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权力关系与跨文化新闻传播

2．民族、种族权力关系与跨文化新闻传播

在人们使用的概念中，种族（race）大体上指一个人所属的社会团体，其考虑因素是一系列体型特征；民族（ethnicity）也指一个人所属的社会团体，但是其考虑因素是共有的文化。^[10]考虑到两者在意义上的某种重合，我在这里将交叉使用这两个概念。

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历史并生活于同一社会的人群，组成了多元的文化社会，同时也构成了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一般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优势的民族往往对其他民族形成支配，控制着共同政体的运作与政策的制定。在传播领域，这类民族更多地拥有媒介的所有权、话语权，享有媒介的使用权、管理权，更多地成为媒介关注的中心。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黑人往往被广告商看作是具有较低市场价值的群体，这使得许多媒介不以黑人为目标受众，再加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黑人受众长期被主流媒体忽视；而一些以黑人为目标受众的媒体，又很难得到广告商的青睐。^[11]表面上看，广告商支配着媒介市场，实质上是种族权力关系体系操纵着一切，同时，媒介也在市场化运作中加深、加固着种族权力关系体系。

美国学者戈勒姆（Bradley W．Gorham）的研究证实（参见第二章的论述），犯罪新闻引起群体间语言偏见，并表明媒介使用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出现有着显著的关联。具体说来，即成年白人对非裔嫌疑人更可能使用更多的抽象描述，对白人嫌疑人更可能使用更多的具体描述词。也就是说，成年白人把黑人犯罪行为归因于黑人的本质，白人犯罪行为归因于具体环境。而且，这一倾向与新闻媒介使用有关，更频繁地看电视新闻、阅读报纸的人更可能呈现群体间语言偏见。而且实验结果证明，种族相关的新闻报道将先入为主地主导种族刻板印象。而且这些刻板印象一旦触发，就会以可能帮助涵化占主导地位的种族观念的方式支配新闻理解。尽管这一研究不能说明长期的媒介使用与社会群体感知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它的确发现了涵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媒介使用变量与支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回答之间的关联。经常使用本地、网络和有线电视新闻，以及经常使用地方报纸，都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出现有联系，其方式是支持负面的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而且，所有电视使用都与群体间语言偏见有联系。^[12]在接下来对西方传媒的汶川地震报道分析中（本章第三节内容），群体间语言偏见发展为一种具体语境和对话过程中的话语偏见，更深地表现着群体间的权力关系。

当然，这种权力关系也生产着反抗，在第五章我们讨论过的恰帕斯州印第安原住民就是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的民族，文化表达权受到极大的抑制，有意味的是，他们在一个化名为“副司令马科斯（Subcom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的白人领袖的带领下发起了媒介反抗运动。这个对大众媒体了如指掌的白人指挥官通过互联网工具和国内外大小媒体之口来传播原住民的观念和诉求，以争取国内和国际市民社会的支持与声援。同时还在恰帕斯地区发行了自己的报纸“墨西哥的警钟（El Desperatador Mexicana）”，夺取了圣克里斯托堡的地区电台，将其改名为“萨帕塔电台（Radio Zapata）”。这两种传统的小众媒介传播手段在恰帕斯地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不仅实现了起义军组织内部及原住民社区的信息传播与交流，还方便了外来记者与探访者可以即时了解运动现状及其发展。除此之外，副司令更是将主战场放在了更为主动、更为自由、潜力更大、空间更广的互联网^[13]上。随着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网络策略的全面展开，遍及世界各地的草根组织和群体也给予了强烈的支持与回应。

无疑，这种反抗有助于改变现有的种族权力关系支配体系，使媒介回到跨文化传播的思路上来，即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民族的传播权与文化表达权，建立反映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媒介空间。但是，如何改变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状况，重建民族与种族文化生态，依然是一个有待在政治层面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