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与文化认知场的形成

三、活动与文化认知场的形成

我们在讨论了文化认知场、主体能动性等问题后，还要讨论文化认知场的形成，这样才能完整地说明本节的问题。

文化认知场的形成包括两个内在联系的方面：一是认识主体能动作用的形成，二是文化环境的形成。活动是这两者形成中的契机。下面，我们分别探讨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认识主体能动作用的形成

认识主体能动性与认识的目的性相联系，因此，认识主体能动性的形成依赖于认识的目的性的形成。认识的目的性是经过动机至目的、无意识向有意识的两种转化而实现的。

首先看动机至目的的转化。

在现代认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动机和目的看作是一个通用的概念，认为“目的是活动主体在观念上事先建立的活动的未来结果”，“目的同时也是引起、指导、控制、调节活动的自觉的动因”^[11]，即指与一定的意向相联系的需要或欲望。如果从生物—心理层面来考察主体，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从文化—历史层面考察认识主体，这种看法就不恰当了。

动机和目的虽然都表现了主体对事情结果的期待意向，都反映了某种需要，但两者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质的区别。

马斯洛曾对需要作了系统的考察和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可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前四种需要和人的有机体直接相联系，是人的生理、心理方面的需要，最后一种需要是指促使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成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12]。这是高层次的需要，是实现人的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的需要。马斯洛把由前四种需要所产生的意向称之为动机，把由最后一种需要所产生的意向称之为超越性动机。马斯洛已经看到了动机和目的的区别，不过，他是从生物—心理的层面讨论人的内在价值，所以仍把与自我实现需要相联系的超越性动机归结为动机。其实，严格地说，这种动机就是人的目的。根据马斯洛对需要的分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动机产生于人的生理—心理需要，带有生物特性，目的产生于人的价值需要，具有文化特性。

动机可以向目的转化。当生理—心理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人的生理—心理需要就会充实价值需要，转向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时动机就会转化为目的。比如，获取饮食是人的基本的生理需要，但当饮食丰富了，人们不再为了解除饥饿而获取饮食时，饮食就逐渐向营养化的方向发展，人们就不再为维持肉体的生存而生产食品，而把调配最佳营养食物作为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以便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时，人就把获取饮食的生理需要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把动机转化为目的。又如，应付战争是为了安全需要，但人们一旦把战争变为一种艺术，就会成为军事家，成为战争艺术的创造者，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时，人就把安全的需要转变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把抵抗恐惧的动机转变为实现他的内在价值，发挥他的潜能的目的。当动机转化为目的时，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就由被动、消极地应付转为主动、积极地创造。只有在这时，人才能发挥他的能动性。

再看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转化。

无意识是与有意识相对的认识功能。有意识就是自觉意识到的、具有强烈目的的意识，无意识则是不自觉的意识、没有强烈目的的意识。有意识与无意识是主体的两种认识功能，它们的区别决定主体在认识活动中与客体发生不同的关系：在有意识的认识活动中，对象是主体改造、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材料;在无意识的认识活动中，对象只是投射到主体意识中来，并不是主体改造的对象。这说明，只有在有意识的活动中，主体才能动地对待客体，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在无意识的活动中，主体只是反映客体，并不有意对客体施加任何作用。主体只有把无意识活动转变为有意识活动，才改造对象，发挥能动作用。

在以往的认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只看到有意识的认识功能，没有看到无意识的认识功能，因而不能对主体能动性的具体发挥作出合理说明。直到现在，还有研究者对无意识的认识功能持否定态度。然而，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无意识的认识功能已被现代科学所揭示：谢切诺夫、巴甫洛夫都肯定无意识心理现象客观存在着;弗洛伊德进一步揭示了无意识心理活动的规律。不仅如此，科学史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无意识的认识论活动对于重大的科学发现的意义。贝弗里奇在他的《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提出，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是人们有意识的探索活动的结果，而恰恰是人们的无意识的认识活动的结果。他列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个是巴斯德发现免疫法原理的例子。他说：“巴斯德由于度假而中断了对鸡霍乱的研究，他在继续进行研究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几乎所有的培养物都变成无菌的了。他试图用再度移植到肉汤中并给家禽注射的方法来复活培养物。这种再度培养物大部分不能生长，而家禽未受感染。他正想要丢弃一切，从头开始的时候，突然想到用新鲜培养物给同一些家禽再次进行接种。他的同事杜克劳写道：‘使大家吃惊的是：几乎所有这些家禽都经受住了这次接种，而先前未经接种的家禽，经过了通常的潜伏期以后，则全部死掉了。这一点甚至连巴斯德自己或许也大吃一惊，他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成功。’这导致了对减弱病原体免疫法原理的确认。”

另一个是革兰发明细菌染色法的例子。他说：“细菌染色的最重要方法是丹麦内科医生革兰发明的。他叙述了他在试图对肾切片显现双染色的过程中是如何偶然发现这种方法的。革兰希望把细胞核染成紫色，把细管染成棕色，所以用了龙胆紫，接着又用了碘溶液。他发现，这样处理过的组织，能用酒精使其迅速褪色，但某种细菌仍保持蓝紫色。龙胆紫和碘意想不到地相互作用，并与一种只存在于某种细菌中的物质相互作用。从而，不仅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染剂，而且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试验法，它在辨认不同的细菌方面证明有极高的价值。”^[13]

这两个例子不仅证明无意识认识的客观存在，而且表明在现实的认识过程中，无意识认识向有意识认识转化是可能的，而且，只有经过这种转化，才能完成创造性的认识。就拿革兰发明细菌染色法来说。最初，他的认识目的是给细胞染色，不是发明细菌染色法，后者对他来说只是无意识的认识，而当他观察到细菌染色现象，并把它变成有意识的认识活动时，他就从中概括成了简便的试验方法。如果他不进行这种转化，而是把无意识认识的东西搁在一边，他就不可能建立这种新方法。这个例子表明，重大的科学发现虽然起于无意识的认识活动，但是，单纯的无意识的认识活动是不能完成重大的科学发现的，人们只有善于抓住无意识的发现，并把无意识的认识活动转化为有意识的认识活动，才能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完成重大的科学发现。这就是无意识的认识活动向有意识的认识活动转化的意义和必然性。人们常常把这种无意识认识转化为有意识认识所获得的发现称之为机遇，归结为偶然性。其实，这些机遇、偶然性不是相对于主体的客观对象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主体的现时认识状态而言的，不是偶然现象中所蕴含的必然性，而是认识主体把这些偶然现象转化成有意识的认识对象，重新加以改造的结果。

从动机至目的、由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转化是通过活动实现的。在动机至目的的转化中，人们通过活动，把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转化为文化的需要，把生理—心理活动纳入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之中，成为人的整个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一部分、一个扇面，从而改变了动机的性质，丰富了人的认识，扩大了认识的视野。在由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转化中，通过活动，人们发现无意识认识到的客体对自己的价值，然后，再通过活动把它转化为有意识的对象，实现有意义的认识。在这里，活动成了人的认识形成和不同认识形式之间转换的中介，因此，人们要研究人的认识的能动性，研究不同人的认识如何实现从一种认识形式向另一种认识形式的转换，就不能不研究活动。

(二)文化环境的形成

在文化认知场中，文化环境随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文化环境的形成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随主体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地调节和形成之中。这种形成和调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环境的扩大，二是内环境与外环境的转换。

首先是文化环境的扩大。

文化环境的扩大，指主体把一些非文化的因素转化为文化因素，使其成为文化认识的对象。

文化环境的扩大与主体的动机至目的的转化联系在一起。动机产生于人的生理、心理需要，而目的产生于人的文化。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与动物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动物的生理—心理需要随着自然的缓慢变化而逐渐改变，人的生理—心理需要则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文化发展速度越快，人的生理—心理需要的扩张也就越快;人的生理—心理需要的迅速扩张又反过来加速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人的生物特征与文化特性的大循环，推进了人的种的进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区别于动物的生理—心理需要的决定性因素。动物的生理—心理需要因不具有文化，所以，它不能使自己的动机转化为目的，它只能消极地、被动地存在，只能始终是个体的存在，绝不能把自己变成能动的现实的主体，不能形成发展。而人的生理—心理需要则因有文化的特性，总要求通过向文化的转变而得到满足，在这里，文化的转化、实现是目的，人正因为有了这个目的，才不断地把自己的动机提升为目的，从而使自己成为能动的、积极的主体，才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环境，形成一种积极的、自动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是人的内在的目的，动机向目的的转化也就是人的文化的实现，正是这样，人的生理—心理需要向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转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迫切需要的;动物因为没有文化，即没有内在的目的，所以，它的生理—心理的需要是不发展的，因而本质上是非历史的，而人因为有文化，即有内在目的，所以，它的生理—心理的需要是发展的，其本质上是历史性的。

既然动机向目的的转化是人的文化的实现和发展，那么，随着动机向目的的每一次转化，主体都必须并且是积极地打破原有文化环境的限制，建立新的文化环境，扩大认识的空间，推动认识的发展，从而展示了人类认识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环境的扩大是通过人的生物的生理—心理需要向文化的生理—心理需要的转化实现的，本质上是人的生物性向文化性的发展，人的自然存在向人的文化存在的开放。

其次是内环境与外环境的转换。

内环境与外环境转换是文化环境之间的转换，表现为原有文化环境的变换。

两种环境的转换和主体无意识向有意识转化相联系。无意识活动的对象与有意识活动的对象具有相同的性质，即都是文化环境，都是对人的认识有意义的东西。不同的是，无意识活动的对象对主体来说只具有潜在的、可能的意义，有意识的活动的对象对主体来说具有现实性的意义。这两种活动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它们本身具有转换的可能性。当人的无意识向有意识转化时，潜在的、可能性的认识对象就转化为现实的认识对象，认识的外环境也就转化为内环境。事实上，在主体的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转化中，也伴随着作为认识的另一过程——有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即主体原有注意力的转向。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把内环境的东西看作次要的、背景的东西，转化为外环境。

然而，只有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才是实现内环境与外环境转换、建立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文化认知场的主导因素。从个体的认识看，有意识的活动是主体自觉地、有目的地对待客观对象，包括选择对象、提取对象中有现实意义的东西。这是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建构和选择文化环境的活动。无意识活动的文化环境不是主体有意识建立的。从集体的认识看，有意识的活动表现为对范式的选择;范式之间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意义关系。

内环境与外环境的转化说明，人的认识不仅面对外部世界，而且还面对人的已有的知识，面对人类的认识传统，并且也创造着、积淀着这个传统，使人的认识按照“获得性的遗传”^[14]的方式发展，从而形成人类认识的连续性与历史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活动在文化认知场中起着双重作用：一是促进主体的变化，激发主体的能动性发挥;二是形成文化认知场，建立主体与客体的现实联系，决定认识的目的、范围和选择方式。那么，活动为什么能够起这样两种作用呢?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呢?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认识活动的结构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