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构建与传播的“仪式观”

一、意义构建与传播的“仪式观”

“意义”作为传播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实际上在以经验研究为取向的美国传播学界，并未成为传播研究的主导性问题。但凯瑞作为传播的文化研究的竭力倡导者，他把传播的“意义”问题放到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地位，甚至是本体的地位。他认为，关于传播的本质，其中心是“意义”(meaning)，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人类——是一场会话(conversation)……在语言中发现人类的存在(being)……通过语言，人类生生不息，并把语言本身看作我们这个种类存在的反映。”(Heidegger，1968)在意义本体论观念的指导下，凯瑞把传播看作是建构了一套随历史而变化的实践，以及对这些实践的反映。正是这些传播的建构实践，就形成了人的概念，包括人的目标以及积淀在社会关系中的技术形式等。因此，他把这个研究取向称之为文化研究，其中心议题是“意义”，主要目的是将这一观点与把传播视为探寻规律与功能的观点区别开来，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阐释方面。实际上，他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承接欧洲主要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以区别于以功能研究为主要取向的美国经验学派。因此，意义的问题构成了传播的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意义不是再现，而是行为的建构，通过这一建构，人类以互动的方式赋予这个灵动而抗拒的世界以充分的一致和秩序，并以此来支撑他们的意图。他们采用的方法当然是再现，但不只是这个世界的再现。当符号试图描述世界时，它的威力是巨大的。也就是说，符号具有“关于……”(of)和“为了……”(for)的两面性。这一两重性要求我们通过符号创造世界，并居住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中。这就是传播的仪式观，它强调的是创造一个协调的世界，然后出于所有实用的目的，这个世界被假定是存在的;它强调的是范式的建构与维系，而不是实验(experiments);强调的是假设，而不是命题;是框架，而不是图景。凯瑞在这里将“意义”的构建与传播的仪式观的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他强调“意义”研究在传播研究的核心地位，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基本的人文关怀的情愫，即把传播看作是人的活动，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甚至是人的生活方式，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就像鱼并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一样，传播对于我们就是一种鱼水关系，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的符号形式，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人们通过意义的构建活动，浸淫其中，而不知其所在。其实这里面也隐含着凯瑞对美国经验学派的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取向的片面性和机械性方法的批判。凯瑞通过分析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概括指出了美国传播学发展的两大主导倾向，这就是传播研究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他的观点更倾向于对传播的“仪式观”的肯定和期许。

所谓传播的“传递观”，也就是对传播的最基本的理解，即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传播的“仪式观”，则并非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息的表征(representation)。“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区范围拓展信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以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凯瑞之所以把这种传播的概念称之为“仪式观”，其实就是为了强调传播的最高境界与宗教仪式的最高追求的一致性。他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说，在凯瑞看来，所谓传播，就是人类共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凯瑞从词源学的角度来分析包含在两种传播观中的深层内涵。“传递观”包含的是“传授”(imparting)、“发送”(sending)、“传送”(transmitting)或是“把信息传给他人”(giving information to others)等含义，从深层来看，“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transportation)方面的隐喻。在19世纪，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两者都可以用传播这个词来描述，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到另一端。实际上从人类历史发展看，早期关于传播的认识就是基于人们试图对空间的超越的努力，“运输”和“传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印刷包括电报的发明，都没有改变这种隐喻。传播的“传递观”的现代含义肇始于美国的拓荒时期，虽然通常认为这项大规模的位移出于政治和商业的目的，但宗教是这种空间迁移背后的一个主要动机。所以，这种传播形式就带有深刻的宗教意味，因为在这空间的迁移的背后包含着试图建立并拓展上帝的领地的含义，显然在这里传播的目的中包含着突出的宗教含义。但随后，当科学和世俗化的力量得到普及后，这种宗教隐喻便消失了，传播技术本身就成了思想的中心，传播被看作是一种过程和一种技术，它为了达到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更快地扩散、传送、散播知识、思想和信息。相比较而言，传播的“仪式观”虽然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相对淡漠，但从词源学上看，这种思想却更古老。从仪式的角度看，传播一词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及“拥有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faith)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即传播)在古代有着统一性和共同的词根。因此，传播的“仪式观”源于宗教的仪式观。与“传递观”不同，“传递观”强调的是信息在空间上的传递性，而“仪式观”则注重建构人们共享的意义的世界，它则是建构性的。所以，凯瑞更多地把传播看作是一种仪式，一种对人们的特定的文化行为的建构与强化。比如人们的新闻阅读和写作行为，就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对世界的描述，阅读行为并不在于对信息的获取，当然也获取信息，但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是一种对现实的呈现，为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基调。显然，凯瑞更重视传播行为中包含的与人们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意义。

但是，凯瑞看到，就两种传播观比较，美国人的思想和著作都与传播的“传递观”紧紧连在一起，而相反传播的“仪式观”却并不是美国思想和文化的主流，对此他也进行了批判。凯瑞毫不留情地指出，当以批判的眼光关注美国文化时，文化这一概念就消融为残章剩篇，只是在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时才被派上用场。这里凯瑞批评的是这种将科学与文化对立的片面认识，美国思想倾向于传播的“传递观”的现实状况，使得人们轻视那些非实用或无功用取向的人类行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把科学从文化中孤立开来。但是，传播的“仪式观”并不排除信息传递或态度的改变过程，它只是主张除非人们从本质上对传播与社会秩序采用仪式性的观点，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过程。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在更广阔的人类活动的视野中，在意义的构建的层面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传播的复杂内涵。在此，凯瑞明确地指出了研究的起点对研究的路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传播学研究的“仪式观”起点显然属于此。

通过对两种传播观的分析，凯瑞认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传统，直接从源头处汲取营养，以获得传播学研究的全新视野。美国芝加哥学派则是直接的源头，在他看来，这些源泉应该从欧洲开始，韦伯、涂尔干、托克维柯等都是传播思想的悠久的源泉。但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辈学者的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德曼等人。这里凯瑞也特别提出了传播的基本定义，即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他特别提出了“现实的符号生产”的观点。借助于符号学和意义理论，凯瑞区分了传播中的真实现实和符号现实。首先存在着一个我们可观察的课题、时间与过程的真实世界，其次存在着一种命名真实世界中这些事件并或多或少能描述这些事件的语言或符号。通常我们认为现实是第一位的，语言是第二位的，但凯瑞认为我们应该颠倒这种关系，正是传播，通过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与利用创造了现实，并使现实成为一种存在。更进一步地，凯瑞分析了符号形态的替代性(displacement)和生产性(productivity)特征，指出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通过对符号意义的研究，以抵制只会让我们的实证数据失去生命力的传播观念，这种建构、维系、修正和改变现实的努力是发生在历史中的、可以观察的行为，人们通过对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来创造、表达、传递关于现实的知识及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科学、新闻、宗教、常识乃至神话。通过对意义的深层内涵的分析，凯瑞明确地对美国的以“传递观”为主导的传播研究方法取向提出严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