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辩证法

二、“先”“后”辩证法

对于“后发制人”与“先发制人”对外报道政策及其辩证法的指导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关于新闻媒体采取“新闻,旧闻,无闻”^[25]的谈话精神。在1957年3月27日,即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在座谈会上发表谈话,这个谈话被整理为《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他说:“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26]毛泽东“新闻,旧闻,无闻”的新闻辩证思想,主要着眼于新闻对社会政治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方面考虑。刊登播发新闻必须尽可能考虑发挥新闻在社会政治中的正面效果,规避其负效应,报什么、何时报以及不报什么首先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征,其次才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因此,特别需要权衡好新闻刊播的时机与时宜。而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新华社好几个分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曾发表批评意见,批评他们“闹独立的倾向”^[27]。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规定重要稿件或社论的发表必须经党委或党委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才能见报;内容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的不能发表,要求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社广播以前,地方不得预先发表。1949年1月26日,中央又发出《宣传约法三章,不要另提口号》、《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两项指示。

因此,新闻报道中的“快慢”、“先后”成为各级新闻管理部门和从业者颇费心思揣摸的一门学问,后来整理出“抢与压”时机辩证法,学会何种情况下要抢新闻,何种情况下故意压着新闻不报。实际上,新闻实践中“新闻,旧闻,无闻”的辩证法颇难把握,不少新闻工作者因此“犯错误”,因为处于政治圈外的记者揣摸政治风向如同走钢丝,一不留神自己就变成了被“专政”的对象。时间一长,自觉地领会上级意图而不顾及新闻工作的固有规律与特点,不顾及传播效果,成为记者自保的生存技巧,多数记者在这方面已经被驯化得很自觉了,习惯成自然。宁可晚报、不报,也不因为报得及时而“犯错误”。^[28]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处于与世界隔绝状况下的中国奉行“内紧外松”的外宣政策,在操作上具有可行性。由于限制人口迁徙,资本只能垂直流动,成为党政传声筒的新闻机构采取“新闻,旧闻”或“新闻,无闻”的“后发制人”甚至“不发制人”的对外报道政策,可以有效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因为,对信息的控制可以和对社会的其他控制结合起来,封堵局部信息扩散就能抑制危机,减少或避免对其他地区造成震动和冲击。也许这是出于对毛泽东“新闻,旧闻,无闻”新闻思想的误读,也许是生存境遇下的生存法则。正如已故前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庄所总结的,“读者把党报刊登的言论甚至重要新闻都看作是党和政府的指示,说对了积极作用非常大,说错了消极影响也不小,所以特别强调持重,反对‘抢先’,进而把后者看作资产阶级新闻作风,常常缓一缓,看一看,待有把握再‘后发制人’”^[29]。

直到现在“后发制人”新闻政策仍有很大影响。1988年6月,中宣部《关于当前舆论宣传中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198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宣部发出的《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都对1987年《意见》进行了补充规定,“原来的‘模糊政策’变成了‘清晰政策’,原来的‘开放’态度变成‘审查’态度,‘事先事后的审查’制度显而易见”^[30]。也就是说,2003年前在“先”“后”辩证法中,“后发制人”成为对外报道遵循的主导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