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就做“十分起评”的选题

5.2.1　要做就做“十分起评”的选题

一、什么是一流话题

2005年5月和6月，美国《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分别以《中国的世纪》和《中国的新革命》为封面文章，纵深式地专题报道中国的崛起。这种紧扣时代焦点和热点问题而策划的、在较大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的报道，可以称作“一流话题新闻”。这类选题通常涉及重大时政、经济、社会和国际事件，往往立足于对一定时期的局势和趋势进行判断和分析。

当时，上述两组文章发表后，中国国内报刊纷纷转载。新华社等主流新闻机构在此基础上进行媒体比较研究，希望国内报道能够从中有所借鉴。虽然，西方媒体的写法，有它们特定的价值观，但是，这样的重大选题，难道不是首先应该由中国的新闻周刊或其他主流报刊首先掌握发言的主动权吗？这也是一个议程设置、引导舆论的问题。

业内一些人士借用体育比赛的术语来形容这类选题，称其为“十分起评”的新闻——是事关利益大局而读者又非看不可的新闻，是影响深度和广度都最大的新闻，是绝对不可漏掉、要撤掉其他稿件来为其保证版面的新闻，也是常常具有某种敏感度的新闻。二流和三流话题，则是一般看看即可，甚至可看可不看、影响仅限于局部的新闻，可以形容为“八分、七分或六分起评的话题”，虽也包含了新闻价值，撤下版面，或有遗憾，但并不是形成报道影响力的拳头。

二、都市类报刊在一流话题上的竞争

都市类报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已成为中国新闻市场的重要现象。业内权威人士指出，在中国报业的三次周期性增长中，晚报都市类报纸是重要的拉动性力量。至2004年，全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晚报都市报方阵，尽管数量仅占全国报纸总数量的14.8%，但其他出版指标明显高于其他类报纸。中心城市晚报都市类报纸已成为拉动全国报纸出版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自费市场和广告市场的主力⁽¹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都市类报刊加大了对一流话题的报道力度。这类话题，要在以前，往往转发新华社通稿便罢了；但现在，都市类报刊常常主动出击、深度介入。当一些重大国内和国际新闻发生时，最先、最快、最详细进行报道的，很多时候是都市类报刊。

比如，北京时间2003年1月27日23时40分，联合国核查小组向安理会提交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报告，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新华社于次日早上6：30播发了有关报告内容的“详讯”。可是，也是这天早上6时许，人们已经在报摊上买到了当天的《北京青年报》，在A14版上看到了整版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内容比新华社稿件还要丰富。

再以《南方都市报》为例。这份市场化特征十分明显的报纸曾经强调可读性第一，强调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是个“小报”。1999年后，该报的编辑方针发生了改变，对时政新闻、经济新闻更重视了，对深度报道和言论也重视了。对全国性和国际重大事件加强了报道力度，已经不仅仅把关注点放在广东。如戴安娜去世的报道，《南方都市报》做了四个版，而当地别的一些报纸仅仅发了几十个字的消息。2002年4月1日，《南方都市报》开设言论版，后来每天两版，占据二三版，二版不准登广告。这走在了整个中国报业的前面，“给人的感觉是很负责、有品位、有深度的报纸”⁽¹²⁾。

1999年是《南方都市报》突飞猛进、扭亏为盈的一年，其十大策划为其打翻身仗，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其中有一半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重大主题：“一日看百年”（写20世纪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暴行”、“何厚铧当选澳门特首”、“取缔法轮功”、“庆祝建国50周年”，这倒有些像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选题，而不是一家都市报要去做的。另一半才是当地新闻，分别是关于广东荔枝丰收、广州地铁、广州城市变化、深圳变化、深圳科技的报道。2003年，这家报纸又做了“非典”和孙志刚案件的报道，这是典型的“十分起评”话题，上下震动，极大地提高了报纸的影响力。

对随机购买的2005年2月22日在北京出版的几份有影响的都市类报纸的头版头条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编辑在确定选稿标准时，大都首先着眼于国内国际的重大事件——

《北京青年报》的头版头条是《朝方从来没有反对六方会谈》。放在次头条及其他重要位置作突出处理的新闻有《煤矿要派驻安全督导站》、《中国内地新托福考试延期》、《私企老板首次参选全国劳模》等。严格称得上是本地新闻的仅一条：《364户居民将迁出福绥境大楼》，报道了北京启动“重大安全隐患单位排险搬迁工程”。

《新京报》头版头条是一个通栏标题：《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次头条是《金正日称将坚持半岛无核化》。

《北京晨报》的头版头条是《美国科学家称“非典”已在自然界绝迹》，另外一条作了突出处理的新闻是《全国煤矿共欠500亿安全账》。

《北京娱乐信报》的头版头条是《四部门联手“围剿”黑职介》，是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人事部、工商总局联合部署，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新闻。次头条是《毕业生支边国家替还贷》。

只有《京华时报》的头版头条锁定北京当地新闻：《卖房信息须在官方网公示》，报道北京市建委将于3月15日搭建网上平台，定期发布开发商预售信息。但次头条也是《私营企业主可评全国劳模》。

实际上，这并不是2005年2月22日这一天的偶然现象。对《新京报》2005年2月的报道作一统计，可以发现，28期报纸中，以中国和国际重大政经事件作头版头条的，一共有20期，其中不乏《胡锦涛贵州看望各族群众》、《温家宝与艾滋孤寡度除夕》、《政治局常委听取地方意见》、《朝鲜宣布已制造出核武器》、《制度反腐圈定八大重点》这样的事关国内外全局的大新闻。剩下的八期才以北京当地新闻作头版头条，如《入冬最大雪昨袭京城》、《京城大医院日床位费超千元》等。在此类选题的报道上，《新京报》的编辑常常表现出了一种主动大胆精神。2005年3月11日，《新京报》的头版头条是《董建华请辞香港特首》，该报同时用了三个整版对此事件进行报道，有新闻动态，有各界反应，有历史回顾，有背景资料，显得完整而丰富。

三、编辑方针：从“草根”到“主流”

这种现象是很有意思的。早期的都市类报刊，从编辑方针上看，很大程度上是靠“八卦”花边新闻、靠社会新闻和猎奇性的报道来吸引市民的。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国际地位的上升、国民眼界的开阔、教育水准的提高及中产阶层的崛起，读者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有较强经济实力、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好知识背景的社会新兴阶层作为一个新的受众群逐渐崛起，原来仅仅出现在党报党刊头版头条的“一流话题”，已经越来越直接地关系到这些读者的切身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都市类报刊开始了对“城市知识型读者”、“严肃读者”、“高端读者”的争夺。同时，这也反映出21世纪初期报业走势的变化，“以地缘为纽带的城市报纸和以业缘为纽带的专业报纸已迅速饱和，而以精神缘为纽带的严肃报纸仍是市场空缺”⁽¹³⁾。

这种空缺引发了新型报刊的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新京报》把读者定位在“有较高收入水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有较高的发展潜力的这‘四高’人群”⁽¹⁴⁾。《南方周末》在2001年后的一大变化便是推出“城市版”，宣称“我们的读者有思想、我们的读者有责任感、我们的读者占有社会资源、我们的读者影响中国发展”，定位于“600万知识型忠诚读者”⁽¹⁵⁾。《瞭望东方周刊》在2003年底对政界、财经界、知识界目标读者作了一项调查，在受访者最希望报刊传递的信息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国内外重大时政和经济新闻的深度报道”、“社会法制化进程及其对市场的影响”和“对热点问题独到的评述和观察”。一些财经类媒体也已不再单纯做产业和商业新闻，而是朝重大政经话题迈进，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就拿出了好几个版来做政经新闻。这些都是为适应市场变化而在编辑方针上作出的调整。

总体上看，当代都市类报刊的编辑不再单纯强调“草根意识”，不再单纯做“平民新闻”，不再单纯为弱势群体代言，而是同时要反映高端读者、精英读者的阅读趣味，聚焦重大政经话题，把影响力建构在高度和深度上，向严肃大报大刊迈进，争做最有影响力舆论领袖。

这也影响到了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2002年1月15日，新华社召开首都新闻媒体总编辑座谈会。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发表讲话，称面对严峻的挑战，报纸等传统媒体在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点转移到对重大事件的综合与评析上。他表示，顺应这一潮流，新华社将按照媒体的需求，对新闻信息产品进行一系列“增值加工”。当重大事件发生时，通讯社不仅要快捷地发布新闻，而且要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多侧面、多角度地组织采写消息、通讯、评论、图表、照片及背景资料，力求向深度和广度开掘⁽¹⁶⁾。

这不禁又要使人回到新闻学的原点。甘惜分教授20多年前的一段话仍是相当经典的：“群众首先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关心的是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政策的成败、社会的风尚、民族的荣誉，这样的新闻是群众最关心的新闻，新闻价值很高。”甘惜分列举了“天安门事件平反”、“‘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下马”、“环境污染”、“体操队在美国获九块金牌”、“女篮被南朝鲜打败”等轰动一时的新闻，作为立论的根据⁽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