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藏书与用书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图书馆的藏书与用书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一）图书馆的藏书与用书

陶行知在生活教育运动中创办的一系列学校共同体中，一直把图书的征集、图书馆的管理放在重要的位置。育才图书馆的建设，是陶行知倡导、引领“新图书馆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其工具主义图书论的实践证明。

1929年1月28日，陶行知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指出：“图书馆事业之进步可分为三时期：一为藏书时期，即收罗与庋藏；二为看书时期；三为用书时期，即书为人所用，而非人为书所役，此时期实为图书馆之新纪元。”[34]可以从“藏书”与“用书”两个方面来梳理育才图书馆的管理实践。

“藏书”是育才图书馆建设的第一步。“收罗”与“庋藏”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在育才筹办之初，陶行知即酝酿了宏伟的征书计划。在1939年6月6日致马侣贤的信中，他说：“我现拟了一个征书三万册的办法，最为高兴。”[35]此即《育才学校征集图书简章》中的计划，这是育才征书运动的行动纲领，有很强的组织性、灵活的策略性。“本校组织征书队一百队，每队至少征集三百册以上，其队长由本校校长敦聘之。各队队员由队长自行邀请，报告本校。”“应征图书可采用下列三种方式：甲、捐书；乙、捐款，捐款代书，平均以一元代书一册；丙、存书，凡寄存图书以半年以上为期，且允许本校使用，运费由寄存人担任。”[36]6月21日陶行知去信敦请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组织一征书队。11月17日又请陈裕光寄来全套《金陵光》及下一份校刊。[37]1940年4月24日致信帅昌书和马侣贤，称“楚图南队捐得壹仟壹拾元……张军光队捐得陆百元……洪范五队捐来图书费二十元”。[38]5月2日，陶行知致信洪范五，感谢其捐助图书费20元及《总裁言论》两部。[39]

此外还有许多个人或团体的图书捐赠。如1939年6月上旬，陶行知致信白动生，“《教与学》月刊三卷五期至四卷二期均已收到无误，唯普通用书五十七册，白桃同志想不久可以送到”。[40]1939年7月10日致信黄次咸，感谢对方募集900余册图书，[41]11月15日致信程希孟等人，感谢其捐款“以之增加育才精神食粮”，并希望继续赞助；[42]1940年1月致信家栋，感谢其寄来结婚贺礼三元交给育才学校，为小朋友购书之用；[43]2月1日致信张西曼，感谢其捐助图书馆国币拾元；[44]5月2日致信菲律宾纳卯中华学校全体小朋友，感谢其捐款国币五百二十三元八角七分用来充实育才的精神食粮。[45]1941年9月，育才从北碚借到开明锌版《廿五史》九大本，《图书集成》1378册，《万有文库》第一集1933册、第二集1543册，合计5222册，精神食粮因此增加。[46]1942年10月31日陶行知致信陶宏，“Applied physiology已找着，当即寄来。你处带有张子高《科学发达史》，望即寄下为盼”。[47]1944年3月10日致信英国大使馆新闻专员史密斯，恳请馈赠英国绘画明信片一套与儿童美术馆。[48](www.guayunfan.com)

仅靠社会捐助图书是不够的，育才学校还有计划、有重点地购买图书。1939年12月，陶行知致信里之：“开来‘儿童之家’购书目录，我已看过，即希照办为感。”[49]1940年2月23日致信开明书店执事，希望以便宜之价目购买四五十本初中用的林语堂所著《开明第一英文读本》；[50]3月20日致信马侣贤、帅昌书，告之育才买了《申报》所出地图及说明书。[51]1943年1月11日陶行知致信陶晓光，要求代为搜集“有价值之图书（包括国内外名著、研究报告、重要史料）”，要讲究搜集图书的方法：“先到华西图书馆及博物馆详细参观一下，做一番‘博’的工夫，再请教几位有研究功夫的朋友”；“价钱大有出入，要随办随研究，争取门径”；“好书买重复了也可以”。[52]1944年5月13日陶行知致信吴树琴：“堂堂的一个育才图书馆连《堪底达》都没有，这使我害羞……我乘空到旧书铺里大索《堪底达》。是在北新书局的书桌上，有一本书直对着我发出光辉——《康蒂妲》！细看是萧伯纳著，英文名Candida，就是我所要找的《堪底达》。”[53]1944年11月29日，陶行知致信颂云：“计划以晓庄研究所值价一百万元之图书作基础，再补充卅万元新书即可开始。市上有最新之《大英百科全书》一部，为参考所必需，售价十五万二千元……已冒险提用十二月买米之钱先行垫出购得……此外尚需选购中西图书一百种，价值十五万元……”[54]1945年11月22日他致信陶宏：“选书标准以值得翻译者为度。数目贰拾万皆可。Daine's Common Science（即丹尼著《通俗神学》）若有请买一本。”[55]选购图书是一门学问，这些史料表明，育才学校购书遵循计划性、经济性，急书急购、好书重购等原则。

召回散落在外的图书也是育才征书运动的途径之一。1940年2月1日，陶行知写信给陈翰笙，望其寄来存于其处的林语堂的《吾土吾民》及关于墨西哥的书籍；[56]同日又致信杨槐，希查明存于业余图书馆的四箱书，或代为保管或找机会寄来；[57]11月5日又寄信给朱启贤，欲托其把香港的四箱书带回。[58]1939年12月21日，陶行知致信戴伯韬，查黄杰先生通信处，以便索回借去的《育儿问题》及《小儿按年养育医疗法》各一册。[59]

陶行知凭借其丰富的“社会资本”，开辟多种渠道“收罗”图书，育才书库日益充实。根据1945年陶行知在Yu Tsai School for Talented Refugee Children一文中的介绍，育才学校有常规学生320人，[60]学校藏书2.2万册，[61]则学生人均拥有书籍近70本。这样的藏书量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小学，也是惊人的。

卷帙浩繁的图书必须科学地“庋藏”，才能实现书尽其用。陶行知在书架设计、分类收藏等方面作了精心设计。1939年7月31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设计游击式的图书馆用的书架”，“书架以长方书籍形为宜，每箱可分置案头，几箱成架，平时合而为架，运时分而为箱。高度以最高之书为准，深度以最宽书为准，长度以平常书架之宽度为准，大约是二尺五寸左右。”[62]这样独特的设计，是充分考虑到育才的校址校舍是租来的，会处于不断变更中。后来校址扩多，并两次迁校（红岩村一次，上海一次），这种书架为运输提供了便利。关于藏书保管，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征集图书简章》中即有规划：“普通用书藏入普通书库供普通阅览之用。专门用书如音乐、戏剧、画图、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艺、农艺、医药卫生等类之书，则分设专室保管以供参考。”“专门用书由一人捐助，其数量质量足够设立专馆者，则设立专馆以纪念捐书之人。”[63]起初，陶行知设计普通书库与专门书库是与育才的普修课程、特殊课程相对应的，这有助于学生便利用书，后来图书积累到5000册时，收藏又有进一步规划，图书馆分为中文书库、西文书库、儿童书库、阅览室和借书室，[64]强化了图书馆的使用功能。图书增多了，图书馆配套设备也相应增加。1941年5月28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犹庄史良先生那儿存了一些书架、桌凳及藤椅……请一并运来。学校改造图书馆需要这些东西。”[65]

“收罗”与“庋藏”图书，目的是为了“看书”“用书”。“书是为了用的”，这可以说是“陶行知的图书馆学定律”，陶行知开展的“新图书馆运动”表明，教育是图书馆的基本功能，民主性、民众性、开放性是图书馆的基本属性。[66]

育才学校组织征书队，发起征书行动，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育才师生的“用书”：“学生学习与教师研究均需借重良好图书。”[67]“我们还要编辑《育才文库》二百册，要丰富之参考书”，“敝校为幼年研究生及编辑教材读物工作人员准备基本参考图书。”[68]另一个目的是便利“民众博览深造”。这样的例子很多，1940年5月2日，陶行知致信楚图南，“承捐书籍百余册，因交通不便，转捐贵处书报流通图书馆。事关大众文化”；[69]7月7日致信谭堃珩，“寄存在香港‘自强社’的那六千多本图书，我想应该公之于社会，供公众阅览”。[70]育才的图书来自社会、用于社会，其“用书”有鲜明的民众性、开放性。

“书为人所用”其实是实用主义思想在图书馆学领域的体现。如何做到“书尽其用”，在组织上、制度上需要有一系列的管理设计。专门的有效的管理部门和管理制度是图书馆教育功能得以发挥的组织保障和纪律保障。育才指导部直接负责图书馆的工作，1941年8月29日，指导部向校务会议汇报当月图书馆工作：暑假期间，图书馆正常开放，改进馆务，变更组织系统，调整工作人员并合理分配工作，组织少年管理员将5000余册图书分类、整理、编号和贴袋。[71]《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中“公约部”第八项是图书史地馆的规章制度，其中有八条规定，这使图书借阅工作“有法可依”。

征集来的图书入库要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程序，即开收条、登记、盖章、保存、保洁等。1940年3月20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等人：“历史书十三本系晓庄研究所所捐，先给图书馆登记”，[72]1941年8月6日致信马侣贤：“望将已用未用测验卷本汇齐，即交研究部慎为保存，以作研究之资。”[73]1942年3月11日又致信马侣贤：“逸少斋的书，立即（即日）移存历史馆……只在馆中阅览，不得借出。望嘱陶宏协同检查，加盖研究所图书馆章。”[74]1944年5月16日致信陈贻鑫：“现奉上（一）Beethoven曲谱Sonaten Vol.I，PP，214；……请开收条，须由你和李先生盖章。上次陈复君拿去之Mozart，也须开详细之收条。保护，保护，保护！……外宾要来参观，清洁！”[75]

陶行知苦心孤诣建设育才图书馆，从征集、入库、庋藏，到管书、用书，整个管理过程中包含许多可资借鉴的内容。如在开辟社会资本渠道时要多管齐下；在图书管理中学会管理，借治事来育人，培养少年干事；图书管理中须事定其位，人尽其责；严格图书入库程序，规范图书借阅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