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深度报道

第二节　强化深度报道

当前地市级报纸存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缺思想、缺深度。媒体，尤其是党报，其主要功能是什么?党报是信息尤其是“硬新闻”的主要传播渠道，是新闻宣传的主要阵地，也是党委机关的思想库、社会的思想库。思想一方面可以通过社论、评论来表达，但更主要的渠道却是通过深度报道来体现。因此，在社会现象日益纷繁复杂、信息来源日益多样的时代背景下，报纸尤其是党报，应当加强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加强对社会现象的分析。

一、对深度报道的阐释

随着新闻竞争的白热化，深度报道逐渐成为新闻业务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关于什么叫深度报道，业界和理论界各有看法。

从新闻业界的实践来看，有人认为，深度报道是在思想上有深度的新闻报道；也有人认为，深度报道就是更长、更详尽的报道；更有人认为，深度报道是一种解释性报道，一种“大报道”。西方的新闻业界往往从操作的角度去理解深度报道。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专栏作家朱蒙得（Roscoe Drummond）的观点，他认为深度报道就是使昨天的新闻背景与今天的事件发生关系，以获得明天的意义^[2]。

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深度报道是在“五W”理论的基础上，将五个W和一个“How”的内涵加以扩大。上述两种观点还并不能够完整地揭示出深度报道的本质，它们的意义更多地是体现在指导新闻从业人员的深度报道写作实践上。

国内学界的研究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期以来，“深度报道是一种新闻文体”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而另一些研究者为了尽量避免使用“深度报道是一种新闻文体”这一说法，就把深度报道定义为“一种报道形式或报道方式”。

学者杜骏飞认为，这些定义用来修饰报道方式的定语以及“报道方式”这个词本身，都没有精确触及深度报道的本质。他将“深度报道”重新阐释为“新闻深度”。所谓新闻深度，是指新闻执著于追求深刻性与全面性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新闻主体的思想方法，它也是一种新闻理念，它与新闻史上的客观主义、新新闻主义等倾向属于同一个范畴层面；它的本质不在于文体或报道方式，而在于新闻本体的哲学理解。“深度报道”要求通过作者深刻而全面的视角与采写手法，帮助受众更深入地理解新闻事实；要求新闻的文本能够诱发受众的深入思考；它只要求通过各种新闻背景的合理运用，表现出新闻事件的历史纵深感^[3]。

应该说，这种观点基本符合深度报道的实质。深度报道并不神秘，它其实就是新闻的深度在新闻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理解深度报道只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深度报道”不是一种专门的文体，它没有具体的写作要求，只是对记者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第二，“深度报道”首先是新闻，具有新闻所要求的一切特性，它跟正常意义上的新闻的最大区别就是提供更多、更深、更广的阅读资讯。

第三，深度报道的“深度”，体现在事实对结果的逻辑力量。很多时候，“事实就是深度”。这种事实首先是读者有强烈的阅读欲望，其本身具有可读、不易挖掘、鲜为人知等等的特性。

按照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说法，新闻报道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实性的直截了当的报道，第二层是发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是在前两者基础上所做的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所谓的深度报道，主要就是指后面两层。也就是说，深度报道可以分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两大类。

1.解释性报道

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运用背景材料来分析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影响、预示发展趋势的一种新闻报道^[4]。解释性报道与纯客观报道有三大区别：第一，解释性报道侧重于把新闻五W中的“WHY”放到重要的地位，即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第二，为了揭示事件发生的意义、影响及发展趋势，解释性报道在提供背景材料的时候，通常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而不同于纯客观报道完全采取叙述手法。第三，既然解释性报道侧重于揭示事件发展的原因、意义及趋势，那么作者对该事件的价值判断或主观倾向就总会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

在美国，一些著名的大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机时报》等，解释性报道占到了70％以上的版面。而其他西方国家，英国、法国、日本，一般都占据50％左右的报纸版面^[5]。解释性报道在西方国家的繁荣，原因在于它克服了纯新闻报道肤浅、零碎的矛盾，能够帮助读者透彻地理解发生了的、发生着的以及即将发生的许多新闻事件。它大大拓展了报纸的功能，并成为与电视和网络抗衡的主要手段。它摆脱了过去纯新闻写作凝固不变的模式，把新闻采访与写作推向了更具挑战性的领域，能够大大发挥编辑、记者的才能。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让公众疑惑的问题层出不穷，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问题让公众眼花缭乱，公众迫切需要能从媒体上看到理性的分析。但是，在国内，除了几家专业的媒体外，地市级报纸采用这种方式的并不多。充斥地方媒体的，除了少数评论外，就是大量的所谓客观报道。新闻应有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也说明，地市级报纸在这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也是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又称“揭丑”报道。它是西方国家报刊的一种特殊报道形式，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政府里的黑幕、大企业里的勾当以及社会的黑幕等等。最著名的调查性报道数《华盛顿邮报》两名年轻记者对“水门事件”的揭露，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

由于调查性报道大多涉及敏感重大的社会问题，势力集团一般都会竭力掩盖事实，而新闻媒体竭力揭示真相，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的态势。因此，采写调查性报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间阻力重重，障碍多多。所以，调查性报道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但时至今日，这种报道文体并没有频繁地出现在报刊之上。

值得肯定的是，在国内，部分媒体在调查性报道方面做得比较好，例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但是，由于调查性报道对记者素质极高的要求以及政策体制的原因，这类报道在国内也同样没有形成气候。地市级媒体新闻工作者要进行调查性报道，尤其是揭露报道本地社会阴暗面，更是难上加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媒体工作者在这方面完全无所作为。地方媒体应该有意培养记者在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力争在威胁民众权利的事件露出苗头时有所作为，切实维护公众利益。

二、强化深度报道的必要性

1.时代的使命——公众的需要、舆论监督的需要

中国当下正处于艰难转型的过程中，各项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旧有的秩序和价值观有的已被颠覆，有的正受到严峻挑战，但新的秩序和主流价值观还未确立。在这样的断裂与碰撞中，整个社会心理呈现出一种失序的、多元化的状态。这种“多元化”与西方社会的多元化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观念与想法千变万化，但那些最根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都已经达成共识，多元化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时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完全难以预料，甚至远超过最大胆最荒诞的文学艺术想象：重庆的一个小公务员写了首打油诗讽刺县领导，结果被逮起来了；山西一个记者向黑煤矿主索钱未成反被打死；河南一些农民闲着无事拍起了电视剧，讲述自己的“村史”；打工仔千里背尸还乡；一个局长锤死一个副局长；“最牛的钉子户”；“问题官员猎捕大队长”……

怎样解读这些现象?怎样认识这个社会?如何约束不良行为的出现?……社会发展的不可预期性与知识的快速更新，使得公众很容易陷入困境，相关政府部门也不一定能迅速处理相关事件，解决相关问题。这就需要作为党和政府以及作为社会耳目喉舌的媒体充分发挥其功能与作用。可以说，这样一个时代，正是新闻报道，尤其是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的黄金时代。深度报道的重要性具体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是公众的视角；一个是舆论监督的角度。

（1）公众认识社会的需要

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传递信息、监测环境。但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很多问题连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等都不一定能真正分析透彻，单是通过简单的客观性报道，公众肯定无法理解这些扑朔迷离的现象，看什么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这个时候，就需要新闻媒体充分发挥其功能，对事件的背景、经过、结果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全面、深入的报道，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时请相关专家学者对社会现象进行一定的解读，以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解释社会现实。只有通过深入报道，媒体才能真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好地服务公众。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众对真实、准确、深入的信息的渴求度非常高；媒体如果能够给出稍具逻辑的解释和稍具深度的报道，就能吸引大量的读者群。《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脚注。《南方都市报》自2003年开辟“深度”栏目以来，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华商报》、《成都商报》、《潇湘晨报》、《广州日报》等都市类报纸都开始效仿。可以说，深度报道对新闻业界来说虽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近几年开始才逐步成为市场化报纸的一个发展方向。作为“硬新闻”的主要承载体，党报更应该加强深度报道，尽量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帮助公众加深对各类社会现象的认识，并对各类纷繁复杂的现象采取理性的态度和行为。全面、深刻地报道各类在公众看来不容易理解的事件和现象，本身就能起到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际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以及国际传媒的日益发达，当今世界所呈现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来源多，传播渠道多，信息庞杂多样，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观念日趋多样化。因此，在深度报道的过程中，需要采取相关的技巧与意识，才能确保深度报道起到比客观报道更明确、更强的舆论引导作用。

（2）舆论监督的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利益格局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会产生一些不同意见。社会上一些消极腐败现象的存在，在人民群众中也会引发一些不满情绪。各类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不良现象，如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等现象还危害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权力的有效运行需要监督。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媒体监督身负重任。

新闻舆论监督是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六项监督，这就是：行政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党派监督、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6]。六项监督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优势。其中的新闻舆论监督是至关重要的。新闻舆论监督固然同其他各项监督一样，是一个方位，是一个渠道，可它又有不同于各项监督的地方。新闻舆论监督是各项监督必然经过的流程。这一流程是对其他各项监督的放大。有些违规违纪人士的心态是：“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新闻舆论监督是把违纪违规行为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是透明之举，是建设“阳光政府”的必然之举。新闻舆论监督带来的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是把监督工作交给群众检验。

从本质上说，舆论监督并不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监督。因此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经常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最满意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最赞成的是什么，最不赞成的是什么，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要善于把各种信息汇集起来，作为组织舆论监督报道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任务都需要深度报道来完成，一般的纯客观报道难以实现。深度报道能够通过细致的报道与分析，把不同意见报道出来，促进公众思考，能够促进更好的制度规范建设；新闻媒体批评某种社会现象与行为，引起公众关注，推动社会进步，消灭社会不良现象。

总体来说，深度报道的舆论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评判功能。新闻媒体通过正当的舆论监督，把一些假、恶、丑的事物不加掩饰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去衡量、去评判，这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它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发生。

第二，宣泄功能。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7]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让人民群众把意见和情绪释放出来，可以起到“排气阀”的作用，避免不满情绪的积淀和突然爆发。

第三，警示功能。舆论监督可以起到提醒、告诫的作用，个别人受到批评和监督，会使更多的人引为警戒、受到教育。

2.媒体运转的需要——提高媒体的公信力

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8]。

媒体的公信力，是媒体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媒体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对于媒体来说，公信力是媒体生存的根基。公信力是一种资源。一家媒体如果失去了公信力，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在社会上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对于媒体公信力的研究，国内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相关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受众角度出发研究媒体公信力。认为“公信力”的核心是信任、信赖，而这种信任的主体是受众，媒体的公信力建立在受众对媒体的信用体验和认定的基础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没有受众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尤其在今天受众选择的时代，媒体的竞争就是争夺受众的战争。媒体是信息传播的主体，受众是媒体信息的接收者，是媒体效果的评价主体，是媒体公信力的评价主体。

因此，一家媒体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满足受众认识社会的需要，做好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工作，发挥“解渴”、“解惑”、“解气”的功能，满足公众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才能得到公众的青睐，更好地实现传播效果，更充分地发挥其作为媒体的作用，发挥其在社会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

如果说“解渴”——传播信息——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纯客观报道也能解决，那么，“解惑”——解释某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解气”——揭露社会阴暗面，发挥媒体的宣泄功能，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深度报道来解决。打个比方，如果说一般的消息、通讯、特写是报纸中的轻型装备，那么深度报道则是报纸中的重型武器，它投射出来所发挥的综合效应和影响力，都远远超出一般性报道。一则好的深度报道，能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走向，也能大大提高媒体的知名度、美誉度，提高媒体的公信力。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直接促使了里查德·尼克松的辞职，《华盛顿邮报》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2003年《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引起国家高度重视，最后废除了“收容制度”，《南方都市报》的影响力也从此进一步扩大。这样的影响光靠一般的消息、通讯是难以实现的。关于深度报道与一般客观报道的区别，上文已经论述，在此不赘述。

所以，一家媒体要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必须抓好深度报道，充当好社会的耳目和思想库。当前，《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潇湘晨报》等纷纷开始重视深度报道，与他们试图向主流媒体靠拢、争取社会公信力、扩大社会影响的目标是分不开的。因此，强化深度报道，应该成为主流媒体新闻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

3.媒体发展和参与竞争的需要

深度报道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而以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为标志性顶峰。深度报道兴起的原因可以从时代特点、社会需求、行业特征等各个方面解读，如前所述，社会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行业竞争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在以商业媒体为主导的美国媒体体制下，更是如此。国内媒体在走向市场化后，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自身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从起源上说，深度报道最早在美国诞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抵御新型的广播电视的竞争。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报业开始面临无线广播的挑战；二战后有了电视，并很快发展为彩电。与报纸相比，电视的优势在于，受众不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新闻信息，还可以亲眼目睹新闻现场。因此，新闻学基本要素“5W”中，在前4个“W”上报纸杂志基本上没有任何优势了，唯一能与电视匹敌的就只有最后一个“Why”了。在此危境下，美国报纸找到了杀开血路的重型武器——深度报道，把力量放在最后一个“Why”上面做文章，这个“Why”主要就是调查性报道。后来，在“5W”之外，新闻界又加了一个“H”即“How”，这就主要是指解释性报道了。事实上，正是依靠越战、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的深度报道，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美国报业，度过了遭遇电视挑战的危机，达到了其影响力和商业效益的鼎盛阶段。

今天，虽然众多电视频道也开始做深度报道，但是报纸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第一是技术的原因。从技术上而言，电视做深度报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电视要靠大量鲜活的画面和声音来说事，但很多被采访对象都有上镜的顾虑，采访过程往往障碍重重；更重要的是，深度报道强调过程，而很多调查取证的过程往往难以用画面表达。第二，观众素质的原因。与报纸相比，电视的观众总体年龄偏小，文化层次偏低，更倾向于观看快节奏的画面而非理论说教，不太有耐心花时间去看深度报道。而报纸读者的整体水准较高，也有足够的兴趣和认知力去了解新闻事件发生前前后后的背景、缘由、内幕和趋势，因而深度报道成为纸质媒体扬长避短的最佳战场。

今天的中国报业，不仅面临着来自广播电视的夹击，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几乎融合了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主要优势，并多出了两个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优势：互动性与强大的搜索引擎功能。它以铺天盖地之势笼罩着人们的生活，整合着所有媒体的信息，并以极高的速度和极广的范围掀起强大的舆论影响。

对于报纸而言，压力一方面来自速度的落后；另一方面来自新闻的高度同质化，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新闻线索和新闻源。报纸作为第一手新闻传播的功能已经大大被削弱了。

那么，报纸是不是就无所作为了呢?结合中国的国情来说，报纸还有一项优势，就是比网络媒体更高的公信力，因为目前网络媒体虽然拥有众多的报纸无法企及的网民数量，但是它还没有上升到“主流媒体”的地位，其所传达的信息虽然丰富，在公众心目中还不具备权威性。人们通过互联网，更多地还是获得娱乐、信息并实现人际沟通，一旦有大事发生，公众还是倾向于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上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Why”?“How”?因此，与网络相比，报纸还有一块有竞争力的地盘——深度报道。

在这个信息过剩乃至于信息爆炸的年代，受众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再是信息量的庞大和传播的快捷，而是一种信息的安全感。每天当人们打开几大门户网站，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继之而起的便是一种焦虑感：如此众多的信息中，何者为真，何者为伪，何者为必需，何者为累赘?你会发现寻找和选择的时间远远高过获取。网络传播实在是太庞杂了，也就不可避免充斥着谎言、垃圾和冗余信息。受众需要权威，需要有信得过的媒体替他们作出筛选、解释、判断和选择。

传统媒体将会是这个权威角色的最好扮演者，一方面有编辑记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规范作为公信力的保证，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可以对一个新闻事件投入高昂的人力物力进行长期深入调查。《南方都市报》记者陆晖曾经打过这样一个贴切的比方，在未来的信息市场上，网络是一个大卖场，充斥着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商品；而传统媒体则是其中的品牌专柜，给受众提供可信任、有价值的精品^[9]。因此，加强深度报道，提供权威、可靠信息的报道，既是公众的需要，也是报纸打造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三、做好深度报道的基本要求

当前，深度报道的地位已经在业界达成普遍共识。但是如何加强报道的深度，如何做好深度报道呢?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着手。

1.在宏观层面，要把深度报道提升到应有的战略地位

关于深度报道的重要性，前一部分已做详细论述。各报社，尤其是党报要把深度报道在新闻业务中的地位提到相应的高度。要冲破“无过即是功”的保守心理，具有开拓精神，即在确保其他新闻真实、准确报道的前提下，把更多的经历、成本投入到深度报道上，将深度报道提到战略的高度，使得加强报道的深度成为报社成员的普遍共识，在深度报道问题上形成上下同心、齐心协力的局面。

2.在中观层面，要有深度报道的机制保证

由于涉及的问题重大、敏感，报道的难度大，采访写作的时间长，甚至在采访过程中有政治风险，有时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深度报道所需要付出的人力、财力，都远远多于其他报道，报社如果不在体制上给予保证，深度报道就很难推进。

因此，报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消除深度报道采编人员的后顾之忧，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能力，从而促进深度报道的发展和繁荣。

第一，建立合理的工资制度和奖励机制。由于采写深度报道比普通报道付出的成本多很多，因此对于稿酬的计算，不能跟普通消息通讯采用同样的标准，按照篇目或字数定稿费，而应该建立特别的稿酬制度，以新的标准来计算深度报道的劳动报酬。对于做出重大新闻深度报道、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和良好社会反响的记者，应给予适当的奖励。此外，对于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对截稿时间、工作量都不应当有太苛刻的要求。要尽量确保他们能在较宽松的制度环境下，全身心投入工作。

第二，建立相关的风险保障制度。由于涉及一些揭露性报道，深度报道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可能受到来自黑恶势力和其在政府机构中的代理人的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很难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编人员难免有后顾之忧。因此，报社要建立相关保障制度，确保记者的生命安全和正当的采访权。报道一旦出来，引起相关的纠纷或卷入司法程序，报社要以法人代表的身份出现，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卸在势单力薄的记者、编辑身上。

第三，建立相关的培训制度。采写深度报道既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又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很强的分析力。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从事深度报道。报社要定期不定期组织相关培训，提高记者进行深度报道的意识和能力，包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客观公正的立场，此外还有采访技巧、写作方法等。

3.在微观层面，即业务层面，要掌握深度报道的一系列方法和技巧

这是对深度报道编辑记者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原则立场上，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关注社会现实，把维护社会公正和民众利益当成自己的使命。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标榜，但真正能做到的却很少。失去这样的原则和立场，就失去了深度报道的灵魂与实质，所谓的深度报道就会流于形式，或是一个空概念。

第二，在题材选择上，一方面要关注社会热点，做好舆论监督、舆论导向；一方面也要关注一些处于常态的、“静态的”长期性的话题；此外还要关注公众利益，书写普通人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的情感和命运。很多能体现时代特色的正面报道、“温情报道”也可以纳入深度报道的范畴。

第三，在报道形态上，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是长篇大论，也不一定是义正词严，要注意报道的可接受性和与读者的贴近性，只要能把事件和现象报道清楚，很多写作手法和表现手法都可以采用。例如，故事化的手法在读者中就很受欢迎。现在不少媒体的深度报道，仍未能摆脱传统的“事件过程”加“背景资料”加“专家分析”的模式，在文本上仍然只是消息的放大，读起来非常累。故事化的写法，时刻将报道的可读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突出细节、现场感，把新闻故事化、故事细节化，细节情感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很强的震撼力，深受读者欢迎。此外，系列报道的形式不仅可以缓解受众的阅读疲劳，还能引起受众长期关注报道的欲望，形成一种阅读期待，也可以成为深度报道的形态之一。

第四，在报道心态上，要成熟冷静。深度报道记者一定要有平和的心态。过分的慷慨激昂和过分的冷漠都是深度报道的大忌。成熟睿智、沉着冷静才是做好深度报道的保证。记者应该具有专业精神，避免将同情、愤怒、打抱不平等个人情绪带到采访写作中，避免“强势一方永远错误”的先行观念，客观从容地分析事实，把握事件和现象的主要矛盾，把事件和现象放在时代背景、社会心理、传统文化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得出尽量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