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1.3.3　对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进程正展开加速度运动”，“许多层面已被不同程度地打上国际化的烙印”⁽²⁰³⁾。因此，相关研究如火如荼。但由于该课题范畴相对较大，为保证研究鞭辟入里，更具可行性和实用性，多数学者选择了由小及大、由点及面的研究视角，倾向于从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的不同路径分析论述发展状况与发展策略。基于此特点，我们也选择了从版权贸易、图书进出口以及对外合作出版3个方面综述相关研究成果。

一、版权贸易

近年来关于版权贸易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丰硕。仅从笔者有限的收录来看，专题论述版权贸易的专著有4部，论文有30多篇，涉及版权贸易的论著更多。

综观出版学界对对外版权贸易的研究，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状况的宏观描述与分析；二是对某一时点版权贸易状况的概括与评价；三是区域性版权贸易研究；四是版权贸易内容、途径与技巧研究；五是对版权贸易的效益分析；六是对版权贸易中的著作权问题研究。其中，关于一、二、四、六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较之其他两个方面更为活跃。我们将着重从当前我国版权贸易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3个方面关注当前我国的对外版权贸易研究。

(一)关于中国版权贸易现状的研究

2001年，《出版经济》连续4期刊载时任国家版权局信息宣传处处长的辛广伟所撰写的文章《1990—2000年十年来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状况分析》。相对而言，此文堪称对中国版权贸易状况进行了最为全面和详细的研究。在文中，辛广伟将1990—2000年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按引进输出比划分为3个阶段：1991年以前引进小于输出，1991年以后到1996以前引进输出比在4∶1之内，1996年以后引进输出比大体维持在10∶1。同时，他还概括了这10年间我国版权贸易的特点，并对中美、中英、中德、中俄、中法、中日及内地与港澳台间的版权贸易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论述⁽²⁰⁴⁾。

在借鉴和发展辛广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04年8月，陈红进、洪九来发表《对当前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分析与对策》一文，分析了1997—2002年我国版权贸易的基本数据，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引进方面，作者认为版权引进的增长速度“在波动中开始呈现匀速增长态势”，“步入理性增长阶段”；版权引进地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引进作品题材中科技类图书占有重要地位说明图书版权贸易活动与“科教兴国”战略的互动关系十分明显；“图书版权引进存在地区不平衡的情形”；在输出方面，作者认为，“年均输出数量增幅较大，但各年度间的起伏也较大”，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还未形成稳步增长态势；版权输出主要集中在我国港台地区；向英语国家输出的图书所占比重较小，表明“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与图书出版业在英语国家要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²⁰⁵⁾。

叶新、康弘则根据1993—1999年有关数据对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做了分析。该文调查了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前10名的出版社在1998年的基本经济状况数据，得出“图书版权贸易引进数量大的出版社普遍效益较好”的结论⁽²⁰⁶⁾。引入出版社的经济状况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是该文的一个特色。

除了对全国范围的版权贸易现状进行的研究，也有对地区范围的版权贸易现状进行的研究，如有对北京、上海、山西的区域性版权贸易现状的分析；也有就单一年度某方面版权贸易状况的研究。这类研究更加具体、详细和深入，与辛广伟等人的文章一起，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国版权贸易现状。

(二)关于版权贸易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1)版权贸易存在不平衡。孙寿山指出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有4大不平衡：“图书版权贸易的地区不平衡”，引进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输出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图书版权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国家经济地位的不平衡”；“版权进出口极不平衡”，即版权贸易逆差，“这也是造成前两种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版权贸易的国内地区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区，特别是北京市”⁽²⁰⁷⁾。在引进和输出品种结构上也存在不平衡：王然、袁越伦、杨平指出引进图书“在大类别和小类别上都存在巨大的落差，反映出引进版图书的结构有较大失衡”，“图书引进内容及种类存在局限，结构急需调整”⁽²⁰⁸⁾；郝捷、许刚则指出我国版权输出“主要是中医药、历史、哲学、考古等传统项目，涉及的面明显偏窄，也表现出我国版权输出资源的贫乏性”⁽²⁰⁹⁾。

(2)版权贸易逆差问题。许力以认为逆差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认为将来差距可能还会拉大⁽²¹⁰⁾。贺剑锋、齐相潼对此表示赞同，并表达了“(要平衡逆差)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论调”⁽²¹¹⁾、“不主张消除逆差这个提法”⁽²¹²⁾的观点。郝捷、许刚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经济实力与文化感召力影响有限；出版业运用市场的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还有待提高；缺乏有权威、有推广中国版权能力的全国性组织⁽²¹³⁾。吴颖认为其原因是：“我国图书的内在质量有所下降”，“选题雷同，有新意的作品和图书少”，“缺乏对外沟通的窗口”⁽²¹⁴⁾。董涛认为目前大量的盲目引进、重复引进，而出版管理部门对此又把关不力是其原因⁽²¹⁵⁾。魏玉山则认为原因在于出版单位版权输出动力不足，不重视宣传推荐以及翻译难度大、成本高⁽²¹⁶⁾。曹晋运用有关“东方学”理论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指出一方面东、西方交流并不平等，有关版权条约——这是中西版权贸易的基础——的具体内容体现的是条约制定者，即西方的利益；另一方面，从中国出版业自身而言，在西方凭借其文化实力而使中国知识精英主动接受西方观点和实践的环境下，在因为“寻找经典的原创学术论著极为不易”而又因现有管理体制与考核制度下我国出版社难以精耕细作、培养作者的情况下，出版社“自动放弃了竞争的心态，完全主动地、大量地引进西方著述”⁽²¹⁷⁾。

(3)无序竞争和不规范操作。刘文指出“国内出版社存在‘自相残杀’现象”，主要表现为重复引进和引进时哄抬版税、输出时压低版税⁽²¹⁸⁾。造成无序竞争的主要原因是“版权引进缺乏理性”，“对图书的引进没有选择，没有判断，没有系统想法和长远考虑，抱着‘不求传诸久远，但愿今朝赚钱’的想法来引进图书”⁽²¹⁹⁾。祁智指出“不正当的竞争，影响了国内出版社在国际出版界的声誉，而且增加了版权引进的成本，扰乱了版贸市场的秩序”⁽²²⁰⁾。刘娟认为“目前我国版权贸易缺少统一的操作规范和行业规则，哄抬版税的恶性竞争现象依然存在”，这种做法损害了出版业的整体利益，破坏了版权贸易市场的秩序和规范，将会阻碍我国版权事业的健康发展⁽²²¹⁾。吴颖则认为有些出版社或编辑不认真履行合同条款，“损害了中国出版界的形象，使国外收取的预付金成倍提高”，“损害了出版社的信誉，使其很难再得到新的选题”⁽²²²⁾。胡性慧指出诚信危机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导致授权方不断提高版税，“一锤子买卖”盛行，加大了版权购买方的投资成本和风险⁽²²³⁾。

(4)版权贸易专业人才匮乏。刘娟指出国内许多出版社既缺少从事版权贸易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也缺少版权贸易专业人才，这是制约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²²⁴⁾。李玲香指出“国家对版权贸易工作人员的定位和考核体系一直是以编辑体系来考虑”，使版贸人员在面临职称、晋级等问题时不得不转入编辑部门或承担编辑业务，造成版贸专业人才的流失⁽²²⁵⁾。罗家如则指出“版权代理人才极度匮乏已是不争事实，成为版权代理机构发展的最大危机”，从业人员大多“对选题的把握、对出版流程的了解和参与宛如纸上谈兵”，并且因为版权代理业能提供的经济待遇和发展机会十分有限而导致业内人员流失较严重⁽²²⁶⁾。

(三)关于版权贸易发展对策的研究

(1)强化法制意识、规范化意识。崔红伟认为“国内出版业要增强版权贸易过程中的法制化、规范化意识”，遵守贸易伙伴国的版权法，严格履行合同义务⁽²²⁷⁾。李朋义指出“国内出版业急需制定一些行业法规来约束出版行为，避免行业违规操作和无序竞争”；“出版机构要增强法制意识，自觉遵守国际版权贸易与出版合作的相关规则”⁽²²⁸⁾。

(2)理性引进。申作宏指出“版权引进最好与本社的出版特色相结合，坚持自主性和品牌性”，防止盲目性：“要考虑国情、社情”；“注意培育、打造和形成引进版图书的品牌”；“要尽量经济地实行版权引进”，即“要以尽量低的价格买进对方的版权，以较经济的方式出版”⁽²²⁹⁾。陶明远指出版权引进应以内容为王，注意了解图书内容是否受欢迎以及作者的知名度和水平；要进行市场调查、科学分析，避免引进版权工作的盲目性和偶然性⁽²³⁰⁾。曹凤祥则指出，版权引进要想成功必须注重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调查：对国外市场重点在于了解和掌握国外畅销书和知名作家信息，对国内市场重点在于确定读者定位⁽²³¹⁾。吴颖指出引进版权“应有自己的规划和目标”，可就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开发，逐步形成规模和特色⁽²³²⁾。李朋义则指出“在版权贸易谈判中要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避免‘广种薄收’的盲目”⁽²³³⁾。

(3)发展版权输出。刘子媛认为“搞好版权输出关键在于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一方面版权输出要贯穿于图书运作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是在对外宣传上利用多种方式与渠道，构建有组织的系统网络⁽²³⁴⁾。晓辛认为要尽快打开版权贸易局面，要“了解别人，宣传自己”，即了解国际版权贸易的一般做法和规矩、谈判对方的资信和实力、当前国际市场行情、待引进选题的市场情况，利用媒体、网络、宣传品和国际书展宣传出版社和图书⁽²³⁵⁾。陈纯跃则认为要在海外市场树立国内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图书从内容到形式要尽可能地适应海外市场，利用各种方式向海外宣传和推荐品牌图书，从树立品牌、传播中国文化的长远角度看待输出获利不高问题⁽²³⁶⁾。对于选题的开发方向，刘文认为应该“结合海外市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组织和策划内容品位高、特色鲜明而又适合在海外发行的图书选题”⁽²³⁷⁾；胡守文则认为可以“从借鉴、吸收、融合各民族文化入手，寻找中外文化的契合点，设计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选题，策划多种文化背景都比较关注和能够接受的选题”⁽²³⁸⁾。周舜培认为要想成功输出，“还需要在保留原版图书内核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版权输出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二次创作”，实行充分本土化的策略⁽²³⁹⁾。牛亚和则提出“首先在华人较集中的国家设立出版社代表处”，利用代表处开展各项相关业务⁽²⁴⁰⁾。

(4)加强版权贸易人才培养。申作宏认为，除了外语，版权代表还要做到既能及时了解海外出版动态，准确分析海外读者的阅读倾向，也要知晓国内出版业务，能够准确选书、精确报价并做出销售计划。他认为由国家从各社选拔版权人才，派到国外培训能够较快培养出版贸人才⁽²⁴¹⁾。罗紫初则设想了3种不同层次的培养途径：“开办版权贸易专业人员短期培训班”；“举办版权贸易硕士研究生班，培养版权贸易的高级管理人才”；“在现有编辑出版学专业中增设版权贸易方向，培养从事版权贸易的本科生”⁽²⁴²⁾。潘文年、张歌燕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从现有编辑中选拔、培训；轮流选派现有版权贸易人员到高校或版权贸易较发达的国外出版机构进行培训，也可邀请国内外版权贸易专家来社进行短期培训；组织版权贸易人员参加书展；与高校合作培养；设法招聘、引进高层次的专门人才⁽²⁴³⁾。

(5)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申作宏认为，要解决某些种类图书因为投资大于输出的收益而使出版社对其动力不大的问题，需要国家出面扶持：“在加大外宣资金投入的同时”，“制定出明确的扶持输出的规章制度及资助方法，让出版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调动其积极性”；“国家还可委托有关部门根据海外读者的需要策划选题，让各社竞标出版，这可保证版权输出的规模和力度。”⁽²⁴⁴⁾陈红进、洪九来认为“政府主管部门还应当大力扶持跨地区组建的资产多元化的股份制版权代理公司，包括建立专项资助基金、税费减免的鼓励政策等”；要“在信息提供和数据统计上提高服务水平”；“对有特色的中小出版社，地方政府也应发挥其在本地区的作用，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文化，扩大输出”⁽²⁴⁵⁾。

二、图书进出口贸易

图书进出口是国际图书贸易的重要内容，是出版国际化的基本途径。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图书进出口业发展缓慢，对出版业的贡献率偏低，导致出版学界普遍忽视了对其的研究。与对版权贸易的关注相比，图书进出口贸易研究十分薄弱，论著数量明显偏少，研究内容略显单一，研究深度稍嫌肤浅，尤其是在1992年，乔好勤等出版《对外图书贸易学概论》后，一直没有研究专著问世。

(一)关于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现状的研究

宋晓冬、步建兴根据1998—2001年图书进出口数据，指出在此期间我国图书进出口总额均呈稳步增长态势，而进出口逆差呈逐年加大趋势。作者对逆差现象做进一步分析后特别指出：并非各类图书都存在逆差；逆差问题中存在国内外图书价格水平相差较大的情况，“而根据1998年与1999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图书的出口种数与册数都要高于进口的种数与册数”⁽²⁴⁶⁾。

魏玉山则指出除了进出口贸易逆差问题外，“我国出版物难以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是出版物出口存在的另一主要问题⁽²⁴⁷⁾。高耀松把我国图书出口现状概括为：以3大图书进出口公司为主，“以中文图书为主”，“销售对象以华人、华侨为主”，“贸易方式以赊账为主”，经销商“普遍规模较小”⁽²⁴⁸⁾。朱朝旭指出不少个体书商和书店跻身出版物出口领域以及网上书店的出现对传统出版物出口渠道的冲击是我国出版物出口贸易出现的新形势⁽²⁴⁹⁾。

(二)关于图书进出口贸易水平较低的原因的研究

姚永春从图书产品、价格、促销方式和渠道4个方面对我国出口图书营销竞争力的优势及劣势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指出我国图书在国际市场上始终难以占据一席之地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图书营销竞争力较低”⁽²⁵⁰⁾。

梁建瑞认为我国图书进入海外主流市场的障碍有：客户和销售对象范围受限，语言障碍，“我国出版行业不是出口外销型产业”、外销图书不适合外国人的印刷体例和阅读习惯，我国图书出口“未按国际惯例开展分国别、分区域授权营销，都是通过多渠道无规则销售”⁽²⁵¹⁾。朱朝旭则认为因为国外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持有偏见，“我国出版物，尤其是外文出版物，多被认为是宣传品，很难进入国际书业的主流渠道”⁽²⁵²⁾。

王洁则认为“供销体制还不能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我国图书国外发行网点数量有限，类型少，流通不畅”；“可供出口的图书品种限制”；“图书信息管理水平低，信息不畅”；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图书企业自身存在的缺陷等是阻碍图书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²⁵³⁾。

汪光誉认为我国出版物出口非常少的原因有3：“一是各自为政，自谋生路。二是以行政区划形成的资源过剩和资源缺乏得不到合理的调剂。三是以省为单位的出版物出口量比较小而且散杂，不能形成规模经营。”⁽²⁵⁴⁾

(三)关于图书进出口贸易发展对策的研究

(1)与出版企业自身相关的对策。姚永春从图书产品、价格、促销方式和渠道4个方面对我国出口图书营销竞争力进行SWOT(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之后，从产品、价格、促销及渠道4个方面详细、细致地分别指出我国出版企业需要改进的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避免的地方⁽²⁵⁵⁾。

吴莉认为需要从3个方面进行改变：一是提供给外国客户的图书目录要做到“数量单一化”、“内容丰富化”、“信息准确化”；二是从备货范围、备货质量、备货结构和数量等方面针对国外图书馆的需要改进备货工作；三是用各种形式培养和提高业务人员的理论水平、科学和管理水平，为扩大中文图书出口创造良好的条件⁽²⁵⁶⁾。

针对我国出版物出口贸易出现的新形势，朱朝旭提出一要进行出口战略调整，以对外宣传为中心转向以贸易发行为主；二要进行行业整合，通过“同业之间整合”、“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整合”、“跨行业企业整合”等形式，提高企业高效利用现有资源、驾驭市场的能力⁽²⁵⁷⁾。

牛亚和认为一则要主动与国外中文书店等传统客户建立联系，推荐国内出版物；二则“要积极探索进入西方主流市场的途径”，“同国外图书大批销商和大书店建立关系，熟悉他们的营销方式和销售渠道”；三则“要尽可能地与国外各种行业协会和俱乐部建立联系，利用它们的会员网络销售我们专业性强的图书和音像制品”⁽²⁵⁸⁾。

沈望舒提出建立我国出版物对境外经营枢纽机构来解决我国出版物出口的问题，并对枢纽机构的建立目标、方法、程序和其他功能进行了设想⁽²⁵⁹⁾。汪光誉认为出版业海外投资，“与海外同业机构合作要比单独投资更为稳妥”，并指出按“建立出版物外贸联合体”——“在海外合资建立经济实体”——“建立全方位合作的图书出版贸易公司”的步骤逐步深入合作。作者还认为要加强出口图书工作委员会的管理和服务，指出其应在5个方面发挥作用：汇集信息，承办年会，协调关系，加强沟通，制定法规⁽²⁶⁰⁾。梁建瑞则认为“应尽快成立出版物出口行业协会，制定规范，协调价格，建立海外书店‘黑名单’制”⁽²⁶¹⁾。

辛广伟指出“当今世界出版物国际化的主要特点是用英语出版，英语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出版语言”，中国出版业应当借鉴国外经验用英语出版，既“适应出版物国际化趋势”，又能“排除语言障碍”，“争取较大出口额”⁽²⁶²⁾。吴学先认为要“有意识地针对国际图书市场选择翻译选题”，并提出7类认为可以考虑的选题⁽²⁶³⁾。

(2)与政府相关的对策。政府在推动我国对外图书实物贸易发展中应当如何作为，也是众多研究者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朱朝旭认为逾越语言障碍需要扩大中文在海外的影响：“国家应当加大资金投入，支持海外的中文教育，甚至对外免费提供中文教学材料。”⁽²⁶⁴⁾高扬指出国家应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倾斜来鼓励和支持图书外销，如对出口图书生产实行差别税率，以此调整出版行为和出版物结构⁽²⁶⁵⁾。梁建瑞提出“保持原有出口退税率不变”、“奖励在海外主流市场营销做得好的企业”、“设立开拓海外主流市场基金”等具体措施⁽²⁶⁶⁾。魏玉山建议设立国家对外出版发展基金用于对外宣传、推广、销售、展示、翻译中国出版物⁽²⁶⁷⁾。

在探讨图书进出口贸易发展对策的过程中，出版界人士对图书出口权是否应该放开问题产生了争论。汪光誉⁽²⁶⁸⁾、梁建瑞⁽²⁶⁹⁾等持谨慎态度，认为出版物出口权的放开应慎重，要明确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常振国⁽²⁷⁰⁾、魏玉山⁽²⁷¹⁾等则支持图书出口权放开，提出了要放宽出版物出口权限，鼓励企业从事出版物出口的观点。

三、对外合作出版

对外合作出版是国际出版业比较常见的一种出版活动，我国出版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进行过对外合作出版的尝试。因此，关于对外合作出版的研究一直是出版界关注的重心之一。近年来，出版学界采用定性分析、案例剖析等方法，对该领域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进行了一定探索。

(一)关于对外合作出版形式的研究

任何选题的出版都有一些主要的环节可以作为合作出版的基础。在一项合作出版业务中，或者任何一个或几个环节或所有环节均由双方分摊，或者一方承担其中一项或几项，另一方承担其余环节。因此，理论上会有相当多的对外合作出版形式，其中一些比较常见的环节组合形式就成为学者们归纳的对外合作出版形式。许力以、孟非、谭学余、辛广伟等人曾对我国对外合作出版形式做过归纳，除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外，其所指基本相同。

许力以把我国对外合作出版形式概括为4种：与海外出版公司商定选题，共同制订编辑计划，合作出版；双方商定选题，由中方提供书稿与图片，对方负责出版发行；双方共同编撰，分别出版和发行，书稿内容由双方审定，书籍盈亏各自处理；在对方原书基础上进行改编或增删，在中国出版发行。他认为，中国出版社都不主张采用第一种方式，而最欢迎第二种合作形式⁽²⁷²⁾。

谭学余指出了另外一种合作形式，“由外商提供书稿和图片，中方根据本国读者的兴趣和爱好，适当修改和选用”⁽²⁷³⁾。这种方式实际上指的是期刊中的版权合作，衣彩天称之为“版权上的合作”⁽²⁷⁴⁾。

辛广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合作出版经验的丰富与视野的开阔，特别是合作出版观念的不断更新，合作出版的方式更加多样，合作出版的策略日趋成熟”，如“同时在多个国家发行”；“以优秀选题为母体原型，针对特定的市场专门生产新生代产品”⁽²⁷⁵⁾。

(二)关于对外合作出版作用的研究

(1)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国外读者的阅读需求。常振国以实例证明国外出版商更了解海外市场行情和海外读者的口味，采纳其意见能够使图书更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²⁷⁶⁾。王化鹏也认为“和国外出版社从编辑环节就开始合作”，“可以充分考虑国外读者的阅读需求，适应国外市场”⁽²⁷⁷⁾。

(2)有助于进入国外主流市场。孙颙根据“文化中国”丛书英文版在北美出版发行的成功经验指出“一定要和美国当地的出版者合作”，不然很难进入北美主流市场⁽²⁷⁸⁾。许力以认为通过对外合作出版“可利用海外出版公司的发行网络，把合作出版的图书发行到世界各大书店”⁽²⁷⁹⁾。衣彩天则指出“通过合作者的发行渠道，国内出版社的知名度也会随着销往国外的图书大大提高”，“将有利于树立我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声誉”⁽²⁸⁰⁾。

(3)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出版理念。王巧珍⁽²⁸¹⁾、杨陵康⁽²⁸²⁾均指出通过对外合作出版，可以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经营策略，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进而提高我国的出书质量和出版水平。王化鹏指出“在共同编辑中还可以对出版‘走出去’有更深的理解，共同学习和提高”⁽²⁸³⁾。

(4)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衣彩天认为“国际合作出版是我国出版面向世界打开的一扇友谊与合作之门。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国际合作出版在文化上的交流影响是深远的”⁽²⁸⁴⁾。杨陵康则认为国际合作出版的影响“大而至传播并发扬华夏文化，宣扬社会主义中国的辉煌成就，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小而至提高出版社在国际出版界、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学术界等的知名度，树立形象，广交朋友，扩大影响”⁽²⁸⁵⁾。

(5)对外合作出版的其他作用。朱朝旭认为“它可以解决制作成本和多文种发行问题，即数国出版商以合作的方式分摊成本，分别负责本地区、本语种图书的发行进而达到多赢的目的”⁽²⁸⁶⁾。杨陵康则指出通过国际合作出版“可以获取国际出版信息，了解国际出版界的动向”；可以通过合作伙伴使图书著作权在国际上有效地得到保护⁽²⁸⁷⁾。

(三)关于对外合作出版原则、策略的研究

(1)对外合作出版的原则。章祖德指出“在对外合作中既要坚持党的‘二为’出版方针，遵守国家有关的政策法规，又要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应该注意“要牢牢掌握主动权”；“要遵循双赢原则”；“大胆引进海外出版业的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²⁸⁸⁾。朱诠、卫朝峰、海继才指出与外资合作“要注意绝不能被外资牵着鼻子走，乃至出让出版物内容的编辑权，失去了对出版物导向的控制能力”⁽²⁸⁹⁾。杨陵康还提出了国际合作出版的四项基本原则：“平等互利、友好协商原则”，“权益分明、注重信誉原则”；“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原则”；“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原则”⁽²⁹⁰⁾。而且，由于“对外合作出版在很多情况下都具有版权交易的特征”⁽²⁹¹⁾，因而还必须遵守著作权法。

(2)对外合作出版的策略。常振国认为应当“充分抓住海外出版商纷纷进军大陆的机会，积极与其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出版一些有关中华文化题材的图书，利用其在海外的品牌优势，加大发行力度，扩大海外影响”⁽²⁹²⁾。谭学余、杨盈园认为中国图书要更好地走向海外应“与国际性的跨国出版公司合作”，因为“国际性出版商对海外市场和读者需求比较了解”，“拥有成熟发达的销售网络和渠道”，与其合作可使中国出版社“容易地进入海外图书市场”，而且“国外出版商也可以依托中国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市场争取一席之地”⁽²⁹³⁾。“中国出版走向世界”课题组则认为应当“提倡国内出版业重视与国外出版商的合作出版，特别是由我们提供内容对方进行编写的出版运作的合作方式”⁽²⁹⁴⁾。

常振国还结合其对外合作出版实践，总结出3个方面的策略。其一，选题策划伊始就要定位于世界图书市场，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不同的风俗习惯，有针对性地编辑出版适合他们需要的出版物：使用目标市场所用语种出版；选题策划时主动向专家了解——包括海外华人、洋人——海外读者的需求和口味，甚至可以由中方提供素材，外方撰稿或制定编写计划。其二，开发受世界图书市场青睐的图书，如真正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介绍中国的民俗风情、旅游风光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变化的、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文化成果、对外汉语教学用书。其三，强强联合，在国内要选择实力雄厚并且在合作项目领域里最专业、最优秀的出版社；在国际上要选择那些知名度高、有品牌、专业性强的出版公司，如此才能“借势”扩大影响，并借助其营销手段和发行网络，按照其商业惯例、法律法规，将中国图书打入国外图书的主流市场⁽²⁹⁵⁾。

(四)关于对外合作出版前景的观点

王化鹏认为现在中外合作出版只适合做比较常销的词典、工具书以及重点选题，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出版社已经能够在资金、技术能力上独立承担大型图书的出版任务，另一方面“由于中外出版理念相差较大，反复修改、互相适应比较麻烦，常常使得出版周期很长”⁽²⁹⁶⁾。

魏玉山则认为：“总体看，图书合作出版的前景并不乐观，主要是运作成本较高。但是期刊的合作出版却大有潜力可挖，并且可望成为以后合作出版的主要形式和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²⁹⁷⁾

谭学余、杨盈园等人则对合作出版前景看好，原因在于“国外出版商非常希望借助于中国出版商的力量进入中国市场”⁽²⁹⁸⁾；“与图书销售和版权转让等形式相比，合作出版更能降低选题成本和制作成本”⁽²⁹⁹⁾。基于这两点，他们认为合作出版“是今后比较看好的中外出版贸易合作方式”，并认为“目前被中外出版社共同看好的合作形式之一，是双方共同编撰，分别出版和发行”⁽³⁰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