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出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中国演出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广播影视音像等大众视听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主要途径，在文化市场的总体份额中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地位逐渐上升，给演出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挑战。另一方面，我国演出市场仍然处于起步与培育阶段，还不完善和成熟，整体上还不够繁荣，演出不景气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出经营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还缺乏具有时代深度和强烈艺术震撼力、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一些不和谐的噪音。具体来说，当代中国演出产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演出市场的结构不尽合理

首先是所有制结构。文化系统国有剧团1902个，集体剧团748个。国有剧团过多，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不能保证重点，导致普遍性的经费短缺，机构臃肿，缺乏活力。其次是剧种结构。戏曲剧团1572个，数量最多，仅京剧就有113个，重复建设严重。歌舞团和轻音乐团281个，曲艺、杂技、木偶、皮影团203个，歌剧、舞剧、歌舞剧团59个，文工团、文宣队、乌兰牧骑427个，儿童剧团偏少。从布局来看，中央和省级团体224个，平均每个省会以上城市有国有剧团7.28个；县以下国有剧团1030个，平均每县0.48个。

近年来，艺术院团的布局结构调整已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国有剧团是由部门和地区所有，加上人员分流出路和资金投入上的困难，布局结构调整工作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改革原有剧团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开放社会力量办团，给予个体演员合法的地位，从增量方面改变旧格局。在演出经纪机构方面，由于对所有制形式限制过严，只允许全民所有制单位经营演出，加上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演出经纪机构基本上是垄断经营。因此，应当取消成立演出经纪机构的所有制限制，并发展个体经纪人和经纪人事务所。

二、演出产业的计划体制色彩依然浓厚，经纪体制不够健全

国内演出团体，从观念上仍然没有完全面向市场。多数演出公司至今只满足于完成政府交给的演出任务，或者是为一些国有企业“跑堂会”。一些演出团体只管生产，不管市场；只管投入，不管产出；计划色彩太浓，行政干预过多，市场意识淡薄，竞争能力不强，有的甚至全年没有任何演出。一些演出公司忽视市场信息，盲目经营，缺少合格的演出经营人才。一些演出场所坐地收租分红，不思进取，消极等团上门，甚至荒废演出主业，徒使场地抛荒。在转轨过程中，一些失去了存在合理性，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缺少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的演出单位被精简、改组、合并或者被淘汰出局。根据统计，1985年全国文化部门共有专业演出团体3295个，而到了1994年下降为2698个，剧场影剧院下降为1955座，整体上呈现出数量萎缩的趋势。据文化部统计，1999年度，全国国办文艺表演团体中竟有330家全年无一场演出，占国办文艺表演团体的12.6％。一些演出场所坐收场租，守株待兔，等演出方找上门来，或将演出场所出租办歌舞厅、展销会等。有的国有演出公司无视市场信息和消费需求的变化，盲目经营，缺乏专业营销人才；一些公司实力不够，又无有效的筹资机制，难以自主经营演出，仅靠包办演出批文为生。

演出的商业化严重不足，对于投资者来说，回报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中国每年生产的演出产品在数量上极其惊人，每年有5000个左右的新剧目上演，但真正留下来能进行长期演出的却很少。

即使是商业演出，国内演出产业也存在演出经纪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演出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出现了很多演出经纪机构。这些演出经纪机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攒穴”——以明星为中心——的组台演出模式，开始重视创意和策划，逐渐向作品中心模式过渡。然而，国内仍然缺乏健全的演艺人员经纪体制，而这样一个经纪体制又是现代演出市场不可缺少的部分。演出经纪体制应当成为演出公司与团体特别是演艺人员中的桥梁，惟其如此，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演艺经纪体制才能完整起来，从而在保证艺术质量、理顺经济关系、加强演艺人员管理等诸方面，进一步完善演出市场。

三、多种原因导致演出票价虚高

在美国、乌克兰、日本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一场演出的平均票价一般保持在国民月均收入的1/20以下。而在我国，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买一张歌剧、交响乐或芭蕾舞的门票，通常需要花费500元以上，相当于一般教授工资的1/6至1/8。⁽³⁾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一般观众的承受能力。过高的票价把普通观众拒之门外，看演出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贵族消费”。

票价过高，已经成为业内外人士关注的焦点所在，同时也是制约中国演出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为解决演出票价虚高的问题，中演票务通曾仿效电影周二半价票措施，推出周二现场购买半价演出票活动，但半价票限时间、限演出、限场次、限票价、限数量的“五限”，就像一道道关卡消磨了人们的购买动力，再加上宣传跟不上，热门演出又不愿自降票价，半价日活动实行不到4个月便“流产”了。其实，票价虚高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单靠“半价”措施难以彻底解决。有学者指出：我们演出票价过高是法律、管理、财税、社会和文化五个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⁴⁾

在法律方面，英美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对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和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进行区分，并规定非营利性文化公益事业可享受政府补贴与社会赞助，免缴营业所得税；营利性文化产业不得享受补贴赞助，须依法纳税。我国却没有在法律上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明确界定。

在管理方面，政府要依法管理，管理的分工和法律的界定必须吻合。纽约市的营利性文化产业由主管金融商贸的副市长分管，非营利性文化事业由主管教育科研的副市长分管。纽约每晚有100多场文艺演出，其中2/3是非营利性的，只有1/3是营利性的。其他国际大都市对营利性文化产业与非营利性文化事业的管理，也都加以严格区分。而我国营利性文化产业与非营利性文化事业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很容易打擦边球。

在财税系统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5年的报告，高收入国家平均总税负占GDP的36.6％，中等偏上国家占23.2％，中等偏下国家占21.8％，低收入国家占18.24％。1995年中国总税负仅占GDP的10.3％，2004年才达到16.49％。由于财税不足，我国政府对文化公益事业拨款补贴力度偏低。

在社会系统方面，1996年美国有社会公益团体（NPO）118.8万个，1998年达到160万个。2004年我国仅有社会公益团体28.9万个。2002年美国公益捐款240.92亿美元，2004年达到324亿美元。近10年来我国公益捐款共180亿元人民币，年均18亿元人民币，仅折合2亿多美元。据美国《商业周刊》2005年11月18日公布的调查结果， 2001～2005年，英特尔公司穆尔夫妇捐款70.46亿美元，盖茨夫妇捐款54.58亿美元，巴菲特捐款26.22亿美元，而我国90％以上的企业从未捐过款。在这种情况下，动员民间资本来办文化只能是一种奢望。

在文化系统方面，国际大都市非营利性文化公益事业，都由政府拨款和社会赞助予以支撑。例如，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总开支中，政府拨款占66％，社会赞助占10％；英国皇家国立剧院，政府拨款占43％，社会赞助占12％；纽约林肯中心，政府拨款占5％，社会赞助占35％。因此它们票价较低。北京、上海的剧院和音乐厅应该是非营利性公益机构，但法律上未予界定，管理上也不加区分，政府不给补贴，还要其上缴税利，而且并无固定社会赞助。艺术家和剧团也无公益观念，到剧院登台演出要价不菲。

应该说，以上五个方面是导致中国演出市场票价过高的整体性因素。同时，这些因素也是制约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体制性障碍。要真正改变法律、财税、管理、社会、文化五个方面的体制制约，也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除这些综合性、宏观性的原因之外，演出场租过高、税金过高、“公关票”数量过大等问题也是导致演出市场票价过高的重要原因。

四、演出市场发展不平衡

首先，演出市场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空间上，即城乡演出市场发展严重失调。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很多大城市的演出舞台已呈现出一道道种类、风味各不相同的演艺大餐。有些演出不仅连续刷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票价纪录，甚至火爆到“一票难求”的地步。但是，在“繁华”背后的大众演出市场，尤其是基层及农村演出市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国有29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剧场，但多数剧场已经多年没有正式演出。在农村演出市场，主要还是规模不等、时间难料的“送戏下乡”。面对农村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这样的演出只能是杯水车薪。从演出产业的角度看，包括“送戏下乡”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下乡活动，采取的都是“政府拿钱，演员下乡，临时搭台”的模式，不具备典型的市场意义。

中国的基层特别是农村演出市场份额有多大？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中国有8亿农民，每人每年只要消费5元钱，那么市场消费总值就是40个亿！基层和农村演出市场，是中国演出市场的基础，必须引起文化产业界的足够重视。从基层演出市场的生命特征来看，如果长期处于“饥饿”或“冬眠”状态，不仅会造成市场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整个市场也会逐渐失去活力，甚至有“饿死”或“寐死”的危险！

其次，演出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还表现在时间上，即演出市场的“淡季”、“旺季”差别巨大。国内演出市场经常出现“节前扎堆节后萧条”的现象。以北京演出市场为例，2006年春节以后，北京演出市场的演出项目逐渐减少，在整个3月份的演出中，只有百名歌星维护版权演唱会、诺拉·琼斯演唱会和零点乐队演唱会，以及个别话剧演出维持正常演出，与春节前演出市场的火爆形成鲜明的对照。“与演出市场发达的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相比，淡旺季的不断反复，构成了中国演出市场独一无二的特点。”⁽⁵⁾在演出市场发达的国家，演出团体和演出公司对演出的安排并不受节日的限制，而主要考虑的是演出项目对市场的诱惑和项目本身的质量。所以，英国皇家歌剧院在几百年的运作中已经形成规律，每年从9月初到次年6月底的演出季中几乎天天有演出，而《歌剧院幽灵》和《狮子王》等音乐剧，一年52个星期，每星期上演7场不断线。由于这些剧院和音乐剧目有极高的水准和极好的声望，观看演出的人络绎不绝。

五、演出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

目前，国内演出市场仍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因素，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宣传莫辨真伪。2003年3月，京城某报登出“著名歌星玛利亚·凯丽将于4月放歌相约北京”的消息，随即就有京城另一家大报登出这样反驳的文字——“主办单位透露，‘其实凯丽北京演唱会的策划只是一个意向，而且我们策划的是国际巨星演唱会，凯丽只是其中一个，时间肯定不是在4月份。’”惠特尼·休斯顿来，惠特尼·休斯顿不来；滚石乐队来，滚石乐队不来，滚石乐队批文拿到，但合约未签，尚存变数；大卫·科波菲尔7月卷土重来，大卫·科波菲尔来不来，并不能肯定……⁽⁶⁾凡此种种，类似于“狼来了”的宣传在演出市场层出不穷。有的演出公司为了广告宣传，利用媒体抢发独家的心理，在没有拿到批文的情况下，就“透露”信息给某个媒体。像这样违规操作的情况在市场中并不是少数，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欺骗了消费者，让人对某些演出宣传难以相信。

其二，盗版层出不穷。《天鹅湖》因为市场推销容易，于是各种打着“正宗”标识的小天鹅们在中国舞台上粉墨登场。有的还不错，有的连基本的小群舞都跳不好。其实演出商只要稍加核实，就会发现十之六七是草台班子在临时走穴。可是，演出商不仅没有这么做，相反，一些人还津津乐道：在中国，只要是《天鹅湖》，就能赚钱。一出《大河之舞》的舞蹈演出，曾令多少观众激情澎湃。但这样一台好演出的后续却让观众大失所望，在《大河之舞》以后，各种贴着类似标签的演出接踵而来，其实，这些节目与《大河之舞》毫无关联。一出称为《舞之王》的舞蹈演出，在北京一地居然可以看到两种类似的广告宣传，起初，很多人还以为是一家，但过后才明白原来是两台互不牵涉的演出同时上演，一个称《惊天动地》，一个则叫《欧洲超大型舞蹈史诗》。所谓的维也纳知名乐团，在京沪就可以同时出现近十家；而所谓的俄罗斯一流舞团，在全国也可以有十几个一起登台。

其三，假票大肆泛滥。2004年5月，西安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假票案，5名涉嫌制售假“华语歌神西安演唱会”入场券的犯罪嫌疑人被擒获，现场缴获1260余张、每张面值为380元的假票。经审查，这批假票是在河南印制后运到西安的。制售假票的团伙内部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有关业内人士指出：“实际上我国演出市场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地下假票黑利益集团。其内部分工明晰，对行情十分了解，往往是真票开始印刷的时候他们的假票也同时制造了。”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指出，一场大型演出中假票团伙一次就能获取几十万元的利润，甚至有可能超过合法承办方的收入。⁽⁷⁾

尽管新修订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对演出市场的规范问题进行了强调，有关部门也纷纷加大打击力度，规范演出市场。但是，由于文化产业发展时间较短，加上历史遗留的体制等方面的问题，要实现中国演出市场的真正规范化运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我国演出市场已经规模初具，由淡趋旺；演出体制正在转轨，雏形渐露。所有这些，都为演出市场的重新崛起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形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文化生活形式多样化带来的观众分流，即群众文化消费的结构调整，这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其次，演出市场的经营与管理体制没有完成根本性改革，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导致演出单位经营困难、市场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

【注释】

(1)参见其慧：《冲破樊篱、走向繁荣：营业性演出正成为演出市场的主流》，载中国文化信息网（http://www.ccnt.com.cn）。

(2)参见柳士发：《国内演出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方向》，载中国网（http://www.china.org.cn）。

(3)陈原：《演出票价要顾及国民收入》，载《人民日报》，2006年2月16日。

(4)黄小驹：《文化部门难以单独抑制高票价》，载《中国文化报》，2006年3月13日。

(5)伦兵：《北京演出市场：冷热轮回进怪圈》，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2月20日。

(6)徐雪梅：《演出市场屡次上演“狼来了”》，载《北京日报》，2003年3月11日。

(7)邬焕庆、邱红杰：《演出市场遭遇假票黑潮》，载《人民日报》，2004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