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跨文化传播需要以文化间性（自由的、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平等权力为政治基础，从文化间性出发，可以对治差异所引发的偏见与社会分裂，消解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危机，而平等权力则可以使人把权力看作是做事的、达到目标的特别是与人合作的能力，而且人在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中有能力建构这种政治可能性。
跨文化传播在寻找自身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的过程中，不离弃理性，因为它使人具有交往的主体能力，使人超越文化感知、感觉、印象而达到对文化的普遍性的认识，把握人的交流活动。但是，它以和谐理念抗拒理性主义政治对人的文化生活的绝对控制，消解着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以适度的理性与感性保持辩证关系，使人能够回到感性的文化交流世界，在主体间、群体间接触、感知、对话中积累文化交流的经验，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这种和谐理念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不是一个“同化”“合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中转化为新物的过程；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进，才能创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继续发展。它所寻找的相应的政治条件主要包括：其一，权力系统既提供平等的条件，又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统一，使得边缘人群体能自由进入公共讨论并表达自己的诉求；其二，权力系统提供社会与文化生态平衡所必需的政策条件；其三，公民社会能进行持续的、有活力的解构文化霸权的实践，使社会进入多元互动。
由于理性有通向绝对控制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它来建立这一政治基础，还得同时依靠人的纯粹实践能力即实践理性，以自由与和谐的名义创造着自身的政治基础。自由与和谐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实践理性，可以使人反思政治的工具理性带来的控制与偏向，从而形成修正机制，不断创新跨文化传播的政治基础。
从总体上讲，跨文化传播的实践理性表现在：其目的不在建立个人的文化主体性，而是形成从他者出发的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间性；不是像社会共同体理论那样，消除人的文化特性和差异性，分享共同性和社会共同体经验；也不是像某些后现代理论那样，强化个体文化身份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是达成人与人之间彼此倾听、彼此宽容与理解的文化关系。当然，跨文化传播所面对的特定问题是：在矛盾、冲突、差异、多元、焦虑等文化交往语境中如何建构和谐的传播？这一问题的动态性、丰富性以及对人性与人心的挑战性，无疑扩展了社会和谐的思维空间和思想张力。面对这一问题的人所形成的和谐理念也具有某种独特性，它涉及社会文化理想，但更多的是寻求理想贯通于文化冲突现实的动态和谐；它改变了传播效果对象化、客体化的模式，转而面对主体间的多元文化关系；它不像文化相对主义那样仅仅强调必须完全接受文化差异，而是积极推进有着文化差异的人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它导入心理学的观念，但并不致力于发现人类传播心理的普遍规律，而是通过感知人类各种文化精神表现形式，发现各种文化心理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由此，跨文化传播理念更多地指引人们去关注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体验在种族、民族、宗教、职业或其他变量上个体与他者缺乏亲密感的程度，使得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积聚过高的敌意水平之前释放敌意，并创造出调解冲突的规范；同时，把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边缘人（marginal man）作为观察的重心，以此理解文化的变异和融合，理解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消解人与社会的疏离感，如文化休克、隔膜、自我封闭、对立等不良情绪，侧重于发挥边缘人的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视角的优势，激发人的共同文化体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走向文化同化，因为文化同化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彼此的仇恨[24]，那些隐含在文化同化过程中的文化排他主义、一元主义行为和种族主义行为一样加深着彼此的误解，引发彼此的敌对。它依然反映了种族的不平等系统，并由社会内部成员共享的话语体系来维持、复制和巩固。[25]因此，对于人来说，要把学会欣赏和容忍多样性、复和性和文化差异真正落实到人的生活层面。
在主体间性的关照之下，跨文化传播理论认为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表现为文化融合。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和谐的跨文化传播表现为人类各种文化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的新资源，进而开始某种文化的生成过程，文化融合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观念、价值彼此影响、交流互动中实现人类文化共同发展的主要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民族偏见，在尊重各文化实体的差异性基础上以进取的姿态致力于将人类文化的发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一般说来，为了生存下去，我们会采取适应策略，即调整自己的个人准则来适应异文化，或者相互之间简单地尊重文化差异，这样一来，我们只是生存下来了，但还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行事，克服不了文化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不足以应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创造文化融合。其基本的和谐理念包括：
第一，伦理上的跨文化对话是可能的，因为伦理原则如同其他文化形式是人为地产生的、传播的，伦理原则既非天生固有也非写进形而上学的图式之中，如果伦理规范是由文化缔造的，那么同样可以根据新的问题而得到修正从而在跨文化的交往中获得新的视角。其基本伦理原则包括：对不同文化的人采取自己希望得到的尊敬态度；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你所感知的世界；鼓励其他文化的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努力寻找同其他文化的人的共同点。[26]
第二，虽然不同文化中存在不可通约的规范，跨文化交流者仍可能融合各自文化中的价值观而创立新的规范，但跨文化对话能有效地融合表面上不相容的看法，甚至会产生处理新问题的全新的概念和规范。
第三，那些了解到其他文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人有着跨文化的头脑，这使得他们以多种文化的参考框架来判断。跨文化头脑的形成使得他们对人类和世界有着更广阔的看法。通过对他文化的移情作用，我们获得了对于这个世界的更客观的看法。反之亦然，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在对话中可以从经验里通过移情作用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摒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虽然在接触不同思考方式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反复审视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这样的思考中我们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并逐渐形成更开阔、更全面的世界观。
第四，同化带来的一元化让文化失去了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因为只有在相互依靠和配合之中，各种文化才能展示出其最大的价值和意义。而如果采用“我们”与“他们”的尖锐对立的观点来维护自身文化，一方面会让个体为自己所遭遇的扭曲和伤害备感焦虑，一方面甚至会导致其演变成某种具有反现代反人类倾向的本土文化偏执狂。跨文化传播把文化互动建立在“从他者出发”的基础上，认为人的直接的生活事实是与他人相处，主体性视角解决不了面对他者的问题，只是表明从单一角度看问题，中立的、普遍主义的视角则是不以任何角度看问题，但“从他者出发”可以把自己的偏好悬置起来，从而看见他者、听见他者进而理解他者，建构文化的多维视野。[27]与此同时，作为社会文化冲突的缓冲地带，跨文化团体着眼于联系“共文化”群体，推进相互的学习和了解，整合其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建构“第三文化”（the third culture）空间，使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精神需要的人们可以积极建构他们的共同基础，批判现存的规范形成新的规范，最终融合不同文化的规范指导跨文化情形中个人的交往。
【注释】
[1]Featherstone，Mike．Undoing Culture，London：Sage，1995．p．35．
[2]［美］路易斯·梅南德：《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肖凡、鲁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17页。
[3]［美］路易斯·梅南德：《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肖凡、鲁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329页。
[4]Bennet，Tony．Grossberg，Lawrence．＆Morris，Meaghan．（eds．），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Blackwell，2005．
[5]参见Galzer，Nathan．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m Now，HavardUniversity Press，1997，p．35．
[6]自治权即各种形式的政治自主权或区域管辖权，以确保各民族的利益及其文化充分且自由的发展；多种族权即自由表达种族的特性而不必担心主流社会的偏见或歧视的权利；特殊代表权即保证妇女、种族性少数群体、讲官方语言的少数群体和土著居民在国家立法机关的代表权（参见［加］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重要作用理论》，杨立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33-44页）。
[7]Welsch，Wolfgang．Transculturality：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y，in Mike Featherstone and Scott Lash（eds．），Space of Culture，London：Sage，1999．
[8]［加］威尔·金里卡：《少数人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9]Jones，J．M．，Lynch，P．D．，Tenglund，A．A．，Gaertner，S．L．，Toward a diversity hypothesis：Multidimensional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tact．Applied and Preventive Psychology，2000，9，pp．53-62．
[10]参见Gaertner，S．L．，Mann，J．，Murrell，A．，Dovidio，J．F．，Reducing intergroup bias：The benefits of recategoriz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7，pp．239-249．
[11]Brewer，M．B．，When contact is not enough：social identity andintergroup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96，20，No．3/4，．291303．pp-
[12]Pettigrew，T．F．，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scyhology，1998，49，pp．65-85．
[13]［美］布兰德利·沃麦克：《“软权力”评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4]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15]Nye，Joseph S．，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New York，1990．p．33．
[16]［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1页。
[17]［美］布兰德利·沃麦克：《“软权力”评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8]［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19]［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新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9页。
[20]［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1]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页。
[22]［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新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23]Orbe，M．＆Spellers，R．E．，From the margins to the center：Utilizing co-cultural theory in diverse contexts．In W．B．Gudykunst（Ed．），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CA：Sage．2005，pp．173-191．
[24]Schwartz，Seth J．，Pantin，Hilda．Sullivan，Summer．Prado，Guillermo．and Szapocznik，José．Nativity and Years in the Receiving Culture as Markers of Acculturation in Ethnic Enclaves，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006，37，pp．345-353．
[25]Karlsson，Lena．The Diary Weblog and the Travelling Tales of DiasporicTourists．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Aug．，2006，Vol．27Issue 3，pp．299-312．
[26]Kale，David W．，Peace as an Ethic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Reader．9thed．，Larry A．Samovar and Robert E．Porter（ed．）．Belmont，CA：Wadsworth，2000，pp．450-455．
[27]参见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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