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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大臣之风

时间:2022-01-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照吴稚晖的说法,大臣之风是多管国家大事,大学校长易人是小事,不必去管,这自然说得太轻易了。大臣之风,到底如何定义,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所以他才有儒臣与大臣之论。究竟怎么样才够得上大臣之风?这是王者之风,移用之于大臣,亦自适当。写了一个得众心的大臣,而于大臣之风无涉,只是说他的威望之高。他又是辜鸿铭誉为有远略的大臣。那么,辜鸿铭理解的大臣之风,当是对青年“温恭恺悌”没有架子和具远略兼备了。

蒋梦麟曾被吴稚晖斥为“无大臣之风”。

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根据蔡元培的提议,设立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并试行大学区制,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大学区制执行阻碍重重,一九二八年又碰上中央大学校长易人之争,原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被大学院改任参事,以吴稚晖长中央大学。张乃燕为张静江之侄,张静江、李石曾起而反对张乃燕调任,国民党四老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分为两派,发生争执,吴稚晖亦不就中央大学校长。蔡元培乃辞大学院长职,蒋梦麟继任大学院长,旋易名教育部,蒋梦麟为部长。中央大学易长纠纷仍炽,素长折冲樽俎的蒋梦麟亦无法应付,乃辞职。

辞职前夜,吴稚晖兴问罪之师,蒋梦麟在所著《西潮》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手向我一点,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我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辞了职。……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蒋梦麟出以轻松调侃的笔墨描绘此事,仍掩不住一丝苦笑。蒋梦麟此文似隐隐含有经吴稚晖一点点明了自己的去就之意。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多年以来,又是蔡的得力助手,蔡既去,蒋自难留。蔡元培苦心建构的大学区制,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为国民政府明令停止。

照吴稚晖的说法,大臣之风是多管国家大事,大学校长易人是小事,不必去管,这自然说得太轻易了。此老一向说话随便,往往有哗众取宠之心,人不以为异。大学校长易人而云小事,教育部长也就没有多少大事可管了。此老如得见我们今日大学校长所管一个大学林林总总的杂事之多,当不知他的手指要点向多少人,而金石家将刻多少“无大臣之风”的闲章以送各位校长了。

大臣之风,到底如何定义,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辜鸿铭谈到大臣之度,所说其实也是大臣之风,他倒是有其说法,然亦只是例以明之,没有下定义。他说:“当咸同间,中兴人才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他说到太平天国既平,大计不外“办善后”与“御外侮”二端,“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辜鸿铭在一篇题名《大臣远略》文章中,亦述此意。他赞扬文祥“独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辜论之失,在提了一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面,和他所批评的曾国藩、李鸿章犯同样毛病。且以辜的思想推延下去,中华学术制度文物是至矣尽矣,亦无须兼融西学。

所以他才有儒臣与大臣之论。按辜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致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于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虽然誉曾国藩为大臣,弯来绕去,一番议论,所定天下之大计既误,还能称做大臣之度吗?

然而,辜鸿铭的议论还是可以发人深思。他批评李鸿章,“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这确实揭到了李鸿章的短处。李鸿章一生讲权变,几于不择手段。《异辞录》一书作者刘体仁,是曾官至四川总督的刘秉璋的儿子。刘秉璋出于淮系,与李鸿章有通家之好,《异辞录》屡言及此,亦屡颂李,然于多处亦不免对李有微词,如言李鸿章免于舒城之难后,返乡助其父办团练,“不免募捐,乡人为之揭帖云(今之大字报也):‘翰林变作绿林’。”其实是指李氏父子诈财。如言“文忠治军,不使诸将和睦,预防其协谋,为主帅害”。“文忠常述中丞(振常按:指安徽巡抚福济)之言曰:‘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勿庸多举,李鸿章权变之相显见,其何以具大臣之风?辜鸿铭对此下一结语说:“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于是,辜鸿铭寄希望于儒臣张之洞,而张之洞在中法战后亦效西法,由清流而变为后期洋务名臣,辜鸿铭虽强设词为张之洞解,亦不免于言之不能成理,乃兴无穷的浩叹。

究竟怎么样才够得上大臣之风?李斯《谏逐客书》讲国君的大度容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是王者之风,移用之于大臣,亦自适当。然而李斯毕竟身当遭逐,为求容,乃发此议,终非全面之论。中唐名臣郭子仪,身系天下安危,司马光写他,“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忌,穷奢极欲而人莫非之”。写了一个得众心的大臣,而于大臣之风无涉,只是说他的威望之高。

吴稚晖所谓大臣少管小事,辜鸿铭持论极不相同。辜鸿铭的同乡故友蔡毅若,幼年入广东同文馆习英文,与诸同学人馆之日,在门首有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导游各处,并加讲解。又问大家吃了饭没有,答说未曾,“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这位文中堂(即名臣文祥)亲身迎新生入校,管吃饭,自然是管小事了。他又是辜鸿铭誉为有远略的大臣。那么,辜鸿铭理解的大臣之风,当是对青年“温恭恺悌”没有架子和具远略兼备了。岂其然欤?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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