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意蕴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主体意蕴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四）主体意蕴

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并不是简单的颠倒，而是一种教育主体的转换。也就是说，“这一教育观是在压迫和被压迫下，为了消除支持实践关系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把教育和知识从‘小众’手中夺还给人民‘大众’，促使人民自觉地形成主体。而且，从这一教育观来说，既然人民‘大众’的‘生活’是从现存权力建立以前开始而不断地继续下来的，教育也是民‘大众’本身的”。[111]陶行知曾写过一首题为《主人教育》的诗：

做自己的主人，　

做政府的主人，　

做机器的主人，　(www.guayunfan.com)

做大自然的主人。

此诗即强调，“人民是民国的主人；小孩子是民国的小主人。主人与小主人不该当作奴隶教。中华民国，顾名思义，所需要的教育是主人教育。主人教育的目的是教民众联合起来做主人”。[112]在陶行知看来，民主政治的理想只能通过大众在生活教育中发现生活、解放生活来实现。因此，要教人们“自立、自治、自卫”，[113]让人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习惯与能力。[114]在这种“从民众那里来，回到民众那里去”[115]的主导精神之下，陶行知的教育管理思想体现出非常明显的主体意蕴。

陶行知指出：“一切需要民众做的事，强迫不如说服，命令不如志愿，被动不如自动。”[116]领导者总是想由上而下，但是，纯粹的由上而下的方式只能造成被动的群众，而被动的群众是发挥不出力量来担负责任的。其实，领导者只有愿意被群众领导才能领导群众，这便需要使群众有自下而上的自动的机会。也只有使群众有了自动的机会，他们才能使自己和领导者成为有力量的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解决教育的方案要容许上层与下层的“对流”，“应当打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中间的隔板，使他们可以对流而互相教育。若把教育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专门培养领导者，另一部分专门培养被领导者，结果必定是教领导的人脱离群众的要求”。[117]这也就是说，教育领导者要相信被领导者，要尊重并发挥被领导者的主体性，事实上，也只有给予被领导者以主体性，领导者的领导才可能是有效、合理的。

最能体现陶行知教育管理思想主体意蕴的，应该是他关于学生自治问题的阐述。他指出：“专制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自治”就是“指自己管理自己，有自己立法、执法、司法的意思”。让学生自治，可以使他们通过“时常练习自治的道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他们也就能够自治了”。[118]陶行知认为，学生自治如果处理得好，可以有以下几方面好处：其一，学生自治可以给予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行为，使自治成为修身伦理的试验；其二，学生自治可以使各种规则合乎实在情形，适应学生之需要，从而避免规定与法则错置和失效的问题，使规则更加易行；其三，学生自治可以通过每个人对大家负责的行为，使大家都能够守法，辅助风纪进步；其四，学生自治能促进学生经验的发展。

陶行知之所以倡导学生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当时社会兴起的“自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119]这种思潮强调对受教育者和被管理者的关注，体现了教育现代性所蕴含的主体性思想。然而，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陶行知并没有停留在简单地接受这种现代性思想，片面地强调主体和自治上，而是能够预见到一味强调主体与自治可能存在的问题。他在讨论学生自治好处的同时，也指出如果处理不妥，学生自治也会形成各种弊端：“把学生自治当作争权的器具”；“把学生自治误作治人看”；将学生自治与学校管理对峙起来，“闹意气”。[120]因此，他主张：“学生自治，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121]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陶行知教育管理思想所体现的主体性并不是单向的主体性，而是辩证的主体性，是一种主体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