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情的认同

纽曼指出,除了有感情的认同,尚有无感情的认同,同样需要认真研究。在无感情的认同中,强制或共同物质利益或起重要作用。

我建立了两种类型的认同:力比多控(有感情)和免于力比多(无感情),并大体上主张(如从麦克杜格尔心理学中得出的),比起与领导有感情的认同,与组织无感情的认同具有更少倒退性。无感情的忠诚是能转移的,而对个人的忠诚却并非如此。前一个总是包含了强大的理性主义者元素,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可计算性,并因而防止自我的全部灭绝。^[28]

在这一点上,韦伯的科层制可看作是一种无感情的认同。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是理想的组织形态,并且是不断普遍化的一种组织方式。科层制有专门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技术化的特征,是无感情的组织类型。其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决定了其将不可逆转地成为现代人类的选择。纽曼则认为,没有任何行为可以免于官僚行为(这与本文开头所讲的权力在场性是一致的),但官僚行为并不如韦伯所说的那样具有合理性和专业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任意性,而且科层制的普遍化并不能证明权力向官僚转移(是否发生转移要取决于具体经验观察)。

另外,即使在有感情的认同中,也有两个类型,一种叫做合作的,另外一种是凯撒式的。纽曼认为,固然在历史上某个非常短的时期,许多平等的人或许合作式地互相认同,并以这样的方式,他们的自我汇成一个集体自我,但这种共同合作形式非常稀有,限于短期或只在少数集团内运行。而明显的有感情认同是那种大众与领导的认同,其完全建立在“自我—退缩”之上,而正是这种形式对我们的自由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纽曼称之为凯撒式认同。

无感情的认同概念具有很强的启发性。认同不再靠感情维系,那么有可能靠理性来保障。相对于情感,理性更少任意性,这种认同更有可能抵制专制。哈贝马斯的商议性政治模式就是尝试无感情认同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出发点不再是一个共同体整体的大我,而是无人称地彼此联系的一些讨论。他把规范性期待的主要负担归之于民主程序和一种其基础在于自发源泉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29]

但是,感情在认同中又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格雷厄姆·沃拉斯曾把感情当做一种本能,在政治认同中起到关键作用：

亚里士多德说,“感情”“使政治联盟成为可能”,“立法者把感情看得比正义还重”。他说,感情是同类动物中间,特别是人中间的一种遗传本能。如果我们要寻找这种最简单形式的政治感情,可以从我们对任何一个其品格我们知之甚详的人表示“好感”的冲动中找到。这种冲动可以被其他冲动抑制或压倒,但是任何人都可以亲自来检验其存在和先理性。^[30]

由此可见,认同似乎总需要感情,完全纯粹的无感情很难想象(尽管官僚于科层制的认同很接近),那么,关键问题在于此感情是的公私之分,是代表普遍性的感情还是特殊的偏好最为关键。但在纽曼那里,无感情的认同看来可以与自由协调,而有感情的认同尤其是凯撒式认同对自由威胁较大,他的论述着力点还是在于引起人们对于盲目崇拜领袖的警惕。并且,实际上他对科层制还并不完全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