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可能影响

第二节　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可能影响

随着近年来入户面访的拒访率的上升，随着我国电话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调查中传统的入户面访方式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选择，电话调查和街头拦截式的调查也逐渐开始被社会研究工作者所采用。为此，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这样的问题：电话、拦截和入户这三种不同的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是否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是什么性质的影响？等等。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猜测，不同的调查方式，由于调查员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接触方法对被访者进行访问，因此可能对被访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不同的调查结果。但是也有些研究者认为，之所以产生一些不同的调查结果，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接触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样本所造成的，而调查方式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影响因素。虽然这些猜测都有些似是而非，但是由于很少有过真正的实证研究，因此长期以来这些猜测仍然停留在假设的水平上，并没有得到比较科学的实证研究的验证。当然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最好是采取实验研究的方法，但是由于经费、时间等方面的种种原因，严格的实验法目前是很难真正付诸实践的。因此我们借助这个课题的“东风”，在有限的条件下，试图通过一个仔细设计的研究个案，来探讨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可能影响。

我们首先分析三种调查方式下所获取的样本的差异；然后比较在不同的方式下，问卷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调查内容所得到的结果。如果只采用常规的双变量统计分析技术，如交互分析、相关分析和比较均值的T检验等，那么由于许多混杂因素难于控制，有可能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是误导的结果。所以在分析时需考虑借助一些多元分析的方法，以排除在一般双变量分析中难于排除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找到可能导致不同结果的真正的直接的原因。现将研究结果分述如下：

一、不同调查方式所获取样本的比较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不同调查方式所获取样本的分布，分别针对三个子样本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个人月收入等指标的分布，作出如下对应的直方图。从中可以看到，相比之下三个子样本的比较主要的差异是：

从性别上看，拦截样本中“女性”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

从年龄上看，拦截样本中“18～29岁”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而电话样本中“50岁以上”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

从文化程度上看，拦截样本中“大专及以上”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而电话样本中“小学及以下”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

从职业上看，拦截样本中“在校生”和“外企自由职业”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工人其他”和“离退休人员”的比例低于其他样本，电话样本中“离退休人员”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教科文卫”和“领导管理”的比例低于其他样本，入户样本中“工人其他”和“领导管理”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在校学生”和“商业个体劳动”的比例低于其他样本；

从婚姻状况看，拦截样本中“未婚”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样本；

从个人收入看，拦截样本中“中高”和“高”收入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电话样本中“特低”收入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入户样本中“低”收入的比例高于其他样本。

总之，拦截样本的特点是：年青、高学历、在校生、中高收入、未婚和单身户较多；电话样本的特点是：中老年、低学历、离退休人员、低收入、已婚和两代户较多；入户样本与电话样本比较类似，所不同的是工人其他、领导管理和三代及以上户较多。

二、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可能影响

针对本次调查问卷中的主要内容，分别探讨不同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可能影响。

1.关于“最关注的问题”（第一题）

在询问“作为北京市民，目前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不提示）”时，不同调查方式所得到的最关注的比例有明显差异的只有三项（见下图），对应的三个编号分别为5、9和16：

5——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电话访问的结果（29.1％）显著地大于拦截（20.3％）和入户（22.0％）；

9——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拦截访问的结果（17.6％）显著地高于电话（9.2％）和入户（9.3％）；

16——两岸统一问题：电话访问的结果（9.2％）显著地大于拦截（1.3％）和入户（0.6％）；

（注：由于编号16对应的选择人数太少，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将其忽略）

其中电话访问的关注度显著地高出的两个问题（5和16）都是与国家大事紧密相关的；而拦截访问的关注度显著地高出的问题（9）则走向另一端，完全是个人性质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也许会有适当的理论可以解释。不过结合前面的样本分析，笔者推测，在接受电话访问的那些人中，以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直接与外界接触多的人为多，可能是这部分人的思维比较开阔，多维思考能力比较强，并且成长环境差别的结果，因此他们能更为坦然地认可个体和家庭的重要性；而上一代人所受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认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也很自然。

但是仅有上述的数据，还不足以说明调查方式对回答所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有可能是由于其他因素例如样本的不同所造成的。为此需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其他混杂因素，即考虑如何剔除样本偏差的影响，从而将调查方式的可能影响单独地提取出来。

附：“最关注的问题”的开放答案的编码

比较严格的方法是设计有控制组的科学实验。在没有条件采用科学实验的情况下，对于观察或调查的数据，只能采用近似地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其中之一是逻辑斯蒂克（logistic）回归，即因变量为0—1变量的回归，其中1表示“最关注”某个问题，0表示“最关注”的不是该问题（例如第1题的第5项，用DQ15表示，即DQ15＝1表示“最关注”的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而DQ15＝0表示“最关注”的不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而自变量则分别为表示样本分布和调查方式的哑变量（如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和调查方式）或定序变量（如年龄分段、文化程度分段和收入分段）。16个自变量的说明详见表7—2—1。

表7—2—1：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中使用的16个初始自变量

对于类别k较大的定类变量，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一般不需要使用k个哑变量，只用k—1个哑变量就够了。但是如果使用k个，结果一般也是相同的。对于因变量分别为DQ15和DQ19（分别对应于第1题的第5项和第9项）、初始自变量均为表7—2—1所示16个变量的逻辑斯蒂克（logistic）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从中逐步筛选出几个重要的自变量，部分结果的总结如表7—2—2和表7—2—3所示。

表7—2—2对是否最关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DQ15的多因素分析（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

（注：模型共迭代了4步。在第4步中，如果去除某一个变量，模型的似然对数的值如第二列所示；与不去除的模型相比的差值如第三列所示，差值越大，这个自变量的贡献也就越大）

Predicted Percent Correct：Overall 78.23％（注：不算高，但已经比随机的分类50％高出了25％以上；而且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预测，而是筛选重要变量，因此可以参考）

根据表7—2—2的数据分析结果，对于可能影响北京市民给出“最关注”的问题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主要因素，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1）调查方式、职业和文化程度可能是影响该答案的主要因素；而性别、年龄、收入和婚姻状况对答案没有什么影响；

（2）具体来说，电话调查的方式比其他调查方式更容易导致给出“最关注”的问题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答案（对可能原因的分析见本文最后的讨论部分）；“在校学生”和“国企职工”比其他职业更可能给出这个答案；文化程度越高，给出这个答案的可能性越低。结合前面的分析，职业和文化程度和所接受的调查方式有一定关系，所以，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职业和文化程度是影响调查方式的原因，调查方式只是间接原因。

（3）在双变量的分析中，由于混杂因素无法排除，因此可能得到一些片面的结论，例如在8大类职业中，“最关注”申奥的比例高于平均的（22.0％）有3类职业：“在校学生”（32.3％）、“工人其他”（25.0％）和“国企职工”（25.0％）。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见表7—2—3的三维交互分析表）可知，在低文化程度的人群中，“工人其他”中“最关注”申奥的比例（22.2％）反而小于其他职业的人群（26.6％）。实际上起作用的并非是否职业“工人”，而是文化程度的高低。显然，不管是哪一种职业，中、低文化程度中“最关注”申奥的比例都显著地高于高文化水平的人群。这与多元逻辑斯狄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7—2—2）是一致的。

（4）这四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如果按照其显著程度排序，由强到弱依次为：在校学生、电话调查、文化程度、国企职工；如果按照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排序，由强到弱依次为：电话调查、在校学生、文化程度、国企职工（注：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为0.1189、0.1180、—0.1030、0.0818；SPSS不能直接给出标准回归系数，应该先计算出对应自变量的标准差Si，标准回归系数的计算公式为：Beta B＝BSi/1.8138，其中B为回归系数；π/√3≈1.8138），基本上与前者一致，一般应以后者为主。

表7—2—3：“最关注”的问题是否“申奥”ד职业”ד文化程度”的三维交互分析表

表7—2—4：对是否最关注“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DQ19的多因素分析（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

根据表7—2—4的数据分析结果，对于可能影响北京市民给出“最关注”的问题是“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主要因素，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1）调查方式、职业和性别可能是影响该答案的主要因素；而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和婚姻状况对答案没有什么影响；

（2）具体来说，拦截调查的方式比其他调查方式更容易导致给出“最关注”的问题是“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答案；“男性”比“女性”给出这个答案的可能性低；“离退休人员”比其他职业给出这个答案的可能性低；

（3）在双变量的分析中，由于混杂因素无法排除，因此可能得到一些误导的结论，例如在8大类职业中，“最关注”“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比例（表7—2—5）显著地低于平均的（11.2％）有2类职业：“离退休人员”（5.7％）和“领导管理”（7.9％）；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的有3类职业：“国企职工”（14.2％）、“在校学生”（15.2％）和“商业个体劳动”（13.9％）。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见表7—2—6）可知，在上述5个职业中，除了“离退休人员”之外，女性中“最关注”“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比例都显著地高于男性（注：对应“离退休人员”中，女性“最关注”“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比例6.5％似乎也高于男性比例5.1％，但是这两个比例的差异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可以计算得到t＝1.16＜1.96）。因此，除了“离退休人员”外，实际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可能不是这几种职业，而是性别。这与多元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4）这三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如果按照其显著程度排序，由强到弱依次为：拦截调查、离退休人员、性别；如果按照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排序，由强到弱仍然不变（注：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为—0.1212、—0.1438、0.1636，计算方法参考前面的说明）。表7

表7—2—5：“最关注”“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比例显著地低于（或高于）平均水平的职业（％）

表7—2—6：不同性别“最关注”“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比例显著地低（或高）于平均水平的职业（％）

2.关于对申办奥运的有关知识（第六题）

为了考察北京市民对申办奥运的有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设计了8个知识题，具体内容见表7—2—12的第一列。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在8个知识题中，除了在第1小题和第4小题的回答中，电话调查所获取正确答案的比例低于其他两种方式之外，在绝大多数题项上，三种调查方式并没有表现出很显著的差异。从8个知识题的综合加权平均得分来看（综合加权得分Q6TOTAL的计算方法见表7—2—12），三种调查方式所获取的平均得分39.99、42.27和43.79有差异（表7—2—7和表7—2—8，方差分析F检验的概值＝0.0446）。通过进一步的两两均值对比的T检验（表7—2—9、7—2—10、7—2—11）发现，拦截调查与入户调查的综合加权平均得分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概值＝0.3004），电话调查与拦截调查的结果也没有显著的差异（概值＝0.1345）；但是电话调查的平均得分（39.99）与入户调查的平均得分（43.79）在统计上却有显著的差异（概值＝0.0155）。

表7—2—7：三种不同调查方式所获取的综合加权平均得分及相应的置信区间（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

表7—2—8：三种不同调查方式所获取的综合加权得分的方差分析表（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

表7—2—9：拦截调查和入户调查所获取的综合加权平均得分及其T检验（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

表7—2—10：电话调查和拦截调查所获取的综合加权平均得分及其T检验（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

表7—2—11：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所获取的综合加权平均得分及其T检验（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调查方式是否真的可能对知识问题的回答产生影响，还需要考虑其他可能的混杂因素，如不同的调查方式造成的样本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此采用逐步多元回归的方法，从众多可能影响知识问题回答的因素中，筛选出主要的可能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回归分析的因变量为对8个有关申办奥运的知识题的综合加权得分Q6TOTAL，自变量为前面表7—2—1所给出的表示样本分布和调查方式的16个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7—2—13所示。

表7—2—12：对8个有关申办奥运的知识题的综合加权得分Q6TOTAL的计算

表7—2—13：对8个有关申办奥运的知识题的综合加权得分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

从上述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在16个可能影响综合知识得分的自变量中，经过（5次）逐步筛选，最终得到三类5个显著的变量，按其影响的大小顺序分别是：文化程度、性别和职业。其中文化程度的影响最大，文化程度越高，综合知识水平的得分也越高；性别的影响是第二位的，男性的综合水平得分高于女性；职业的影响是第三位的，其中商业服务业个体劳动者、离退休人员、三资企业自由职业者的综合水平得分低于其他职业。在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年龄、婚姻、收入和调查方式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因此前面T检验得到的关于“电话调查的平均得分与入户调查的平均得分在统计上有显著的差异”的结论只表明了一种现象，即调查方式与平均得分之间存在关联性或相关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调查方式就是造成得分差异的因素，也不能说调查方式是影响得分大小的因素，即不能得到有关因果关系的任何结论。虽然多元回归分析不能代替科学实验，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多元回归分析也不失为从观察研究数据中分析因果关系的一种可行的近似方法（注：三资企业自由职业者的综合知识平均得分也低于其他职业，这似乎与文化程度的正向影响有矛盾，因为三资自由职业的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对此的解释是：在三资自由职业这个类别的居民中比较，文化程度较高者的综合知识平均得分高于文化程度较低者；在与其他类别的居民比较时，如果按文化程度再次分类，则可以发现，在文化程度相当的居民中比较，三资自由职业的居民的综合知识平均得分低于其他居民）。

3.关于对申办奥运的态度（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题）

在询问被访者有关对申办奥运的态度时，涉及到如下四个问题：“您是否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十二题）、“您对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有信心吗？”（十三题）、“您经常同朋友或家人谈论申办奥运的事情吗？”（十四题）、“如果2008年奥运会申办没能成功，您是否同意继续申办？”（十五题）。其中除了十四题采用三级记分外，其余三题都是5级记分，并且通过转换，最后四个题的方向均为：回答越肯定、得分越高。从下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被访者对上述4个态度题均给出了相当正面的回答；而且不同的调查方式所获取的态度的平均得分是相当一致的。

4.关于对申办奥运的认识（第十七题）

在询问被访者“对申办奥运会的种种说法，您持什么态度？”时，不管是采取哪种调查方式，所获取的对13种说法（见表7—2—14）的同意程度的态度的平均得分几乎都是相同的，综合态度的平均得分也没有显著的差异（见表7—2—16后面的注释），其中综合态度变量的计算方法是：将13种说法中的反向题做逆向处理，然后将13个变量相加得到^[7]。为了节约篇幅，此处不再给出详细的技术表格和统计检验的过程说明。

十七、对申办奥运会的种种说法，您持什么态度？（读出，每一题选一项）

表7—2—14：对申办奥运的态度质量表

表7—2—15：不同调查方式对申办奥运的种种说法（17题前7种）的同意程度的平均得分（二）

表7—2—16：不同调查方式对申办奥运的种种说法（17题后6种及总分）的同意程度的平均得分（三）

（注：总分Q17TOTAL与调查方式Type的方差分析的F检验结果的概率值为p＝0.481，表明没有检测出三种方式的综合态度平均得分之间的显著差异；通过对于方式之间综合平均得分的两两比较的t检验，也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例如，电话调查的综合平均得分48.41与拦截调查得分48.00的t检验的概率值p＝0.256）

5.关于其他调查问题

最后，关于一些事实型问题的调查，例如，平均每天大约花多少时间接触各种媒体？对体育活动感兴趣的程度？平时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的频度？三种不同调查方式得到的部分结果如表7—2—17所示。从中看到，不同的调查方式对应的调查结果大都有所不同。例如，拦截调查得到的接触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大众媒体的平均时间和平时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的频度的平均得分均低于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不过调查方式是否真正对这些调查结果有所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是说，调查结果的不同，可能是由于子样本的不同，也可能是由于调查方式的不同，也可能两者兼有。为此分别以接触四种媒介的时间（单位：分钟）、对体育活动感兴趣的程度（得分）和平时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的频度（得分）为因变量；以表7—2—1中的16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利用逐步回归筛选出显著的自变量，结果总结在表7—2—18之中。从中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只是对于“平时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的频度，电话调查的方式可能有影响。即，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采用电话调查得到的频度的平均得分高于采用其他调查方式的平均得分（对于如何解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笔者会将这个问题留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再继续探讨）。

此外，对于平时是否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和上网等问题也可进行类似的分析，所不同的只是要用逻辑斯狄克回归代替上述的一般线性回归，因为这时因变量均为只取0—1值的哑变量。三种不同调查方式得到的调查结果如表7—2—19所示，逻辑斯狄克回归的结果如表7—2—20所示。从这两张表中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果，即，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同的调查方式得到的接触各种媒体的百分数是有显著差异的，例如，拦截调查中平时收看电视的比例和收听广播的比例都显著地低于其他两种方式，而上网的比例大于其他两种方式；但是这种差异可能是多种混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将其他因素的作用控制起来，或是让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发现调查方式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如表7—2—20所示，真正可能影响几种媒体接触的因素分别是婚姻（未婚者看电视的可能性低于其他人）、职业（离退休人员听广播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人）、文化程度（文化程度越高，看报纸的可能性越大）和收入（个人收入越高，上网的可能性越小。注意，上网比较频繁的在校学生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拦截调查的样本中未婚者较多，因而导致收看电视的比例较低；拦截调查的样本中离退休人员较少，因而导致收听广播的比例较低；电话调查样本中文化程度高的比较少，因此导致看报纸的比例较低；拦截调查中没有收入或低收入的学生的比例比较高，因此导致上网的比例较高。总之，调查方式对这些调查结果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表7—2—17：不同调查方式的其他调查结果（平均值）的比较（第二、三、四题）

表7—2—18：分别以表7—2—17的6个列变量为因变量、以表7—2—1所示的16个变量为初始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所筛选出的显著变量所对应的标准回归系数的比较

表7—2—19：不同调查方式的其他调查结果（百分数）的比较（第二题的4个小题）表7—2—20：分别以表7—2—19的4个列变量为因变量、以表7—2—1所示的16个变量为初始自变量，进行逐步逻辑斯狄克回归分析，所筛选出的显著变量所对应的标准回归系数的比较

三、讨论

长期以来，研究者猜测，不同的调查方式，由于调查员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接触方法对被访者进行提问，因此可能对被访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不同的调查结果。虽然这些猜测有些似是而非，但是由于很少有过真正的实证研究，因此长期以来这些猜测仍然停留在假设的水平上，并没有得到比较科学的实证研究的验证。事实上，要想比较严格地研究调查方式与调查结果的因果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一般的实际调查项目都有其明确的研究目的，不会允许研究者为了对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去设计有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各种调查方式。而且这种研究还需要反复进行，即要针对不同的调查内容、不同的人群等进行反复的验证，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本研究利用“北京奥运申办媒介传播效果研究”的调查项目，在研究设计中有意识地安排了电话、拦截和入户等三种不同的调查方式，以探索在此项调查中，不同的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是否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1）尽管本研究对三种调查方式的抽样都进行了科学的设计，而且调查员全部都是正在学习“传播研究方法”课程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硕士生，同时也对调查的质量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控制，但是最终三种调查方式所产生的三个子样本的分布还是具有显著的差异。

（2）对于本项调查所涉及到的绝大多数内容，包括事实型、知识型和态度型的问答题，除个别情况外（见本节讨论以下第6点中的说明），不同的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

（3）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采用双变量分析技术来比较不同调查方式下的调查结果，会得到与（2）几乎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不同的调查方式对应的调查结果很多在表面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4）在没有实验设计、只能利用观察或调查的数据进行因果关系研究的时候，如果只采用简单的双变量分析技术（例如相关分析、交互分析、T检验等），由于无法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可能会将相关关系或假相关关系误认为是因果关系。为了研究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可能影响，应该采用多元分析的方法（例如多元回归分析、逻辑斯狄克回归分析、多维列联表分析等），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找到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真正原因所在。

（5）在这项研究中发现，双变量分析中不同调查方式所对应的不同调查结果，主要是由于样本的不同所造成的。因此可以猜测，如果更加严格地控制实施的质量，使调查的样本在主要的人口指标上（例如）有着与总体近似相同的分布，那么不同的调查方式对应的调查结果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样本，而不是调查方式。

（6）调查方式表现出显著影响的个别情况是，对于“目前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的调查结果，以及对于“平时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的频度的调查结果。

由分析可知，调查方式对“最关注”的其中二个方面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共计提及了19个主要方面）：即，电话调查中最关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比例显著地高于拦截和面访调查；拦截调查中最关注“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比例显著地高于电话和入户调查；并且在利用逻辑斯狄克回归排除了混杂因素的影响后，结果仍然不变。

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结果的其他背后可能的原因后发现，在电话调查中，由于是随机拨号并使用IP电话卡（为了学生调查员计算经费的方便），能接通一个电话实属不易。因此有些调查员为了能在无法面对面相见情况下尽快说服被访者接受调查，在开头语中提到了这是一个关于北京申奥的调查，从而违背了原设计中所规定的原则：“在问卷的标题和开头语中都不能提及申奥的内容”，其后果可能就是造成了回答最关注的问题是“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比例的偏高。但是对于为什么拦截调查会造成回答关注“我自己的/我家庭的事情”的比例偏高，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合理解释。

电话调查造成回答“平时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的平均频度偏高，原因也有待将来在相关的研究中继续探讨。

（7）关于调查方式对调查结果的可能影响，本研究只是探索性的。对于本研究提炼出来的一些基本假设：“调查方式对绝大多数调查结果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样本，而不是调查方式”、“调查方式可能对于涉及到关注性问题的调查结果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涉及到认知性、态度性和事实性问题的调查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于关注性问题的调查，涉及到国家利益的热点问题时，电话调查方式倾向于得到较高的关注度，涉及到个人的问题时，拦截调查倾向于得到较高的关注度”等，还需要将来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的检验。希望本研究能为此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