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各国的认同分析

第二节　东亚各国的认同分析

一、中国的东亚认同

要分析中国为什么认同东亚共同体，需要认识到中国的利益诉求是什么。这是认同的基础。那么，中国当前最为核心的利益是什么？当前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因此，中国首先就要保证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因此，中国希望参与东亚的合作。国内的学术界和政府官员，普遍地认同把东亚建设成为一个东亚共同体。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认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认识稳固周边的意义。因此，这一阶段主要是全面拓展国家交往与合作，推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向着机制化、伙伴化方面发展。我国外交确定了工作重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从1990年到1992年，睦邻外交取得很大的突破。中国同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同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印度改善了关系。此外，还与沙特、新加坡、文莱、以色列、韩国及苏联解体后取得独立的各国等23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我们实现了同所有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

发展同东盟的关系格外引人注目。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连续跨上四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全面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第二个台阶是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国家的“全面对话伙伴国”；第三个台阶是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东盟九国领导人确立了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新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在1997年12月16日中国与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中，江主席指出，“充分运用已经确立的全面对话合作机制，拓展双方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渠道的交流与合作……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及东盟地区论坛中，加强双方的相互对话、相互协调、相互支持。”^[14]第四个台阶是在2003年10月初，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签署文件，宣布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成为本次峰会的一大亮点。条约的签署使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对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信任，加强了双边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从而在实质上提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同时，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还签署了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中国第一次与一个地区组织签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文件。中国从而成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双方关系取得新的突破。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一系列“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和一系列加强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得到东盟国家领导人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为推动我国开创周边外交新局面注入新的活力。

如果上述发展是确立政治上互信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就开始在经济领域内开始广泛的合作，而且发展势头良好。以“10＋1”（东盟10国加中国）和“10＋3”（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为龙头，不断提高东亚合作机制水平。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成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在当今世界经济挑战面前争取实现共赢的关键一步。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进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启动，不仅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也将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另外，中国与东盟加强了安全领域的磋商。双方就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发表了《联合宣言》，还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这一宣言将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信任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同时，中国为了解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提出了新的安全观。新安全观成为中国周边战略的逻辑起点和依托，是基于对和平解决国际冲突与矛盾的理性思考之上的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的含义为：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协商，最大限度地减少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增强友好往来，建立睦邻友好的边界，从而维护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进一步推动相互关系的发展。它与一些国家囿于“冷战思维”，热衷于强化军事集团，动辄进行制裁，威胁使用武力，企图通过推行强权政治建立单极世界的做法有本质区别。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15]新安全观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束缚，具有涵盖领域广、涉猎内容多的“综合安全”特征，是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我国复杂现实的安全观念，是和平、合作的安全观念，为我国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新安全观的八字方针“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更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和尊重。中国通过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共同减少军事力量，解决了同俄罗斯、中亚的边界争端，解决了同越南、印度的部分边界问题；在南海领土争端中，中国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使这一地区保持相对平静的态势，在推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上，中国秉承新安全观“平等、协作”的原则，积极培育合作机制。

中国与东盟在2001年11月就建立双边FTA（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并与2002年11月签署了一揽子框架协议，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早期收获计划”自2004年1月1日实施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有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2005年7月20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定》正式实施。7 000种商品实施低关税和零关税，标志着中国—东盟的FTA建设进入全面实质性运作阶段。2001年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83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中国东盟贸易增长迅速，其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总体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超过30%以上。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1 058.7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35.3%。

二、日本对东亚的认同

从近代以来，日本的东亚观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自身的定位发生了三次重要变化：“脱亚入欧”，“由欧转美”和“返回亚洲”。

“脱亚入欧”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经过日本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发现欧洲的文明之先进，以及感觉到欧洲文明对落后的亚洲文明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于是决心学习西方，实行文明开化，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与西方列强为伍，使日本成为西方列强的一员。于是日本制定了“脱亚入欧”的路线。“脱亚入欧”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了先进的工业国家，走上了列强的道路。在此阶段，日本的亚洲观主要在于得到与列强平等的地位，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

这样，“脱亚入欧”的政策的内容开始发生了变化，由脱离亚洲实现自强变为与西方列强争夺亚洲。其亚洲观由“嫌弃亚洲转变为轻视和鄙视亚洲”。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改革的先锋人物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中指出：“我日本国虽处亚细亚之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则不幸有近邻之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为了日本之强大，与其坐待邻国开明，以共兴亚细亚，毋无宁应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交往之法也不应因邻国稍有顾虑，唯依西洋人与之交往风格处之。”^[16]

随后，日本的亚洲观有所发展，开始侵略近邻国家，相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兼并朝鲜，日俄战争，后又大规模地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开始在亚洲赶出其他列强，建立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新秩序”，提出了“大东亚共荣”。日本的这种亚洲观是把亚洲其他国家变为其殖民地，奴役其人民，因此，是一种极端残忍地侵略、剥削和压榨亚洲的亚洲观，这种亚洲观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成了历史的灰烬。

二战后，日本被美国独占，另一方面加上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使得日本的外交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为了便于在战场上作战，因此把日本变为自己的前沿阵地。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为了遏止共产主义的“威胁”，把日本当作抵御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便与日本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国，美国为日本提供军事安全。在这种基本战略的指导下，战后日本对内埋头进行经济建设，对外追随美国，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积极抵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在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问题上，也坚决地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特别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随着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本成了世界上经济的第二强国。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美国和苏联开始缓和，由于原子武器的巨大破坏作用，每一方都不能被另一方军事征服，两国的关系开始发展为共同称霸。其次，日本的经济起飞刺激了日本的大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因此，日本不愿意在美国面前卑躬屈膝，其中以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应该敢于说“不”》为代表，希望日本能有更加独立的空间发展自己。日本开始希望把经济大国的实力转变为建立政治大国。第三，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一方面使得世界更加开放，另一方面推动经济的区域化发展迅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示范效应。因此日本也希望在东亚建立区域联盟。第四，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亚洲“四小龙”，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地区和最有活力的地区。这也促进了日本开始考虑与东亚合作。第五，日本经济与亚洲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在经济上依赖美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出口对象和经济伙伴，但是日本与美国频繁地出现经济摩擦，而且日本在经济摩擦中都处于下风，因此，日本开始考虑把东亚作为重点。80年代以后，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均超过了美国，居第一位。1992年，日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8.8%，对美国的出口则占28.8%；从亚洲进口占日本总进口额的45%，而从美国的进口只占22.4%。

在以上的背景下，日本开始重视亚洲，“脱亚论”开始消退，代之而来的是“亚洲故乡论”、“亚洲重新评估论”、“回归亚洲论”、“亚洲共同体论”等观念。文化界也出现了“亚洲热”，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六卷本的《亚洲当中的日本》，把日本作为亚洲成员进行研究，提出了亚洲各国民族社会与日本的共同性和异质性；多卷本丛书《东亚的国家和社会》，分析了东亚各国历史、文化和现代政治，借以深化日本对亚洲的认识及对日本的自我认识；1991年《呼声》月刊7月号发表了日本著名评论家伊藤昌哉的文章，提出要由“重视美国的日本”转变为“重视亚洲的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金森久雄于1993年多次提出了日本的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

日本政府也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日本的外交重点逐渐转向了亚洲，强调日本是“亚洲一员”，把亚太地区作为日本“外交的主要舞台”。宫泽内阁声称亚洲外交是“21世纪日本外交和国策的最大课题”。1993年《中央公论》7月号发表了日本外务省经济局长小仓和夫的文章《争取在亚洲恢复地位》，建议日本应该重新重视亚洲，并积极成为亚洲的主导和中心^[17]。

在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里反映的基本上是日本的学术界和日本政府精英的观点，但是日本的民众的想法却有些不同。日本民众一般认可“大国民族主义意识”，即日本民众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日本人一般都会偏向认可它^[18]。因此，日本民众的亚洲观是变化的，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说：“日本在考察世界的时候，时而以东方为立足点，时而以西方为立足点，时而又以东西方折中的接触点为立足点。”^[19]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日本的学术界和一些日本政治家已经看到亚洲对于日本的重要性。2003年12月，日本在与东盟举行的首脑会议上以《东京宣言》的形式明确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而首相小泉又在2004年秋的联大演说以及2005年初的众议院施政演说中提出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方针。与此同时，日本各主要媒体也以高频率在评论这个话题。2005年8月由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政策建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内容长达十数万字，可谓在“10＋3”范围内无出其右者。《报告》由前篇《考察》和后篇《提议》构成，前篇说明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和现状，后篇则提示了日本的战略原则和应对政策。虽然不是政府文件，不具有政策指导效力，但它显然将对日本的相关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产生重大影响。其内容可概括为：

（1）在建设原则上认同“共同利益”原则，将东亚共同体目标设定为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为基础、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繁荣、进步”；基本认可“东盟主导”原则，认为东盟提供中立平台使大国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是极其合理的方式，同时也主张“10＋3”基础上的东亚峰会、强化以东盟秘书处为中心的机制建设；原则上对“开放地区主义”不持异议，提出“开放性、透明性、包容性”理念，提议构建可以灵活参加的共同体框架组织。

（2）在建设内容上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合作三大方面。限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报告》对三方面内容的阐述并没有均衡展开，其中，对经济合作的现状和献策的论述所占篇幅最多，政治安全和文化社会次之，而政治安全问题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较之传统安全问题又占绝大篇幅。

（3）在建设程序设计上基本遵循了先易后难、由功能性合作起始的思路。具体而言就是先经后政，从具有引擎效应的经济领域着手，从贸易、投资、金融等合作开始分阶段实现区域内经济统合；然后推及政治安全领域，而在政治安全领域又从共同利益较集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起步，如创设有关能源、环境、海上安全等的合作机制；同时大力推动作为合作长远基础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以促进相互理解和地区认同。

（4）建议日本政府采取如下国内政策以迎接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潮流：每年举行数次“东亚政策内阁会议”，以调整和决定政府方针；改革农业开放的程度和劳动力接纳的基准；促进相关宣传和研究，使日本国民理解东亚外交的重要性；加强对外宣传以提高日本对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影响力^[20]。因此，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得到逐步加强。

三、韩国对东亚的认同

在韩国，主张脱离东亚、靠拢西方的社会势力，早在二战结束以后就存在于韩国的社会之中。主要原因在于朝鲜半岛战前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战后韩国一直成为美国在东亚构筑反共包围圈的重要堡垒。这些都成为影响韩国倾向于西方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90年代，韩国的一些精英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公开声明在文化上韩国属于东亚的一个例外。在军人政权时期，在野党倡导西方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概念对韩国的普遍意义，在韩国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产生的民选政府的领导人非但拒绝谈论“亚洲价值观”，而且不认可与东亚文化的密切联系，并否认给战后韩国经济发展带来奇迹的威权主义发展体制的历史作用。这些精英人物再三强调与韩国文化接近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东亚文化。如金大中就认为，与古代中国和日本相比，韩国的传统包含着更多有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韩国著名企业家郑周永也说过：“美国的一个社会学者曾经说过，在远东具备实行民主主义所需素质的国家只有韩国。其理由是韩国人比中国人和日本人更坦率和开放，更具创意和进取精神。我完全赞同这个学者的观点。……通过民间主导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我想我国肯定能走向欧洲式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有韩国学者指出，在战后东亚，“韩国的经济增长仅次于日本。韩国反而认为，在争霸依然的东亚地区，通过脱亚入欧的努力，能走上独立自存的路。韩国几乎不再使用汉字，而是普遍使用韩国文字，英语教育越来越强化，这些趋势正表明韩国想脱离东亚的传统，编入西欧文化的热切愿望。”^[21]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韩国并不是要脱离亚洲，而是要摆脱传统中国的文化对韩国的影响，主要地和普遍地去接受西方文化。韩国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西方化或者现代化的一种表现，韩国最为主要的关切点在于韩国和朝鲜统一的问题，这是韩国外交的最为重要的问题。韩国虽然没有积极创建东亚的区域合作模式，但是韩国每次都积极加入其中。韩国学术界主要是从东亚民族和东亚文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

应当注意到的是在中国与日本这样的“大国”之间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主体朝鲜半岛的作用。这些都是以往在国民国家历史观中看不到的。但同时，这种重新发挥作用的“边缘”主体还不能演变为朝鲜半岛统一后国民国家的扩张或韩民族中心主义。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倾向，白容瑞强调在将要构造出的东亚新文明中，朝鲜半岛应该以一种连接海内外朝鲜民族，强调集团整体性的复合国家的方式出现。“韩民族共同体这样的新共同体若要持续地存在下去，作为制度框架需要通常的非国民国家之复合国家模型。复合国家指的是对国家权力的划时代性的民主控制原理进行观察，建立起整合了韩民族共同体的多层次，复合结构的政治体制。”^[22]建构复合国家的过程也是韩国人乃至整个东亚人对自我中的东亚和东亚中的自我进行反思的过程。这里白教授提出的复合结构的政治体制，从其用意来看，我们可以看出韩国的主要目标是韩国和朝鲜实现统一，这是韩国的最为紧要的外交任务^[23]。

朝鲜民族固有的原型是一种村落的原型。朝鲜半岛虽然没有很高的山，但是又无处不见山，这样非平原的地势，使得朝鲜民族的祖先从很久以前就打下了依血缘聚集在一起在山下生活的根基，在开垦门前良田的过程中形成了村落。每个村落都存在着老子所说的“谷神”。这样形成的村落与和邻近村落的连带相比，更加自给自足，朝鲜民族就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了固有的村落原型。这种原型弱化了与其他地域的协同和团结。韩国的政府、企业、大学、教会、军队甚至在运动界里也体现出村落的性格。因为在变形了的原型的影响下出现了这一伙那一伙聚集的帮派文化和家长的权威意识，并且出现了己方绝对正确，对方一无是处的思考方式。所以在国际化、信息化了的今天出现了民族纷争和地域纠葛等民族病。金容瑞指出，为了开拓朝鲜民族的未来必须要升华固有的民族原型中的“弘益人间”思想，发挥朝鲜半岛在建构东亚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以促进东亚和平和文明共存。

金容瑞强调，韩国为了迎接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要从民族原型的层次上来思考问题，唤醒朝鲜民族渴望和平的原型。这一原型体现在“弘益人间”的思想上。“弘益人间”思想来源于朝鲜民族的檀君建国神话。“弘益人间”是使人间广泛受益的意思。它强调人类和平共存，人与人之间平等，文明间共存。因此，弘益人间思想更具有反霸权主义，强调尊重人权和平共存的现实意义和普遍价值。当思考韩国文明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即“韩国文明具有世界性吗？”和“韩民族的文明发达对人类有帮助吗？”可以用和平共存的“弘益人间”思想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在“弘益人间”理念的指导下，金容瑞提出了朝鲜半岛统一、朝鲜半岛永世中立和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和平共存的具体手段和方案。特别是在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作为地域共同体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就成为消除东亚各国纷争，促进东亚地区和平、繁荣、发展的决定性的契机。“东亚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目的在于克服该地域内各国体制的差异，经济均衡发展以及维持东亚地区和平共存。”关于东亚共同体现实基础的问题，金容瑞认为在文化上东亚各国由于具有由来已久的农耕体验和在重视教育的传统和宗教中的世俗的宽容性上存在相似性，东亚各国可以相互理解，充分地拓展共同的文化根基。韩、中、日之间与他者相比，可以形成宏观层面上的文明意识和灵活而又宽容的文明圈。在现实层面上，韩、中、日三国之间在经济上把三国的投资协议，自由贸易区的设置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提出在大企业等的民间层面上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这样通过扩大民间企业和地方自治团体的交流来促进东亚共同体的形成。

“从现实意义上看，在东亚共同体中韩国作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中介者和缓冲者的比重只会越来越大。韩国不仅具有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之间的地理条件，在文化方面也成为两个国家的中间者。韩国一度被称为小中华，彻底地成为儒教国家。语言上和日本语同属阿尔泰语系。中国如果起东亚共同体主导作用的话，稍微不慎就会让圈外的国家感到紧张。相反，如果韩国在中日两国之间起主导作用的话，会缓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圈外各国的竞争心和文化的纷争……民族原型中的弘益人间思想使得韩国没有侵略他国的历史，所以对邻国没有历史的负债，这种只有朝鲜半岛才能构想新的东亚秩序的主张绝对不是国粹主义或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世界正形成新的共同体，从村落形成部落社会再扩大为国家的过程，通过文明圈再到现在构想中的地域共同体，并朝世界政府的目标发展。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直接关联到人类生存问题。共同体在文化圈中以文明圈为中心向世界扩展。和平、繁荣、发展是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同时也是朝鲜半岛统一和永世中立的目标。统一、东亚共同体、永世中立三位一体应该同时进行。这也是韩国采取自主、和平、繁荣的三位一体的理念来克服战争危机的决定性的契机。”^[24]

四、东盟对东亚的认同

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愿望是最为迫切的。我们认为东盟国家在东亚共同体上极为热心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相关。

首先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东盟的大多数国家都开放资本市场，加入了自由化的过程之中，并且经济取得一定的发展。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让东南亚国家感觉到加强联合的必要。因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状况良好，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预算都是基本保持了平衡，它们没有实行不负责任的信用扩张政策，尤其重要是，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另一方面就是1996年，东南亚国家的确普遍出现经济增长放慢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但是在危机之前，这些国家的失业并不严重。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没有必要放弃固定汇率，追求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提高国内的就业率。第三个方面，在货币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经历了急剧膨胀到急剧破灭的过程。因此，与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解释不同^[25]。也就是说，当时，在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政府政策都没有大的错误情况下，爆发了金融危机。这对东南亚国家的震动很大，于是各国开始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建立起东亚共同体可以更好地抵御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其次是关于金融危机的衍生出来的结果。那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更快地加速经济复苏，增强自身的经济活力，需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地区合作上。因为中日韩三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空间。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日本、韩国有先进的技术。同时在金融方面，中日韩的外汇储备达到了20 000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10 000亿美元（2006年）。这样高的外汇储备，能够抵御任何的外部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中日韩有着巨大的市场，如果东盟能够建立起东亚共同体，相互之间消除关税壁垒，相互投资贸易，这样可以形成规模经济。不用说建立起东亚共同体，仅就东盟与中国建立起自由贸易区而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明显的。自1995年以来，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倍增长。仅2002年一年时间，双方的贸易额比前年（2003年）增加了43%，达到了782亿美元。其中，中国从东盟进口473亿美元，增加了5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55.1%，东盟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大1%和3%，从而达到双赢效果。2002年3月中旬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经济大会上，泰国总理他信说道：“东南亚国家通过和中国保持更加紧密的关系，可能会扭转外国投资下滑的情况”，“东盟和中国因自由贸易区的存在而日益密切的关系将会加强东亚地区的稳定，并会为本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第三，其他区域合作的示范效应。走向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最终融为一体是当今的世界潮流。当前各国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空前紧密和深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对外贸易和国外的对内投资有关。为了适应全球化和区域化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世界各大洲地区经济统合组织蓬勃发展，欧、美更是一马当先。1999年，欧洲发行欧元，2002年，欧盟大部分成员放弃使用自己的货币，开始使用欧元。到2004年，欧盟扩大到25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进一步发展，也为东南亚国家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起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