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的大发展

第二节　衡阳的大发展

信阳的承诺使得《大刚报》焕发新生。在衡阳，从1939年11月1日正式复刊到1944年6月21日移出，是《大刚报》最有生气的一段历史。衡阳时期，《大刚报》受到衡阳军民精诚合作、浴血奋战精神的影响，与衡阳同生共长。衡阳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是衡阳城市形成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大刚报》在反映这段历史的同时，自身也被赋予至大至刚的文化气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大刚报》也成为不仅在衡阳而且在湘南乃至全湖南省重要的抗日救亡舆论工具。

一、发展的坚实基础

信阳暂行停刊后，毛健吾派严问天、彭凤鸣前往衡阳筹备《大刚报》复刊工作，同时安排印刷厂工人将对开印刷机器和铅字由信阳运往汉口，把报社职工家属也陆续集中到汉口，然后于1939年10月15日将印刷设备与报社人员全部运抵衡阳，预定11月1日复刊。选择衡阳作为《大刚报》的复刊地点，毛健吾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其一，衡阳是当时东南到西南的交通枢纽和经济重镇，在这里办报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其二，衡阳当时还没有一家比较像样的报纸^[18]，湘、粤、桂、赣广大地区人民迫切需要一张消息灵通的报纸，及时了解抗战前线战况，《大刚报》易于打开局面；其三，在衡阳，毛健吾的江西同乡人脉活络，他的同乡大部分开设银行钱庄，毛健吾便于利用同乡关系取得支持，例如很快他的同乡就将珠琳巷的善堂无偿提供给报社使用。

10月25日，报社会计向社长报告，报社“告贷无门，伙食都成为大问题”。毛健吾与报社主要成员商量，决定提早出八开的临时新闻版应急。

10月26日，《大刚报》刊出抄收电讯的头条新闻“我军撤出武汉”，震动了整个衡阳，因为当天国民党新闻机关还在着力宣传武汉大会战。究竟是《大刚报》的消息灵通，还是《大刚报》乱造谣言，搅乱人心？第二天国民党撤出武汉的消息得到证实，极大地提高了《大刚报》在衡阳的声誉，同时解决了报社的经费问题。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之初，作为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衡阳的地理优势还没引起重视。一时间，不仅长沙、衡阳一线没有别的报纸，由于广州沦陷，韶关、吉安等地报纸也全部停刊，湘、桂、粤、赣四个省区主要依靠《大刚报》提供消息来源，因此《大刚报》于1939年11月1日在衡阳正式复刊，社址设在湘江西岸的回雁峰上，初期日销售3000份，专电发布前方战地快讯，发行量由3000份跃到10000份以上，以后更增加到15 000～16 000份，破湖南报纸发行纪录。随着武汉失守，战局进入相持阶段，衡阳成为西南与东南联系的枢纽，省会各家新闻报社纷纷迁来衡阳出版发行。衡阳《力报》于1940年6月出版，用的是从长沙迁往邵阳《力报》的报头，社长为雷锡龄，总经理为戴哲明，总编辑为李幻如。报社还聘著名进步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为总主笔评论战争局势，编辑部还有李龙牧、李曼如、何满子、周海萍、方家达等人，才与《大刚报》并驾齐驱，互争雄长。对抗战初期《大刚报》在雁峰寺内的那一段情景有如下描述：

《大刚报》是当时全国一张大报，发行遍及中南及大后方，因为受战争影响，地区大报大都停刊，有的内迁，也尚未继续出刊。衡阳地处粤汉、湘桂两条铁路交接点，四通八达，于该报发行极为方便，从战争地区及各地来的文化界名流在此交流。加以回雁峰为历代名胜，过境览胜者也不少。

《大刚报》编辑部的人员，也大都是从当时的交流此地的大众中吸收来的。其中王淮冰、严问天、欧阳柏、黄邦和^[19]、张弓、姚江屏，是当时的闻名的记者。杨潮（即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王晨牧、姚散生、吕亮耕、孟依帆（边城）、于友，是当时闻名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和诗人。故《大刚报》当时是名实相符的大报。来回雁峰览胜借以访问报社的，有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抗战胜利后曾出席东京国际法庭审讯头号战犯作证）、著名作家茅盾、国际有名记者范长江，学者曹聚仁、盛成，以及日本著名反战文学家鹿地亘，等等。故《大刚报》又为当时文化交流的场所。^[20]

战争形势依旧严峻。1940年8月至10月间，《大刚报》社一连三次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第一次是1940年8月10日，报社经理部、评论部、社会服务部、大刚印书馆全部被毁，经全体职工奋力工作，第二天继续出报。仅过5天，敌机再次空袭，编辑部、印刷厂连中三弹，机器损毁大半，报社成员暂时缩小报纸篇幅，将其改为四开，一面整理铅字，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出版。9月1日，又以对开大张出版，并在二、三版套红“愈炸愈奋，至大至刚”八个大字激励同人。10月21日报社第三次被炸，编辑部、机器房、排字房连中五弹，短期内无法恢复，编辑部人员于是利用回雁峰上几十间没有被完全炸毁的破屋继续工作，报纸第二天仍以对开大张和读者见面。

《大刚报》在衡阳的复刊为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从1940年初开始，报社积极建立战地通讯网，为丰富报纸的内容和获得独家新闻提供了保证。向重庆、香港、桂林、湘北前线、粤北前线派去战地记者，前方通讯网远及晋、冀、豫游击区和浙东、浙西、大别山，后方通讯网远及云、贵、陕、甘、青各省，“一共有通讯员150人以上”^[21]。在国内抗日战场，每遇重大战役发生，就立即派出战地记者到前线采访。其二，逐步形成《大刚报》“愈炸愈奋，至大至刚”的独特风格。《大刚报》全面丰富地呈现出衡阳人民抗日历史的重大事件，印证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发挥着作为城市记忆者的独特价值。

二、总编辑更迭及人才储备

《大刚报》在衡阳的复刊注重内容的改进，报纸销量也由此提高。

我们的社论力求深入浅出，标题力求简单通俗，新闻力求有系统，副刊力求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任何稿件的选择，绝对避免足以助长大众恶劣倾向的文字。^[22]

然而1941年《大公报》^[23]增出桂林版，《大刚报》在广西和湘南一带的发行量陡然下降，促使毛健吾决定增强编辑部阵容以与《大公报》相抗衡。毛健吾看中杨潮、俞颂华等人在新闻界的地位，冀望借其名声招募大批新生力量充实报社。

1942年夏，毛健吾在桂林高薪聘请杨潮^[24]（见图1－2）到衡阳主编《大刚报》。为了能及时占领《大刚报》的新闻宣传阵地，杨潮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国际新闻社的介绍下欣然应聘。杨潮遵照中共指示，紧抓报纸这块新闻阵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他带领编辑部的青年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组织《资本论》学习小组，提高青年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帮助英语基础较好的青年进修。杨潮为《大刚报》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杨坤潮^[25]受到杨潮的悉心教导和重点培养，还团结了编辑部进步编辑和记者王淮冰、黄明、于友、严问天、俞励挺、欧阳柏等。

图1－2　杨潮

杨潮担任总编辑后加强了《大刚报》“言论本位”的特色：

评论方面一向被视为报纸的生命。衡阳发刊以前，由编撰委员会负责；1938年以后，设评论部专司其事。报社由经理、编辑、评论三部组成。我们的评论信条是客观忠实，为多数人说话。^[26]

杨潮的军事评论判断准确，具有预见性，成为衡阳《大刚报》一大特色。同时，杨潮广开新闻渠道，直接抄收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和苏联塔斯社的外文电讯，并及时翻译出来供报社选用，突破国民党当局对新闻来源的封锁，打破新闻消息全靠国民党中央社供给的局面，使得《大刚报》的“本报专讯”新闻不断增多。“本报专讯”的消息有的比中央社转发快一两天；有的消息中央社扣发，而《大刚报》发表后成为独家新闻。《大刚报》很快又出现生机，发行量从数百份一路飙升，直超万份，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报纸之一。

1943年5月杨潮被迫离开报社后，由严问天推荐，毛健吾从桂林聘请俞颂华^[27]任衡阳《大刚报》总编辑。《大刚报》与《大公报》竞争，一直模仿其版面设置《星期论文》栏目，但是限于作者的能力，文章质量均不高。俞颂华亲自抓这个栏目，一面利用与进步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联系，开辟稿源；一面严格把关，宁缺毋滥，摒弃言之无物、人云亦云的作品。俞颂华任总编辑时间不长，由于夜班工作对他身体健康不甚适宜，后来就改任总主笔，另经他介绍，报社聘请叶启芳^[28]担任总编辑。叶启芳1944年至1945年担任《大刚报》总编辑期间，在政治上比杨潮、俞颂华更把稳一些，湘桂撤退时随报社一同撤到柳州、贵阳，在贵阳离开《大刚报》。

三位总编辑的更迭为衡阳《大刚报》的大发展提供了契机。三人尤其注意培养、扶植报社青年编辑和记者。杨潮在《大刚报》的一年是《大刚报》历史上最有生气的一年，也是报社年轻人进步最快的一年。俞颂华身体力行，扶持新人，保持报纸活力。虽然报社进步青年没有和衡阳地下党取得联系，没有建立起正式中共组织，“但当时在青年中自有一种直感，谁是党员，谁是进步分子，在日常言行和工作当中都能觉察，因此这些人很自然地心心相印，团结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29]报社业务骨干有左派力量存在，制衡了极右的反动新闻言论，使其不会漏过政治筛子。

三、大刚事业粗具规模

报社“自北南迁时只有一部破烂的对开机和残缺的铅字”，经衡阳时期的大发展，报纸销售数量扩大，报社经济情况显著好转。经历了创刊初期报社资金受到官办报纸制约的挫败，毛健吾深知要实现报纸的独立，首先要经济独立，只有“自给自足的文化计划，理想才不至于落空”。但是单靠报社的发行和广告收入既不足以维持报纸的长远发展，也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毛健吾理想的大刚事业是：

实业计划与文化计划相辅相成，双管齐下，以实业计划为手段，以文化计划为目的。以实业之生产，供文化之消费。以实业之盈利，弥补文化之亏损。^[30]

经过衡阳时期的发展，报社的财产总值从负债增长到30万元以上，“虽然报纸尚有近十万的债务，但总结起来还是没有亏本”^[31]。至1943年大刚事业已拥有的文化事业^[32]包括《大刚报》、《大刚晚报》、《大刚报敌后航空版》、《大刚报星期增刊》、大刚中学、大刚书店。其中大刚中学有四班，共计学生270余人，已取得一定成绩。大刚书店开办两年，曾由大刚印书馆出版《大刚丛书》^[33]，最终因为蚀本暂停营业。1942年内两度出版的《大刚晚报》最终被湖南省府以“违检颇多”^[34]特令停刊。1942年底至1944年6月湘桂大撤退之前创办的《大刚报敌后航空版》的编辑方针是报道各战场盟军胜利消息，报道国民政府建国工作进展，评论是以加强敌后同胞及伪军的国家民族观念、促其奋起自救为目的。发行工作依靠在华助战的美国飞机空投到敌后。这张八开小报成为中国后方报业专供敌后广大沦陷区人民阅读的唯一一张报纸，其有支出、无收入“系世界创举”。^[35]1943年创刊的《大刚报星期增刊》作为周刊类杂志，图文并茂、编印精致，以弥补日报内容深度之不足。杂志随报派送以增加报纸销路。业已实施的实业计划则包括大刚印书馆、大刚造纸厂。其中大刚印书馆“规模尚可，印刷能力亦相当强，限于经费，仅足自给”，大刚造纸厂“用手工制造，请江西技工改良，每日可出纸十四令”。正计划筹办的是大刚农场。^[36]正当毛健吾抱定“将大刚事业作为终身事业，非达到目的决不罢休”之时，日寇继续南侵，受战局影响，大刚实业和文化事业双重资产都在湘桂大撤退中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