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的来源

选题来自于哪里钥确定选题的方法和途径非常丰富,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来源。

(一)现实生活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复杂多变的,其中蕴含着很多我们还不清楚答案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矛盾。性别、阶层、年龄、文化、家庭、教育、环境、政策、健康、科技等方面的现实议题都是调查选题的富矿。

案例2-1　从20世纪80年代的假表、假电器、假烟、假鞋,到现在的假棉被、假米、假药、假针筒等,假货不仅没有随着一轮轮的“打假”迅速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许多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假货也在市场上时有出现,造成多起重大事故(如山西汾酒事件、江苏假饼干事件等)。不仅如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现在的造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上,大量的上市公司有组织的报表造假早已不是新闻；在劳动力市场上,假合同、假雇用、欺诈勒索等行为也层出不穷；在建筑市场上,“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在政府部门,大范围和大规模的数据造假已成为标准的官场文化；在教育界,假学历、假文凭已泛滥成灾；在学术界,论文抄袭事件时有发生。这一切都是社会缺乏信任与信誉的表现和结果。这种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长期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鉴于此,不少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某种道德支撑。那么这个道德支撑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张维迎,2001)。

……华人社会或者中国人被认为是最缺乏信任的群体之一。被经常提及的证据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普遍规模小,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由家族经营,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易也带有或多或少的人格化色彩；甚至在政治领域,裙带资本主义也不少见。这些现象在市场体系发育较为完善的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以及在以欧洲、美国为宗主国的华侨群体里也许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我国大陆问题则要严重得多,在这里,如此普遍和严重的低信任已经不仅仅是效率的高低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威胁市场和交易的存在。为什么人们如此不讲究信誉?怎样才能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信誉?仅仅将大陆市场秩序的混乱看作是华人社会低信任的又一个证据似乎是不够的。本文利用中国的跨省调查数据,通过解释不同省份之间信任度差异的来源来解释中国人的信任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何中国是低信任的,以及用来回应国际上流行的有关信任和经济绩效、信任和信息流等关系的研究。

资料来源: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96.

(二)个人兴趣或生活经历

个体经过社会化以后,从生理意义上的人变成社会意义上的人。由于个体的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美国社会学家贝利在《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中说:“社会研究人员往往选择他们感到同自己生活特别有关的研究课题。”我们在经历社会生活的时候,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多提几个为什么,可以发现很多生活中别人尚未注意到的有趣现象和研究选题。

案例2-2　比如,一对中年夫妇离婚了,一个完整的家庭破碎了。对于与之关系不密切的一般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无动于衷,或者只是作为一种闲聊的话题。因为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事情、这种现象并不稀奇。“城外的人想打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嘛。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周围环境中,比如说他的邻居,或他的好朋友,或他的姐姐、姐夫离婚了,他也许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他也许会从身边发生的具体现象入手,去问一些“如何”、“怎么样”或“为什么”的问题。比如,“当前社会中的哪些人最容易产生离婚的行为?”“为什么城市中年知识分子离婚的比较多?”“有哪些主要的原因会导致人们选择离婚?”“中年人离婚所带来的主要后果是什么?”等等,从而导致他选择一项“城市中年知识分子离婚的特点、原因和后果研究”的研究问题。

资料来源: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43.

(三)相关的文献

前人已经完成的学术著作和媒体报道也可以启发我们的研究灵感。现有的调查研究是过去或当前学术界关心的领域,他们选择这个选题经过了一定的思考和论证,我们可以根据前人的思考方向挖掘现有选题的潜力,看看他们的研究理由是否还存在,研究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没有解决,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除了学术著作之外,大众传播媒体的新闻报道也可以提供调查选题。媒体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承担监测环境的“瞭望哨”,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准确地向大众传达涉及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大众传媒获得很多当前大家关心的、重要的、值得研究的调查选题。

案例2-3　自杀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全球每年约有120万人死于自杀(联合国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署,2002),即每26.3秒地球上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此外,有自杀意念与企图者约占全球人口的10%。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每发生1例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至少会有5个和他密切相关的亲人、朋友、同事或照顾者因此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这种心理创伤有时会持续很多年甚至后半生……因此,自杀行为已成为我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李献云,2007:143)。媒体对于自杀的再现与现实生活中的自杀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德国文学家歌德1774年创作并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作品的主人公维特为情开枪自杀。小说出版后,欧洲许多青年男子仿效维特的方法结束生命,因此该小说当时被许多国家查禁。后来的媒介研究者将模仿媒介产品或报道的自杀行为称为“维特效应”。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格伦·斯帕克斯(2004:324)研究发现,报纸与电视上的自杀新闻报道量与随之而来的自杀数量成正比；自杀报道的传阅率越高影响力越大,其诱发的自杀率也就会越高、越严重。在电视报道自杀案例后,自杀数量在10天内逐渐攀升,如果自杀者是名人,且在多家电视台、多个频道或栏目相继报道,其负面影响及诱导效应尤为明显。大众媒体对于社会公众人物尤其是演艺界明星自杀的报道,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1962年,美国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自杀当月,美国增加了303个自杀案例,同比增加12%。1986年4月8日,日本歌星冈田由希子跳楼自杀的新闻被媒体大肆渲染后,两周内有20多名青少年自杀。

资料来源:沈正赋,许逸.网络自杀新闻报道及其影响因子研究[J].青年研究,2010(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