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认知图式

1．文化与认知图式

在爱德华·霍尔开创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之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已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人格、行为与文化的联系，并且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提升了对于行为本质的文化理解。比如，弗洛伊德梦的分析理论认为儿童具有仇视父亲、依恋母亲的“恋母情结”，但转换了文化场景后，这一解释就发生了变化。对处于母系社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群岛上的土著人的研究表明，那里的儿童在梦境中仇视的对象不是父亲，而是舅舅。在当地的文化习俗中，父亲是母亲的情人，舅舅是儿童行为的管教者，土著儿童仇视与母亲没有情欲关系的舅舅，说明他们潜意识里有一种摆脱威权控制的愿望，与儿童的情欲无关。^[7]这种跨文化的视野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社会文化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如今，在人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充分的证据面前，心理学家改变了普遍性假设，认识到了文化对人的思维的影响^[8]：第一，不同文化群体在“形而上学”方面或者说对世界本质的基本信念方面存在差异；第二，不同群体特有的思维过程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三，思维过程与对世界本质的信念是一致的，人们通过思维过程形成对世界的感知。

现在，我们可以确立一个假设，若要理解人的心理，必须知道一个理论前提：文化是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们的大脑中转变成概念、思想、记忆、知识和形象，构成了我们的认知图式。一般说来，心理或认知结构是在三种语境的交叉点上建立的：（1）社会历史进程，（2）社会文化与世界的互动，以及（3）内部心理过程。我们的文化经验进入我们的心灵并且转化为某种内在的心理现实，同时，人的心理活动并不简单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而是不断地对它进行解读和重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现实转化为内在的心理模式或者认知图式。^[9]正是基于这一点，心理学家习惯于利用人类学的成果来了解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发展了文化心理学；而人类学家则借助精神分析理论观察文化，在心理与人格结构学说的基础上发现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人类学家布拉德·肖尔（Bradd Shore）甚至提出，“最好是把文化想象为一个庞大的、由各种不同的模式组成的集合体，或者是心理学家有时所称的图式”。^[10]这里的图式（schemas）是指代表着一般经验和文化知识的各种复杂类型的认知结构。它们包含着同类现象的一般特征和个性特征，比如说相似的对象、事件、情境和话语。情感和态度也包括在图式之内。我们的经验是富有感情的，经验在我们内心的表现也是富有感情的。图式是解读行为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主观的。同时各种图式也是文化产品，它们是由特定的个体建构的，而特定的个体又与社会文化环境和一系列共同分享的社会文化经验相联系。图式建构了以往的经验，我们在解释某个时刻所面对的事物时，都会把图式当作参考的框架。

在自己的文化圈里，我们已习惯于按照共有的图示交往，每个人的行为似乎都带有可预测性，因此，我们对自己的社会交往图示反而习焉不察。我们一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对它有所感觉，那就是我们与外来文化的人相遇，自己的输入反应控制系统被打乱。在我们的惊奇、诧异、不适、恐惧、焦虑等心理反应中，这种图式得以清晰呈现，并且用它来摆脱生活的不确定性。按照爱德华·霍尔的理论，人像其他生物体一样，能根据一种程序和一系列未意识到的参照信号来控制自己对输入物的反应，并且有意识使自己能控制输入反应^[11]，保持生活的确定性和连贯性。构成人的输入反应控制系统的正是文化图式。为了保持自己对输入反应的控制，人们不仅依靠文化图式，而且要发展文化图式，以便对随时出现的不确定性进行控制。

如果从文化角度改进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我们就能合理解释这种输入反应控制系统。在心理结构的三层次中，潜意识（unconscious）的非理性层面对应着文化的非理性，比如，我在第三章分析过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偏见、歧视等，这种非理性为文化群体中的个体配备了内在的障眼物，使人的欲望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容；前意识（preconscious）中能够回忆起来的经验对应着文化记忆与文化经验；意识（consciousness）服从于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调节进入意识的各种印象，压抑着心理中那些原始的本能冲动和欲望，可对应于文化理性，它使跨文化交流在特定的话语空间中成为可能。上述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输入反应控制系统，也就是我们的文化图式，进而导引了我们特定的行为。最典型的例证是米切尔·哈默（Mitchell R．Hammer）的跨文化冲突类型的研究。^[12]在应对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形成了特定的记忆和经验，它有可能成为潜意识的可召回部分，形成非理性的排他行为，也有可能进入意识，凝结为处理冲突的理性方式。通过调查1．5万多来自加拿大、欧洲、亚洲、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处理冲突的方式，哈默发现，在我们成长的文化环境里，必须了解我们自己处理冲突的基本方式。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正是这种文化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人们一般会运用自己一贯以来使用的方式去解决，而很难接受他人的解决方法。不可忽视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但是你如何正确地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却是由文化决定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冲突类型，人与人之间因为性格、环境、经历、国别等的不同而各异，而从全球范围上来看，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们的冲突类型呈现极大的差异。总的来说，跨文化冲突类型量表（ICS）有36个跨文化冲突类型，以两个核心维度为基础：一是直接或者间接方法去解决争端，二是情感表达和情感抑制方式去解决跨文化冲突和种族差异。如下图^[13]：

跨文化冲突的纬度与类型

跨文化冲突的四个纬度

跨文化冲突的四种类型

这一研究结果比较合理地说明，文化是认知图式的核心内容，在改进过的人格学说里，由于文化具有理性、非理性、记忆与经验的多维向度，认知图式也相应地呈现出多维向度。显然，这使我心与他心的沟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一些简化的方式来识别认知图式呢？就像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的^[14]：东方人关注环境而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东方人看到的是物质，而西方人看到的是物体；西方人比东方人更相信对环境的控制力；西方人看到的是静止而东方人看到的是变化；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看到的是包括环境在内的更为广大的网络；西方人喜欢归类而东方人更强调各种关系；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喜欢用逻辑规律来理解事件。显然，这只是一个很概念化的参照系，它难以面对一个明晰的事实：东西方早已不再隔岸相望，而是你向我走来，我向你走去，交叉融合之后，文化或变得亦东亦西，或变得非东非西，认知图式也碎片化了。比较可靠的方式还是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元文化对照中，进一步沉浸到具体的文化情境中辨析认知图式，寻找沟通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