持了较快速且稳定的增长，尤其没有影响农业生产。

2.两国的工业都在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为赶上国际水平的目标而努力。由于基础不同，印度能较容易地适应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因此在经济效益和竞争性的改善方面好于中国。

3.两国的工业政策、管理体制仍存在不少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改革。

第三节　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实力

40年来中国和印度的工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两国都建立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采矿、冶金、机械、发电设备、石油、化工、造船、新兴材料、核发电、航天等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拥有这样广泛的工业基础，在发展中国家里是突出的。但是与世界先进标准相比，两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仍是很低的。现就两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实力作一比较。

一、工业发展速度

以1980年为基期（即以该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根据两国各自的统计，中国的工业生产从1952年的5增加到1987年的204，增长近41倍。^[5]印度从1950～1951年度的18.3，增加到1986～1987年度的152.6，增长7.5倍。^[6]1953～1988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1.8%；1950～1951至1986～1987年度，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6%。采用两国建国后三年为起点，是为了较准确地反映正常建设时期的增长速度，因为在建国后经济恢复的两三年里，增长速度都是超常的。

比较中印两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还需要研究以下四点实际情况：

1.上述两国工业生产指数增长的倍数和年均增长率都表明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地快于印度，这是基本的事实。但由于一些因素，印度官方统计的工业数字并不完全反映其实际的情况。按印度政府的工业统计方法，大批小型企业和分散部门的工业产值未包括在官方的工业统计内；长期沿用的加权数使一些新兴工业如石油工业、电子工业等的产值也未全反映在工业增长率上；^[7]此外，印度存在着相当规模的黑生产。据统计，仅有一半的工业部门其50%以上的产量是被纳入官方工业生产指数计算的。因此，印度工业的实际增长要高于官方数字。这样，与中国发展速度上的距离也就没有以上数字表明的那么大，至于该打多少折扣则是难以估计的。

2.中国工业发展速度的特点是过高，而且在高的背后经历了多次的大起大落，发展十分不稳定。从1953～1989年，有19个年份增长率都是两位数，其中最高的几年达到了百分之几十，如1953年的30.3%、1956年28.1%、1958年54.8%、1959年36.1%、1965年26.4%、1969年34.3%。这种超高速度常常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作为惩罚，同期内又有一些年份工业不得不后退或停滞，如1961年—38.2%、1962年—16.6%、1967年—13.8%、1968年—5%、1974年—0.3%、1976年—1.3%。^[8]工业追求高速度增长使产业结构长期不合理，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印度工业发展速度的特点是缓慢但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1951～1952至1955～1956年度（“一五”计划期）年增长率为5.6%，1956～1957至1960～1961年度（“二五”计划期）为7.1%，1961～1962至1965～1966年度（“三五”计划期）为10.2%，1966～1967至1968～1969（年度计划期）为2.5%，1969～1970至1973～1974年度（“四五”计划期）为4.1%，1974～1975至1978～1979年度（“五五”计划期）为7.7%，1979～1980年度为1.1%，1980～1981至1984～1985年度（“六五”计划期）为7.7%，1985～1986至1989～1990年度（“七五”计划期）为8.1%。^[9]

3. 80年代印度的工业发展速度在加快，与中国的差距在缩小，1981～1989（印度为1981～1982至1989～1990年度）9年的年均增长率中国为11.35%，印度为7.54%。但中国工业的高增长又是建筑在整个经济失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从1989年后期起已经停滞或后退了。

4.两国的工业增长主要都是通过数量的增加而不是通过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质量来实现的，因此对这种增长的实际经济效益需要打折扣。

二、工业实力

经过多年的努力，两国的工业实力都大大增强，表5-2为两国5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主要工业的产量。

表5-2表明，除了铁路车辆和里程中国还不如印度外，主要的工业产量和人均占有量中国都较大幅度地高于印度。这与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部分工业不如印度的状况是一个鲜明的变化。

除了产量，工业的技术设备水平也是工业实力或潜在实力的表现，两国在这方面都从无到有，从极其落后到具有一定水平。至于谁高谁低，难以笼统断定，恐怕大部分的情况是各有长短。现就可以得到的材料作些分析。先看看两国各自对本国工业技术设备水平及其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评估。据中国第二次工业普查（1985年）所抽查的1000多家重点企业的设备中，达到国际80年代初先进水平的占12.9%，处于国内一般水平的占50.4%，属于需要淘汰的落后设备占35.1%。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中自动半自动化的生产线按设备原值计算仅占2.5%，县以上的工业企业，从事手工操作的工人仍占40%以上。最高的工业技术设备水平，可以以1990 年3月国务院命名的首批45个国家一级企业为代表，这45家工厂主要产品共352种（类），其中达到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110种（类），占30.9%，其余242种（类）即69.1%达到或相当于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10]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中国工业技术设备达到当代国际水平的是凤毛麟角，相当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平的也很少，绝大多数处于低水平。一般估计中国工业技术设备水平落后世界先进水平约二三十年。印度没有与上述中国相应的数字，最近，印度经济学家V.K.巴拉列出了印度18种工业在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差距的含义包括制造工艺的缺陷、自动化或现代化的低程度、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能源消耗高、原材料质量差以及产品质量次等。这18种工业的技术差距见表5-3。^[11]

表5-2　中印两国的主要工业产量和人均占有量

注：①括弧内数字为人均占有量。②中国为铁路机车，印度为铁路货车。③不包括分散部门（即家庭机织布和手织布）的产量。
资料来源：印度政府：《印度基本统计资料（1985）》；印度政府：《1988～1989年度经济概览》；中国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

表5-3

根据以上印度V. K.巴拉列出的工业技术的差距看，印度工业的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高于中国。

现在就以下一些工业项目来说明两国的技术设备水平。

（一）机械工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机械工业主要靠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扩大再生产，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约有40%用于购买设备，这样产值增加很快，而机械产品的性能、质量、品种等综合技术水平提高缓慢。70年代末达到国际70年代水平的产品仅约占5%。80年代进步较快，1985年达到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平的产品占26.7%。最近几年在发展的新产品中70%达到这个水平。中国工业专家认为：“机械工业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印度机械工业原来的基础比中国强，独立后，在进口的11000多项工业设备技术项目中，机械工业占了68%，它以高于工业增长率4倍的速度发展。目前的技术设备水平没有与上述中国相应的数字，这里只能从产值、出口值的情况和机床工业方面做些比较。1988年中国机械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3.49%，机械品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8.36%，印度的相应数（1988～1989年度）为33%和11%，都高于中国。同期，机械品出口值印度为225.8亿卢比（约合15亿美元），中国为27.69亿美元，印度低于中国。但印度的行家认为，印度应能达到的出口值是600亿卢比（约40亿美元），这三项指标也是衡量综合技术实力的一个方面。作为工作母机的机床工业，中国现有机床400万台，居世界首位，但90%以上是普通机床，绝大多数役龄在15～20年以上，应淘汰报废的约占三分之一。“量大而面广”的机床产品仍处于50～60年代的水平，高性能的数控机床、高精机床、特种机床的开发与生产还刚开始。据印度机床研究所的材料，印度1985年年底机床量为133.5万台，大部分也是普通机床，80年代世界范围的机床产品已转向高技术领域，采用了数控装置和电脑装置，印度未赶上。近几年通过大量进口，加强研制，已能生产高性能机床，但规模很小。如1987～1988年度数控机床产量1200台，仅占机床总产量的0.1%。现普通机床的水平属于比较新的即使用期少于10年的占机床总数的47.3%，已使用10～20年的占31.1%。印度自己对其机床工业水平的评估是：“印度是一个外国精密机床和特种机床制造商的市场，同时印度自己也拥有生产高性能机床的专门技术和专业人才，可以与外国同行合作在印度建立合营企业，或独立到发展中国家建立这类机床生产企业，印度可以提供从技术、培训、机械设计、安装直到投产的全过程”（前总理拉·甘地语）。印度还曾提出可以向中国出售中国尚未能制造的特种机床。^[12]从以上印度机械工业的材料来自印度《经济时报》1988年5月28日和1989年12月29日、印度《爱国者》报的出版物：《印度工业：问题和前景（1987～1988）》等。两国机械工业的有限材料看，要普遍地达到国际水平都有一段长路要走。比较而言，中国的机床数大大地多于印度，但陈旧率也大大地高于印度，高性能机床的生产规模都非常小，但在生产技术能力上印度似走前一步。

（二）钢铁工业

生产粗钢在100万～300万吨以上的钢厂中国有12家，其中4家为300万吨以上，30万～100万吨的有14家，10万～30万吨的16家，共42家，总产量4250万吨（1987年），印度没有生产300万吨以上的钢厂，100万～300万吨的钢厂有4家，30万～100万吨的2家，共6家，总产量980万吨（1987～1988年）。此外，电弧炉的产钢量中国为1350万吨，印度为300万吨。可见，中国钢生产的规模和产量都大大高于印度。印度前钢铁部首席技术顾问、离任的重工业部顾问及联合秘书哈里·普桑1989年上半年实地调查了中国的钢铁工业，比较两国的炼钢工业后认为，中国高炉的自熔烧结物比例很高，常达100%，很少低于75%，而印度最高才66%。他指出，在他访问的中国5家大型钢厂里，炼焦煤的含灰量为14% ～15%，而印度的6大钢铁厂为21%～27%。炉温中国为1030℃，印度为680℃～1015℃。这些指标都表明中国比印度强。中国这5家钢厂的高炉的生产力为每日每立方米1.85～2.2吨，与先进国家水平相同，而印度6大钢厂的相应数为0.54～1.4吨，但两国高炉生产力的平均数差距没有这么大，中国为1.74吨，印度为0.74吨。氧气顶吹转炉的生产力中国也比印度强。在哈里·普桑访问的中国钢厂里，生产能力在50～300吨的氧气顶吹转炉，每炉出钢时间平均23～40分钟，大多数为30～40分钟，这与先进国家相同，而印度为60～100分钟，炉龄中国为1000～1600熔炼炉次，印度最好的约500熔炼炉次。中国的氧气顶吹转炉的每年L. D.生产能力平均为6727吨，而印度为3973吨。（均以粗钢计）^[13]从钢材的质量看，1988年，中国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生产的钢材仅占钢材总产量的29.0%，哈利·普桑认为印度的钢材质量不会与中国有大的差别。两国自己对钢铁工业水平的评述是：近10年中国钢铁工业加强了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已有相当多重点企业和地方骨干企业配备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先进技术设备，钢材的品种增加，质量提高，并能生产一批新型高效能钢材。但是钢铁工业的总装备水平仍是低的，表现为企业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工艺技术落后、原料和能源的消耗量高、生产成本高等。如1988年中国生产钢的综合能耗虽已下降到了1.64吨标准煤，比日本的能耗0.60吨仍高得多，美国和苏联也在1吨以下。再如，中国钢铁工业职工人均产钢24吨，日本高达400吨。^[14]印度六大钢铁企业中4家是50年代由外国的资本和技术设备援建而成的，当初的技术设备水平都比较高；如联邦德国援建的鲁尔克拉钢厂在1959年是亚洲第一个采用炼钢工艺流程技术的。可是二三十年来，印度钢铁工业的技术进展缓慢，这些外援的钢厂大多仍使用过时的技术设备，采用传统的炼钢方法：在能源消耗、高炉生产率、设备开工率、劳动生产率等都处于世界钢铁工业的平均水平以下。总管五大公营钢铁企业的印度钢铁工业总局主席说，印度钢铁工业属世界上成本最高之列，生产每吨钢耗费的能源为外国钢厂的两倍，需9.6×106千克卡路里。近年印度正在进行以节能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计划，如拟将占粗钢产量40%的平炉改为节能的底部顶吹转炉，还要把使用连续铸钢法的范围从10%扩大到70%等。^[15]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从钢材质量、技术设备、能耗程度等综合水平看，中印两国的钢铁工业都落后于先进国家，但比较而言，中国比印度强，有的技术指标中国已达到国际先进标准，而印度还相差甚远。

（三）电子工业

中国电子工业1956年起步，1959年研制成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长时期里，电子工业投资和发展的速度大大低于工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技术水平尚处于引进和开发阶段，当前电子产品的总体水平大致相当于国际70年代初的水平。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是近20多年的两门新技术，在许多国家已普及至中、小企业，在中国还缺乏发展CAD和CAM工业的基本环境。仅仅1990年国家命名的45个首批一级企业才采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其中10个企业已将计算机运用于生产控制、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国电子工业为发射洲际火箭、潜地导弹、同步卫星等试验上提供了各种电子设备和仪器。在中国的电子工业中，作为“灵魂”的软件发展更不如作为“躯体”的硬件的发展。国外硬件人员与软件人员之比例约为1∶4，而中国以北京地区为例仅为1∶1.01，这与印度有意避开需要高投资的硬件而大力开发软件适成对照；印度电子工业起步与中国同时，直至70年代仍处于“新生阶段”，但70年代中期后已比工业增长速度高若干倍的速度发展，年均增长率1975～1980年为17.4%、1980～1985年为27.9%，1985～1988年为33.3%，产值从1975年的36.46亿卢比增加到1988年的630亿卢比，该年的出口值占其产值的7.5%。印度根据其科技人才充足而资金（尤其外汇）不足的具体条件，扬长避短，集中力量发展属劳动力密集型的软件，而不用力在属资本密集型的硬件制造上。在发展软件中采用“大进大出”办法，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软件，用以提高本国技术，达到国际标准和最新水平后，再大量出口。1984年起软件以每年递增35%的速度发展。在系统软件、CAD/CAM、微机软件、电讯以及应用软件等方面都已具备了雄厚实力。如印度最大软件出口商塔塔公司为美国一消防公司的子公司开发收款账目管理系统，是一项需要重新编制200万行程序的十分复杂的工程。印度另一家公司为英国伦敦的地铁列车运行时刻表编制了全套软件程序。这方面中国却大为逊色。中国从事软件的人员数万人，印度1986年、1987年间暂居国外的软件人才就有5万名，1986年他们为外国公司开发了价值70亿美元的软件。同时，印度从国内出口的软件也迅速增长，1979年软件出口额440万美元，1981年上升到1440万美元，1984年为2000多万美元，1985年为3000万美元，1986年又达4200万美元。出口的对象有美国、欧洲以及中东，已成为软件出口大国。而中国近几年软件出口累计才520万美元，而且相当部分是数据录入等劳务收入。中印两国电子工业起步同时，60～70年代发展也都缓慢，但近十几年里，印度发展迅速，尤以软件为最，其水平已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高水平的软件在国内没有条件普遍应用，就以广阔的国际市场为目标，因此软件的工程化程度和商品化程度很高，已成为一项产业。中国软件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远不及印度。应该看到，中国软件人才的个体素质是好的，但主要因为软件人才及技术仍局限于研究单位或高等院校，未能形成一项产业，因此影响了软件工业的发展。事实上，按现在软件人才的数量、质量以及计算机数目（不包括微机，共有7000台），已具备了转化为产业的条件。^[16]

限于材料，其他一些重要工业不能一一比较。根据以上两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实力情况，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①中国已从起步时工业基础不如印度发展到今天总的工业实力强于印度。②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快而不稳，印度工业增长较慢但是平稳，给两国经济带来了不同的利弊。③由于工业品目繁多，材料又有限，两国工业技术设备水平谁高谁低很难作出笼统的判断，较多的情况是各有高低、各有长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都有相当的差距。④80年代两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政策的调整，工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体制和政策方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还很多。⑤两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设备力量表明，中国和印度两国都蕴藏着雄厚的尚未充分发挥的潜力。

世界工业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科技、信息、管理以及投资诸方面的密集度都越来越高，而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密集度在相对减弱；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互相依托性越来越强，世界工业品贸易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工业增长的速度表明了这种变化，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需要在技术、设备、产品等各方面与外部世界互作补充。世界工业的这些变化对于工业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优势而科技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中印两国在发展中国家里虽然具有较强的工业力量和科技水平，但要适应这种变化，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加快工业技术设备以及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就是说要通过提高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质量来实现工业的高增长，而不能再像以前主要依靠生产数量的增加。提高投入的质量意味着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效益。二是继续从封闭保护型向开放竞争型转化。这不一定要变成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但是工业的每个环节，生产的成本、规模、产品的质量、性能、经营管理的手段、方法等都必须向国际标准看齐，更大规模地加入到世界经济市场中去。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根据两国过去尤其是近10年的经验教训，今后工业方针政策调整改印度电子工业的材料据《经济时报》，1989年10月26日；美国《Datamation》（杂志）载文：《印度在软件方面的展望》，1987年9月，转引自中国《计算机世界》，1988年10月26日；中国《计算机世界》（同上期）载文：《国际软件市场和软件产业的基本情况》等。革的主要方向：

1.进一步减少行政对经济的干预。两国都实行五年计划，“计划经济”在工业部门占的成分很大，但是多年的实践表明，所谓的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管理经济”，行政部门的主观意图往往代替了市场需求的客观规律。所以减少行政干预，遵循经济规律实为当务之急。

2.进一步减少对工业的“保护”。两国对国产工业、小型企业、国营企业的保护数不胜数，表现在生产领域、原材料供应、价格、税收、销售以至福利、就业等许多方面。一定的保护政策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当前两国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甚至反生产力的保护还很多，因此必须摒弃这些保护，考虑到社会安定因素可以逐步进行，同时加快引进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以确保生产的经济实效。

【注释】

[1]《中国工业经济学报》，1985年第1期，第92页。

[2]《金融快报》，1983年12月24日。

[3]《中国日报》（英文版），1990年2月7日。

[4]O.S.斯里瓦斯塔瓦：《印度经济的发展和计划》，新德里，1988年，第434页。

[5]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469页。

[6]A.N.阿格拉瓦尔等：《印度经济资料年鉴1988～1989》，新德里，1989年，第15页。

[7]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以1980～1981年度为基期，重新制定了各项工业的加权数，此后，因加权数失真造成的低估可以排除，其他因素仍存在。

[8]历年的工业年增长率见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4）》，北京，1985年。

[9]印度经济监察中心：《印度经济基本统计》第1卷，新德里，1982年；印度政府：《1989～1990年度经济概览》。

[10]《人民日报》，1990年3月20日。

[11]《商业旗报》，1990年2月20日。

[12]中国机械工业的材料据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吕东：《我国工业发展要实行战略转变》，载于《人民日报》1990年1月1 4日，以及2000年的中国丛书之十二《2000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国机械电子工业年鉴（1986）》、《中国机械工业年鉴（1988）》等综合而成。

[13]以上两国钢铁工业的比较材料见哈里·普桑向《大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和印度——改革和现代化》学术讨论会（1990.1.15～16新德里）提交的论文：《中国和印度的钢铁工业比较研究》（英文本）。

[14]据《经济日报》1989年10月3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8月2日等的综合。

[15]据印度《商业旗报》1987年12月2日、《金融快报》1987年1月31日和《经济时报》1989年8 月29、30日。在印度钢铁工业中，唯独私营的塔塔钢铁公司在开工率、节能、工艺技术、产品品种与质量等各方面都保持良好的记录。

[16]中国电子工业的材料据周林：《我国的经济实力》，1988年；《奋进的40年》，1989年；《中国计算机概览》，1985年；《计算机世界》（期刊），1988年10月26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