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投资的整体实力

一、工业投资的整体实力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口岸设厂权，是由1895年的马关条约正式确定的。但是外国在华设厂的事实，在此以前，就早已出现。在广州、宁波、上海这几个最早通商的口岸中，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就有了这方面的零星记载。虽然那个时候大部分工厂是为商品输出（如船舶修造）和原料汲取（如生丝缫制）以至传媒布道（如印刷出版）服务的，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带有输出资本的性质。然而只有在1895年以后，以资本输出为目的的设厂活动，才具有引人注目的时代特征。

首先，从面上量的角度观察，两个时期外国在华工业投资的总体力度是大不相同的。在甲午战争以前的半个世纪，外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的厂矿规模较大，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经过比较广泛的考察，一共不过23家，资本估计为7600万元。而在甲午战争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足20年间，根据不完全统计，同样规模的厂矿就达到136家，资本在1亿元以上。^[4]厂数超过近5倍，资本则超过了12倍。到1927年为止，外国在华工业已经遍及木材、机械、金属品、电器用具、交通用具、建筑材料、水电气、化学品、纺织品、服装用品、胶革制品、饮食品、制纸印刷、饰物仪器、杂项物品这15大行业。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纺织品工业中的棉纺织、机械工业中的船舶修造、饮食品工业中的卷烟，以及属于公用事业的水电气工业。这四项支柱工业，我们将在下面进行专门叙述。这里仅就两项不为人所注意的工业部门，即食品工业中的蛋品和建筑材料中的砖瓦，看一看外国资本在其中的活动情况，借以窥测外国在华工业投资的总体力度。

食品工业中的外国工厂，在甲午战争以前，还只集中在出口砖茶等少数行业中。甲午战争以后，范围迅速扩大。到1927年止，已发展到卷烟、面粉、碾米、精盐、酿酒、汽水、制冰、冷藏等众多行业，甲午前开始涉足过的榨油、制糖，此时也进一步得到发展。而蛋品加工这样一个原来很不起眼的行业，这时却十分引人注目。到1927年，蛋品加工中的外国工厂，已分布在上海、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福州、胶州等口岸，其中汉口一地的外国蛋厂，最多时达到5家。^[5]而德国一国在1896～1897年间就在汉口、镇江设立了3家蛋厂。^[6]和蛋品厂在食品业中一样，砖瓦厂在建筑材料业中，原来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行业。然而，在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在这里的活动也陡然兴起。苏州刚刚开埠，就出现了一家专为租界供应建筑需要的年产火砖50万块的砖厂。^[7]20世纪初，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由日本人办的砖厂”竟有16家之多。“对砖瓦的无限需求，使该行业蓬勃发展，至今已成为关东工业中最重要的工业之一” 。^[8]与此同时，一家英商在安徽芜湖创办的砖瓦厂，占地竟达50亩之广。^[9]至于在上海、天津、汉口这样一些大的通商口岸中势头更加火爆。汉口的一家德国砖瓦厂，被称为本埠“最兴旺的产业之一” ，工厂除供应本地的需要以外，还“接受来自北京的大批订货” 。^[10]天津的一家外国砖厂，“按照最新式的科学程序设计” ，有年产1000万块砖的生产能力。^[11]而以生产耐火砖闻名上海的毕第兰公司（A．Butler cement Tile works），它的老板毕第兰伯爵（Count yon Butier）被他的同行誉为“中国新工业最著名的开路先锋之一” 。^[12]

相对中国民族工业资本而言，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处在大资本的地位。在1895～1913年中，中国境内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厂矿中，华资17家，资本共计3173万元，平均单位资本为187万元，外资22家，资本共计6379万元，平均单位资本为290万元。^[13]外资厂矿规模平均高出民族资本厂矿规模的55%以上。

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不但是大资本，而且带有垄断性。在许多行业中，外国工厂垄断了整个行业。一家外国大厂的资本，往往超过全行业中的华厂资本。机器造船业中的上海耶松船厂，在1900年合并了另外两家船厂以后，资本由75万两增加到557万两，为中国当时大大小小22家华商船厂资本的5倍多。^[14]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开办以后的10年中（1902～1912），工厂由1个扩充到4个，工人由百余人扩充到近万名，资本由10．5万元扩充到1100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烟厂资本的7倍。^[15]在公用事业中，1882年成立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创资本不过5万两，到1928年改组为上海电力公司的前夕，资本已增加到3500万两，^[16]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发电企业。同样，被称为大英自来火房的英商上海煤气公司，创立之初资本也不过10万两，到1928年止，资本扩大到250万两，^[17]为开办资本的25倍。早在此以前，它就被认为是“历史上任何煤气公司绝无仅有的发展速度” 。^[18]

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垄断性，还表现在资本集团的出现上，许多原来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国洋行，逐渐发展到包括工业在内的多种经营，形成了集工贸于一体的大资本集团。这种现象，在甲午以后表现得特别显著。以资格最老的英国怡和洋行而言，它所投资和经营的工矿企业，绝大部分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其中为人熟知的，有1897年的怡和纱厂，1898年以投资路矿为主的中英公司，1901年的香港染织厂，^[19]1905年的怡和制材厂和振华纱厂，^[20]1907年的怡和源打包厂，^[21]1910年的公益纱厂，1914年的杨树浦纱厂，^[22]1919年的怡和打包厂，^[23]1920年的怡和冷藏厂，1923年的怡和机器公司^[24]和1927年以后成立的怡和啤酒厂。^[25]20世纪初的一部中国商埠志中说：“在中国的贸易中，有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极少数公司，他们的分支机构就像一只网似的分布在整个中国的沿海地区” ，“他们活动的范围，正不断地在扩充。在这些促进中国和外界贸易的大企业中，怡和公司保有着一个非常显赫的地位” 。“现在它的企业多面化了。他们已经创办并且有效地进行一些工业企业”的经营。^[26]如果说，19世纪的怡和还只有一个“分布在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网，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它就已经有了一个包括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经济网络。其中，工业投资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在这一工业网络中，有的部分已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作为怡和工业投资重点所在的棉纺织工业，就是一个例证。它以上海怡和纱厂为起点，在这个纱厂顺利发展的基础上，一方面把原在香港的染织厂集中到上海；另一方面把原属它的买办创办的公益纱厂拉进来，先是中英合办，进而全归怡和，然后是三厂组织联营，由怡和洋行全权经理，注册为资本达1100万两的怡和各纱厂有限公司，^[27]具有一定的垄断实力。

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的垄断性，还表现在他们的政府对在华工业的直接支持上。在这方面，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羽翼下的满铁具有鲜明的特色。

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俄战后日本政府“经营满洲”政策的产物，是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它以扩大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权益为最高原则，“必要时可以不计盈亏，以其经济利益服从日本侵略扩张的政治或军事要求” 。^[32]公司的开创资本为2亿日元，其中，一半出自日本政府。^[33]不到15年，资本就增加到4．4亿日元（1920），被称为“与寻常公司大异”的“满铁王国” 。^[34]它虽以“满铁”为名，实际上范围漫无止境，矿山、冶炼、航运、电力、煤气以及仓栈码头等，无不囊括在内。其中属于工业投资的，就分布在船舶修造、水电气供应、毛棉纺织、油脂、面粉、食糖、谷类精选以及砖瓦、玻璃制造等部门。这些企业，当然不都是满铁的经营重点，而且有的经营并不成功。例如毛、棉纺织业中的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和满洲纺绩株式会社，经营都不很理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一个资不抵债，处于破产状态，一个勉强经营，但不得不将资本减少一半。^[35]然而即便如此，满铁仍多方给予支持，对满蒙毛织株式会社不但认购股份，而且在批租厂基、供应电力等方面给予减费优待。^[36]“不计盈亏”在这里得到生动的体现。一句话，不这样做就看不出“满铁王国”的气魄。然而人们从这里也清楚地看出：这个新生的资本集团，其侵略手段的露骨程度，比它的前辈如大英帝国的怡和集团等，又向前跨了一步。

外国在华工业的垄断性，当然主要表现在资本的巨大上，表现在生产的垄断上。但又不仅如此，它不仅表现在生产规模的巨大上，而且在由原料收购到产品推销，亦即在流通的各个环节上，都显示着强大的实力和优势。

流通环节的控制，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行之有效的一套老手法。但是，把这一套移植到外国在华工业投资中来，则是甲午战争后的新现象。

在四大支柱工业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卷烟和纺纱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里，垄断卷烟生产的英美烟公司和棉纺织业中后来居上的日本纺织集团，提供了两个具体的实例。在原料采购方面，他们都从最根本的地方——烟草和棉花的生产抓起。先是向烟农、棉农发放优良种子，而以收买他们的烟草、棉花为条件。加上工厂方面设置完备的收购网络，使得处于垄断地位的买主不但得心应手，控制工厂所需的原料供应数量，而且可以上下其手，进而操纵这些原料的收购价格。在工厂产品的推销方面，这一网络更加严密周备。它们内有完整的一套推销机构、组织层次和区域划分及华商经销网络的利用，外有各自国家金融势力的周转、运输和贸易部门的配合，使得这一推销渠道更加畅通无阻。它们的具体情况，下面在谈到四大支柱工业中的棉纺织和卷烟两个行业时，还要分别加以叙述。

垄断性的大资本总是和高额利润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具体地考察一下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利润的高度，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它的垄断性质。

科学地计算资本的利润率，要受到统计材料的限制，因而是比较困难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卷中所计算的47家外国厂矿的利润率，实际上是账面的纯利对已缴资本的百分比。它没有包括各种形式的变相利润和隐藏利润，因此，它一定远远低于实际的利润。但即使根据这样计算的结果，47家厂矿的账面盈利率，在这20年中，平均达到14．14%，而个别厂矿则可以高达30%～40%。^[37]人所共知，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工业的利润率很少超过10%，我们拿日本这样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以比较，同一纱厂，“上海分厂的利润要比在日本的纱厂平均超过10%～15%” 。^[38]有的报道说：日本在中国所设的纺织厂，1912年以后3年中，获利数超过资本全部。^[39]在三井洋行系统中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1914年的股东大会上，它的主席就公开向股东宣布：1910～1914年5年中，公司的盈利等于实收资本的135%。^[40]内外棉株式会社的高利润则更加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连续五年（1918～1922）盈利在110%以上，其中，最高的一年（1920）达到259．2%。^[41]这样高的利润当然不能代表全体外国纱厂，但也绝非绝无仅有，英国怡和纱厂在这方面并不逊色。这家纱厂在1912～1914年的3年中，“所获盈利，已与全部资本相等” 。^[42]在1914年以前的8年中，有3年账面盈利超过40%，其中，最高的一年（1906）达到48．62%。^[43]在1914年以后的8年中，有6年超过40%，其中，最高的一年（1920）达到152．1%。^[44]在棉纺织业以外，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在19世纪末的上海耶松船厂和20世纪初的上海煤气公司中，盈利率几乎都在20%以上。^[45]而在面粉工厂中，上海增裕4年（1902～1905）中的盈利，就超过它的资本的6%。^[46]汉口和丰根据1906年的盈利判断，“在一年零两个月中，就可以将全部所投的资本收回” 。^[47]

高利润，这是大资本追求的目标，也是它得以实现的手段。所谓“不计盈亏” ，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即使是像满铁这样的“以其经济利益服从于日本侵略扩张的政治或军事要求”的公司，仍然不会放弃“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目标。尽管它在“必要时可以不计盈亏” ，但从长远的目标看，实现最大限度的利润，仍然是满铁株式会社的总体最高准则。^[48]满铁账上的“政府分红” 、“股东红利” 、“股东第2红利金”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从它启动的1907～1927年，公司的账上纯利由202万元上升到5637万元，20年中增加了近27倍。不仅利润量增加，利润率也呈上升趋势。在1917～1927年的10年间，利润率也由多年停滞不前的10%左右上升到17%左右。^[49]和英美等国在华公司比较毫不逊色。相反，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由于日本国内利率高于欧美各国，因此，当“欧美人士之在华企业获利7%～8%，已颇为满足”时，“日本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 。^[50]

最后，需要专门讨论一下隐蔽利润的问题。

上面提到，我们所能计算的外国在华工业利润，是他们公布的账面盈利。这里面做手脚、变花样，千方百计隐蔽利润，不是“圈里人”是察觉不出来的。但是，有些隐蔽利润是明摆着的，连拿股息的一般股东也受到影响，发出抱怨，这里不妨略举一二。

这些工厂的账面盈利，一般都是剔除利息付出之后的余额，而利息的支付显然是利润的组成部分，它在工厂的营业账中，往往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仅在纺纱织布一业中，我们看到的公司股东的抱怨，就为这一点提供了无可置疑的佐证。在1900年，美商鸿源纱厂的股东大会上，股东们对纱厂连续3年的亏损提出了质疑。因为企业利润在分配给股东之前就以银行借款利息的形式付给了贷款银行。因此，有的股东就抱怨“我们付出的利息，简直使我们成了为银行和中间人而工作，而不是为股东而工作” 。^[51]同样，英商协隆纱厂在1897～1901年的4年之中，共付利息108000两，可是账面却出现了亏损，最后工厂被银行拍卖。原因是“可怜，这笔利润完全为利息所吞没了” 。^[52]然而，这些吞没公司利润的银行利息，是毫无疑问地应该计入工厂的利润之中的。利息如此，在付出股息之前，从利润中扣除的董事酬金、总经理的车马费、查账人的酬劳等，也如此。德商瑞记纱厂在1903年的营业报告中，账面盈利只有81146两，而董事、经理等人的酬金为20660两，加上利息支出20004两，超过了账面盈利的一半，^[53]也就是账面盈利不及实际盈利的2/3。这个比例，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在各项隐蔽利润中，数目最大、最令人触目的是各项准备的提存。准备金的设置，如果严格按照资本设备的折旧率计算，当然不能看做是隐蔽利润。问题是外国在华工业的准备提存，大大超出了生产过程中资本折旧的正常范围。它一方面大大提高折旧率；另一方面是在资本折旧之外，又另立了五花八门的准备项目。我们仅就从一部分外国在华工厂的营业报告中，就可以看到众多的离奇准备。它既有“一般准备”（General Reserve），又有特别准备（Special Reserve）；既有折旧准备（Depreciation Reserve），又有修理更新准备（Repair and Renewal Reserve）；既有土地准备（Land Reserve），又有土地购买准备（Land Purchase Reserve）；既有股份准备（Stock Reserve），又有股息平衡准备（Equilization of Dividends Reserve），还有股份升水准备（Share Premium Reserve）；此外，还有呆账准备（Bad and Doubtful Debt Reserve）、投资波动准备（Investment and F1uctuation Reserve）、汇兑波动准备（Exchange Fluctuation Reserve）、海事金融准备（Marine Finance Reserve）、保险准备（Insurance Reserve）、救急准备（Relief Reserve）、产品波动准备如糖厂的食糖波动准备（Sugar Fluctuation Reserve）、原料波动准备如纺织厂的棉花波动准备（Cotton Fluctuation Reserve）等，^[54]名目繁多，令人目眩。在各色各样准备金掩盖之下，企业不论有多少盈利都可能化为乌有。即使账面上有看得过去的，甚至是令股东十分满意的丰厚利润，在庞大的准备金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

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里仅以外国在华两大支柱工业——轻工业中的棉纺织和重工业中的船舶修造为证。1927年，上海两家盈利丰厚的外商纱厂——英商怡和纱厂^[55]和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它们的账面盈利，一个是512623两，一个是517672两。^[56]这在当时的外商纱厂中，已是位居前列。可是它们的各项准备金加在一起，一个是3515531两，一个是1484350两，^[57]高下悬殊立见。同样，在船舶修造业中，英商两大船厂——耶松和瑞，一向就用准备金的障眼法掩蔽真实利润。在1914年的两厂股东大会上，瑞的主席当众公开地说：“把新发行的股票的升水放到准备金账上之后，这一笔准备金就达到342952两。也就是说，比我们的资本还要多25000两。但是尽管这样，董事会还主张转入股息平衡基金15000两，折旧提存10000两，移交下届9356．08两。换句话说，在我们付出优厚股息的同时，我依旧尽可能地积累资金” 。^[58]从这里可以看出瑞厂的隐蔽利润的厚度。至于耶松厂，报告人似乎要人相信，工厂没有任何隐蔽利润。他在股东大会上说：“关于折旧，你们在查账人的报告中会注意到：他们认为提存500000两的折旧准备，完全足以清偿公司固定资产的任何折旧费用。全部的机器修理和维持费，都是从收入中开支的。”^[59]也就是说，只有折旧准备一项，其他的准备再也没有了。但是，且不问机器修理维持费都已经“从收入中开支”了以后，为什么还要提存折旧准备？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它的营业报告中，除了500000两折旧基金（Depreciation Fund）外，却又冒出另一个为数也是500000两的准备基金（Reserve Fund）。^[60]这一准备基金除了隐蔽利润以外，得不到任何解释。

掩盖利润的各种准备金和企业的账面利润，本质上相同而所起的作用却大不一样。正如上述瑞船厂股东大会主席所说：提存准备是为企业“尽可能地积累资金” ，也就是尽可能地使利润向资本转化。提存准备，这是外国在华工业扩大资本的重要手段，是大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这一现象愈到后来愈趋明显。19世纪30年代初，那个以“不计盈亏”相标榜的满铁株式会社，账面的公积金据说竟达18860万日元之巨，^[61]为上述以准备充足著称的怡和、耶松等大型企业望尘莫及。可以断言，如果说甲午战争以前原始积累还是西方入侵者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那么，在甲午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积累则明显地引人注目。这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由封建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转化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