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情的认同

关于认同,伯特兰·罗素也曾经进行过分析：“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权力;他们感觉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业的首脑。”^[25]显然,这种看法预设了人向往主动与领袖认同,这种认同可以说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因为毕竟“丰功伟绩”乃是一种善。但是,假如一种认同导致恶政,对其发生学上的考察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事情。如果个人是以丧失自我的代价促成了恶政,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纽曼看来,与领袖的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有感情的认同,这种认同并非真正向善,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灾难。这种观点的背后预设了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情感往往排斥了理性的计算,人们的行为变得没有合理预期,导致实证法成为一纸空文。纽曼曾提出疑问：如果大众向领袖出卖灵魂并盲目地追从他,这如何是好?领袖那种含有诱惑力的权力在何处操纵大众?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领袖与大众的认同是成功的,以及何种历史观点让人们把谁当作领袖?

欲求研究个体整合的问题,纽曼主张就必须在习焉不察之处进行考察。他否定了一种贵族式的偏见,即把“大众”与“暴民”称号联系起来,将大众看成是一群无恶不作的人。而阿伦特对暴民非常敏感：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著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26]

这些人被领袖催眠,并且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做他作为个体绝不肯做的行为。但纽曼却有疑问：首先,领袖是否都刻意扮演催眠的角色很难界定;再者,“什么让大众聚在一起”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回答。纽曼同意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但对只停留在心理状态的描述层面并不满意,认为其并非究竟。而阿伦特则坚持宣传和灌输在认同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27]

相对而言,纽曼较为赞成弗洛伊德的说法。在焦虑的背景下,把大众结合在一起并把他们绑给领袖的粘合剂,乃是他们目标之下那种本能的总和。纽曼在此建立了异化与大众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把大众与领袖的认同看成是个体成员的异化,指出这种认同乃是一种倒退。一方面,人类历史是人从主要种群脱颖而出的那种个人化历史,这种认同只不过是“对力比多客观束缚的替代”。另外,认同也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倒退,其乃是对自我的伤害,甚至完全消解了自我。

但是,纽曼认为这并没有解释所有的认同,指出这种解释只对“力比多控”(libido—charged)有效,即大众中的个人与领导那种有感情的认同,并不能解释类似对恋人或对小集团的那种认同。另外,对现代科层组织的认同也不是这种有感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