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机构认同的历史分析

历史上，美国国会文化内在张力的不同状态和强度，不仅是影响民众国会认同的重要原因，而且还反映了民众对国会服务选区和代表国家两个方面不同的需要和认同强度。并且，从前面的分析中得知，国会政治过程中的内在张力给其认同带来了影响，使民众对国会现实政治运作的认同在三大机构的认同中最低，这一结论在历史上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会认同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是，国会认同的历史资料不全，使得国会认同历史分析比较困难。这里，主要从哈瑞斯等学者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调查中分析三大机构认同的历史状况，并在三者认同的比较中发现国会认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轨迹、特点和原因。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哈瑞斯调查了美国民众对三个政府机构领导者的信任度，其结果如G 4-1所示。可以看出，从1966年开始，民众对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的幅度为22%～50%，平均值为30%，对总统的信任度的幅度为11%～41%，平均值为22%，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的幅度是8%～42%，平均值为17%;只有在1983—1985年的一段时间内，民众对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才低于总统，而在其他所有年份，对最高法院领导的信任度都高于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只有在1972—1973年、1979—1980年、1986年，对总统的信任度才稍低于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40]在其他时间，对总统的信任度都比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高。

图4-1　民众对国会领导者、总统和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41]

从G 4-1还可以看出，从1966年到1971年是民众对三个机构领导者信任度急剧下降的时期，对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从50%下降到22%，对总统的信任度从41%下降到22%，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从42%下降到19%。从1971年起，对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开始有很大的回升，虽然后来有多次波动，但总体上这种波动是在平均值30%左右的小幅平稳波动;而对总统的信任度从1971年开始，除了1984年以外，就没有太大的回升，基本上是在1971年的22%这个值的上下频繁波动;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从1971年开始一直下降到1976年的8%，随后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总体上很少超过1971年的19%，围绕平均值17%做周期较长的小幅度波动，从1986年开始了新一轮持续下降的态势。因此，这里有三个重要的结论需要注意:一是从1966年到1971年，民众对三个机构领导者的信任度都有大幅度的持续下降;二是从1971年开始，除了对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回升到在30%左右波动外，对总统和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都是在1971年的水平线附近做小幅度波动，并且平均值没有超过1971年的水平;三是在这三个机构的领导者中，对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最高，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不仅最低，且每一次回升的幅度都很小，并从1986年后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有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是为什么从1966年到1971年，民众对政府三大机构领导者的信任度大幅下跌;二是为什么1971年之后，除了对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总体上有较大回升以外，对其余两大机构领导者的信任度总体上都没有回升到1971年以前的水平:三是为什么在三大机构领导者中，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最低，近些年来下滑趋势更明显。

关于民众对三大机构领导者信任度在1966年到1971年间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比较复杂。一种相当流行的解释认为，“水门事件”是美国民众对政府机构和美国政治开始失望的开端。然而，“水门事件”是1972年以后公众才逐渐得知的，因此，不能解释1966—1971年间的民众政治心态;但是“水门事件”的确对美国民众的政治情绪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且，从G 4-1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对三种机构领导者认同感的效应是不同的，民众对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在1971—1974年间是上升的，而国会作为“水门事件”的调查者，民众对其的信任度从1971年开始上升、1972年升至峰顶后开始持续下降，民众对尼克松总统的信任度在1973年跌至谷底。

因此，应当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解释民众在这一期间政治认同的变化。1966—1971年是美国自由运动反战运动的高涨时期，是一个反权威的时期，美国民众不仅对政治体系的领导者深为不满，还对其他机构领导者的信任度大幅度下降。李普塞特等人的研究表明，“这四年，国会的支持率下降了23%，而最高法院和行政机构分别下降了17%和14%……教育团体领导者的支持率下降了19%，主要公司的下降了20%，宗教组织的下降了13%，军事领导人下降得最多，为－29%”^[42]。美国自由运动肇始于1955年开始的黑人民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被白人学生参加的新左派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和其他被压迫少数民族对权利的要求“推向了一个群众参与和公民不服从的新水平”^[43]。1965年以前，民权运动主要是争取黑人与白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即黑人进学校、使用公共设施、进投票站、进人各种高收人的工作和免受警察骚扰虐待和非法暴力威胁的权利，并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最终进人了国家政治议程，取得了立法的胜利——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选举法》和1968的《公平住房法》。

1965年之后，民权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经济上的公平，即消除黑人与白人经济上的差距和黑人贫困，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要利用政府力量实现民众事实上和结果上的平等，使民众获得“免于匮乏的自由”，将所有人，包括老人、妇女和黑人纳人联邦福利的覆盖范围，其成果是基本上消除了美国的老年贫困现象，改善了黑人的经济处境，但是仍然无法解决黑人与白人在财富、就业方面的差距和黑人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尤其是美国卷人越南战争程度的升级使得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宣战的计划无法继续实施下去，各种社会力量普遍表现出对政府的不满，“随着贫民窟的暴乱在全国各地发生，反战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公然反对和拒绝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美国社会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社会危机”^[44]。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各种对美国政府和社会体制，包括政党、公司企业、工会和军工复合体等的怀疑、失望和不满发泄了出来，并展开了对官僚化、军事化和组织化的人的批判，对政府偷偷摸摸、谎话连篇和精英决策行为的批评，和对“参与性民主”的强调。受反战运动冲击的是“反文化”运动，如果说战争粉碎和动摇了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反文化”运动则对美国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提出了挑战，它所追求的“自我放纵”和“社区理想主义”，使得青年人更加远离政治和社会，对社会和政治认同感下降到极点。女权主义运动同样表达了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政治的反抗;另外，其他争取各种权利，如土1美洲人权利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等，采用了黑人运动和新左派运动提出的“权力”和“解放”的口号，对传统组织和法律方}持以嘲笑的立场。^[45]可见，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社会危机孕生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文化”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其他各种权利运动表现出民众对美国传统体制和价值的不满，这是他们对各种机构包括三大政治机构信任度下降的社会原因。

1971年之后，民众对总统和国会政治的信任度无法大幅度上升，并大体保持在1971年的水平，其原因还是必须到社会现实中去寻找。这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由运动对美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具有较强的惯性，参加运动和受这些运动影响的青年人是此后美国社会中青年的主导力量，虽然他们可能变得较为保守，但是，他们消极的政治心理沉积很难发生太大的转变，而社会问题无法有效解决是这种心理能够继续维持的基础。另外，从对自由运动中的激进派进行批评的保守主义一边来看，它主要分为新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两派，这两派都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在60年代自由运动中有所发展，在60年代之后成为美国社会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保守主义强调信仰上有限的差异性、绝对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相对于经济问题的优先性，要求社会重新回到基督教的价值观之中，而自由至上主义不仅要求有限的政府、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分散化的政治权力，还强调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政治自由的基础，^[46]以及个人信仰选择的自由和多样性，道德问题的个人自决性，“一个人如何处置他的自由……不应该由国家说了算”^[47]。显然，两派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两者都对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持仇视态度，新保守主义不满意现代自由主义、国家商业道德的主导性和公共政策制定中物质利益考虑的优先性，自由至上主义不满意现代自由主义国家对经济、社会和道德问题的过多干预。然而，现实中，美国政府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了干预，并且这种以经济问题优先的干预从“进步运动”以来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如果说“自由运动”中的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由于政府对社会问题干预不够而对其不满的话，那么70年代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保守主义两派因政府干预过多和不当而对政府表现出一种疏远。这两种力量的政治态度决定了1971年之后不可能给予政府更高的信任度。

面临同样的社会背景，民众对国会领导者的信任度比对总统和最高法院领导者的信任度要低，这只能从三者现实的政治过程来解释。虽然民众对三大宪政角色的心理定}会影响到他们对三个机构现实政治状态的认同，但是，民众对三种宪政角色认同细微的差别，决定了这种影响不可能导致对现实政治较大的认同差异。因此，在现实政治中，决定三大政治机构认同差别的是它们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在纯制度层面，民众对三大宪政角色认同的差别受民众对各个角色地位、功能和运作过程认知的影响，这些制度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由于民众的理想化认知，它们在认同率上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差别，进人现实领域，民众也往往意识不到这种制度上的不同是导致不同政治过程的制度基础，而将整个组织运作的低效归结为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并认为现实政治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是现实引起的，而不是制度本身中潜伏的。这一点，在国会政治的认同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民众不满国会里面的妥协、权力分散化和效率不高，认为这是国会议员未能为民服务的结果，但是，国会的妥协、权力分散化和效率不高这些特点不仅是现实政治中各种利益冲突的结果，更是宪政设计就认可的、作为一个民主的代议机构所必然具有的特点。宪政安排中的各个角色纯制度层面的运作过程在现实情景中展开成为决定民众认同的、现实的政治过程，纯制度层面政治过程的特点就已经部分决定了其现实展开的命运，一些复杂机构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韦伯早就指出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都是高度理性化的，个体只是这个组织上的一个部件而已，组织的结构特点决定了组织在现实中的各种表现。韦伯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制度的结构性安排影响和制约着组织中人的行为塑造，以及组织功能和作用的发挥。现实中的国会，是一个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宪政角色，最初关于国会的宪政设计是国会后来制度和行为建构的基础和限制，国会已有的建构是国会后来建构的前提，这一命题同样适用于总统和最高法院这两个角色。

在宪政设计中，国会是美国的代议机构，它要履行代表、立法和监督等多项公共职能，还要为议员的选区服务提供支持。这决定了国会是各种利益的汇集点，要表达各种立场和观点，实现各种利益的平衡，而国会中的机构和权力又相当分散，这决定了国会政治过程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妥协性，甚至国会公共政策制定的特殊主义、延迟性和象征性。总之，国会的宪政角色决定了其政治过程必然要深深陷人由各种利益表达者所组成的华盛顿系统，这是民众对国会的要求所造成的，可是民众对此百般不满。作为一个代表机构，国会政治过程内在着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和公共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这是民主政治本身内在的矛盾和品质，谈判、妥协、辩论、交易都是民主实现的手段。而总统则不一样，他是行政部门的最高首领，具有最集中的权力，因此，他能够快速地就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策，能够表达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些决定了其政治过程给人以简洁、明朗、快速、公正、有力的印象。当然，总统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他不可能完全不卷人华盛顿系统，但是由于他关注的是国家的一些重大政策，这决定了他可以具有较强的超脱性，而不是像国会那样在各种利益之间打滚，总统的宪政角色决定了其在现实中只能获得比国会较高一点的认同。联邦最高法院领导者的工作相对来说更为简单一些，更是远离华盛顿系统，也更有章可循，其公正性和尊严感有目共睹，这种工作特征恰恰是由最高法院宪政角色的非政治性造成的，它使得最高法院领导者获得了最高的民众认同。

前面关于民众对三个机构权力状况看法的调查结论可以证实民众对国会和总统认同差异的直接根源在于政治过程。一个机构应当有多大的权力，反映了民众对这种权力现实运作过程认同情况，民众认为其权力不够，表明民众认为该权力和机构的运作过程与效率是令他们满意的，相反，民众如果认为该机构权力过大，说明民众对其权力运作过程是不满的。表4-1表明，有43%的民众——比起总统来多出24%的民众认为国会权力过大，在这些民众眼中，国会的权力不是表现在积极的有意义的讨论中，而是表现在阻碍事情进行的辩论中;相反，只有9%的民众认为国会权力不够和48%的民众认为国会权力适当，他们认为国会权力是在用于有意义的工作。认为国会权力过大的43%的民众，就比认为国会权力适当和不够的57%的民众对国会认同度低。在总统这边，认为其权力过大的人仅为19%，比例低于认为其权力不够的民众25%，这些认为总统权力不够的民众对总统的认同感更强，他们往往认为总统是积极的行动者和有效的决策者，其政治过程是有效的，因此，他应当拥有更大的权力。将国会和总统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有更多的人不满意国会权力过大及其运作过程，但是国会权力是宪政设计时赋予的，其宪政角色和制度设计决定了其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分散性、迟缓性、复杂性和妥协性，国会必须在大量的立法提案中进行筛选，必须对那些可以成为法案的议案进行辩论、修正。因此，是国会的立法者角色决定了立法过程的上述特点，而那些认为国会权力过大的民众却因此难以认同国会。也可以看到，被调查者中，认为最高法院权力适当的比例比总统和国会的高，而认为总统权力适当的比例比国会高，但是认为最高法院权力过大的比例超过总统，小于国会，这种状况恰好反映了民众在现实政治运作过程层面，对法官的认同率最高，对总统的认同率居中，对国会的认同率最低，但是，在宪政角色层面却是对总统的认同率最高，最高法院其次，国会最低。可见，民众的宪政角色认知往往侧重于各个角色的地位与功能，而忽视了达成这一地位与功能的政治过程，当政治过程在现实中展现于他们的面前时，他们只能形成一种分裂性的认同:对政治角色地位与功能的高认同和对政治角色政治过程的低认同，并因这种分裂性认同产生一些对宪政安排上的期待，如应当减小国会权力的期待，然而，政治角色地位与功能的实现和其政治过程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民众如果无此认知，那么其宪政上的某种期待的实现，如通过修宪减小国会的权力，也不能弥合他们分裂性认同之间的鸿沟。

现实中，民众对国会比对总统的认同率低还与两者政治过程的公开程度有关。国会政治过程的特征通过媒体公布于众，尤其是媒介经常将一些国会丑闻向民众宣传，一些国会议员为了再当选对国会进行批评和攻击，这使得国会政治过程在民众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而总统的决策过程则很少公开，总统的光辉形象则经常出现在媒介中，这无疑掩饰了总统及其决策活动的真实一面。可见，媒介事实上强化了民众对两者政治过程的印象和比较。总之，民众对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实际政治过程的认知导致了他们对这三者认同的差异，而这三者政治过程特点的根源却存在于三者的宪政角色安排、民众对它们的角色期待和社会各种利益的冲突。国会独自具有的两种宪政角色之间的冲突、民众对这两种角色的要求，以及国会政治过程中两种角色冲突的展开和公开是民众对国会政治认同率最低的直接原因。

因此，美国民众对他们的政治体系存在着分裂性认同:一方面是对宪政安排的高认同，另一方面是对现实政治运作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自由运动的直接后果，更是美国公共领域长期以来特殊化和非政治化的后果，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公司——国家秩序与原子化的市民社会同时存在”^[48]的产物。这一危机深刻体现在三大机构中民众对国会的认同率最低这一现象中，对国会政治认同率最低，固然与民众对纯制度层面国会体制运作过程认知上的盲点有关，同时也与这一过程的公开化和特殊化有关，而选民压力则是这一过程特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美国民众对他们的宪政体系保持较高的认同，而对现实政治尤其是国会政治在1966年之后表现出很多不满，但是，与这种不满相对照的是他们对自己选区议员的高认同。民众对本选区议员的高认同，反映了美国代议制民主中国会议员应向选区负责的理念，它要求议员成为本选区利益的表达者、维护者和实现者，议员为了再当选不得不在立法决策中努力满足选民的这种期待，并使得国会政治表现出复杂化、特殊化、保守主义、迟缓和妥协性的特征。然而，这是美国民众对他们代议机构的另一种期待所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的心中，老早就埋下有限政府的理念和国会能够有效行动，将民众的公意迅速转化为公共政策以实现合众国公共利益的期待。在美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尤其是大政府兴起之后，这种期待变得更加强烈和迫切，可是，国会服务于各种利益诉求的压力所造成的现实却使这种期待不断遭遇挫折，国会服务特殊利益包括选区利益的基因深植于选民的另一种期待之中。国会要改变认同上的困境，最根本的希望在于国会两种角色和民众两种期待的重新定位，可是成为国会文化内在张力的两种角色和两种期待要重新定位又谈何容易。

【注释】

[1]Dionne E J，Jr．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New York:Simon&Schuster，1991:10．

[2]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林朝晖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3]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按照博格斯的看法，这种反政治的文化主要是指美国“与竞争的个人主义，最低限度政府职能，经济自足和地方自治这些价值观相联系的政治传统”。

[4]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林朝晖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

[5]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88-90．

[6]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林朝晖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

[7]Dodd L C，Oppenheimer B I．Congress Reconsidered．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1997:62．

[8]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民治政府》，陈震纶、郑明哲、薛祖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页。

[9]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88．

[10]Dodd L C，Oppenheimer B I．Congress Reconsidered．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1997:63．

[11]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民治政府》，陆震纶、郑明哲、薛祖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页。

[12]Dodd L C．Oppenheimer B I．Congress Reconsidered．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1997:63．

[13]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林朝晖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

[14]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15]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林朝晖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

[16]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页。

[17]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民治政府》，陆震纶、郑明哲、薛祖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7-590页。

[18]Davidson R H，Oleszek W J．Congress and Its Members．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1998:409．

[19]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曹沁颖、吴巧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

[20]叶堂宇:《国会伦理　政策伦理》，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1页。

[21]Noel Preston，Charles．Ethics and Political Practice:Perspectives on Legislative Ethics．Samford Australia:The Federation Press;London:Routledge，1998:144．

[22]Daniel Callahan，Willard Caylin，Ruth Macklin．Congress and Media:The Ethical Connection，Hastings-on-Hudson．N．Y:Institute of Society，Eth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the Hastings Center，1985:23．

[23]Davidson R H，Oleszek W J．Congress and Its Members．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1998:404．

[24]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January 4，1994，p．1451．

[25]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26]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林朝晖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239页。

[27]与非:《美国国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28]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民治政府》，陆震纶、郑明哲、薛祖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9页。

[29]Mark Hansen．Gaining Access: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1919－1981．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5．

[30]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147．

[31]Mark Hansen．Gaining Access: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1919－1981．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16-17．

[32]Morone J A．The Democratic Wish．New York:Basic Books，1990:7．

[33]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87-89．

[34]Ibid，p．87．

[35]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87．

[36]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45．

[37]詹姆斯·M．伯恩斯、杰克·W．佩尔塔森、托马斯·E．克罗宁:《民治政府》，陆震纶、郑明哲、薛祖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页。

[38]Dodd L C，Oppenheimer B I．Congress Reconsidered．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Inc．，1997:72．

[39]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45．

[40]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32．

[41]1972年开始，“水门事件”的曝光使尼克松总统的民众支持率和信任度急剧下降:1977年始，中央情报局的种种非法活动被揭开，行政机构和总统的信任度因此从年初的极高点迅速下降，并在1978年、1980年一直保持较低点，1985年开始，“伊朗门事件”使得里根总统的信任度大幅度下降，而国会分别就上述事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国会的信任度在1978年和1985年都有较显1的提高。

[42]Hibbing J R．Congress as Public Enemy: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34．

[43]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86页。

[44]同上，第401页。

[45]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8-419页。

[46]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页。

[47]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30-431页。

[48]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