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亚五国独立十年
赵常庆
光阴荏苒，转眼间中亚五国独立已近10年。10年，对人类历史而言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国家来说，也并非无足轻重可言。戈尔巴乔夫执政不到7年，泱泱大国苏联就解体了，两级世界也随之消逝了。中国从1979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的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再过10年又翻了一番。中亚五国从1991年独立开始，至今已走过了10年的历程，其间有喜有忧，有成绩有问题，有经验也有教训。本文拟对中亚五国10年变化略加评论，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一
中亚五国独立10年最大成就莫过于保持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各族民众没有遭受战乱之苦，国家也逐渐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无论在中亚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忧虑，即这些国家能否保持国家稳定，顺利渡过“襁褓期”。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塔吉克斯坦内战硝烟已起，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紧张，各国经济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党派斗争不止，大国在插手中亚事务。由于独立来得过于匆忙，国内各民族对新国家，包括其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国民属性等尚缺乏认同。在哈萨克斯坦，哈、俄两大民族之间曾就国籍和语言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在不少国家存在以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还是以全体国民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争。对各国确立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想进一步西化者有之，想恢复苏联体制者也有之。独立初期，各国出现的争论既有民族的背景，也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曾是原苏联的一部分，它们走过相当长一段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依然存在。当时，也有人担心，在西方和伊斯兰势力大举进入中亚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可能西方化，或者伊斯兰化。
10年后的今天，中亚国家的现实表明，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政治和社会动乱，也没有西方化或者伊斯兰化。中亚国家除塔吉克斯坦外是独联体国家中政治和社会形势最稳定的国家集团。稳定的政治形势保证了各国人民免受战乱之苦，使经济避免陷入更大的困境。中亚国家也并非丝毫未变，它们的政治体制已发生变化，各国基本上接受了被西方国家作为衡量“民主”尺度的议会民主、多党制、公平选举、言论自由等政治要素，并将其写进了本国宪法。媒体可批评政府，总统差额选举，反对党可以公开存在，这些在过去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在哈、吉等国都可以看到。国门对外开放了，本国公民出国也比过去容易得多。与独立前相比，中亚五国的变化有目共睹，尽管各国变化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中亚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西方化，各国政治体制特别是在运行方面仍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各国都以不同方式保持开国总统继续当政，尽管宪法中有不得连任两届的规定。有的国家甚至还以法律形式确立终身总统。因此，中亚国家也常被西方媒体指责为“不民主”。
对中亚国家的政治变化评论应该客观。首先，应该看到中亚国家独立后在朝政治民主化方向所做的努力并有所成就这一基本事实。与本国历史相比，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增多，这是应该承认的。西方国家往往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的民主。西方国家是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达到今日的状况，并且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做后盾。而中亚国家本身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十分陌生。独立仅10年就要求它们达到西方的标准，这是不实际的，何况，西方民主并不是世界公认的楷模。“民众化是哈萨克斯坦族际和谐的条件，只是条件，而不是保证”，“只能将民主理解为一种原则，纯粹的民主从来就不存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如是说。[1]这种民主观在中亚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次，中亚国家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对民主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土库曼斯坦的长老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西方国家不存在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历史使中亚国家保留了浓厚的宗法观念，尤其在农村。哈萨克斯坦的一项社会调查（载1999年9月22日哈《全景报》）提供这样的数字:73.3%的被问卷人认为，本国政治文化类型是宗法式的。调查人认为，哈独立后这些年中上述情况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在未来二三年情况也不会发生多大变化。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城市人口最多、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该国宗法思想都占上风，更何况其他中亚国家。这说明，中亚国家采用现行政治制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各国采用全民公决方式延长总统任期并很容易通过，如果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文化，对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西方对中亚国家的指责起码可被视为它们对这些国家的国情知之甚少。再次，中亚国家现行政治体制基本上保证了国家稳定。这对进行改革、发展经济和使人民避免战乱之苦有利。中亚国家总统连任也常常成为西方媒体批评的对象。然而，中亚国家人士有自己的解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赛富林认为，独联体国家往往因为领导人更换，导致政治路线改变，因此不惜代价保持现有领导人的连续性非常必要。[2]从中亚各国国情出发，乌学者看法不无道理。从目前实际出发，中亚国家总统继续当政，确实对维护中亚各国和地区稳定有利。为追求西方民主而不顾国内稳定大局，这只是少数人的想法，符合少数人的利益，并不为多数人接受。如果说民主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的话，那么，中亚国家的选举也好，全民公决也好，应该说符合民主的起码标准。当然，笔者也不认为，中亚国家政治体制运行中没有问题。如在这些国家中裙带关系盛行，腐败严重，人治大于法治，法律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病症，在这些国家中也同样存在。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其他要素如经济发展、人民观念的转换等相配合。
各国宪法均肯定了国家发展的世俗性，从而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划清了界限。10年事实表明，中亚国家没有伊斯兰化。但这并不是说，宗教形势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变化。独立10年来，中亚伊斯兰教在国家宽松的环境下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教民、宗教团体、清真寺及祈祷点的数目猛增，大量开办经文学校，教民争相赴麦加朝觐的情况，在一些国家中已形成较浓厚的宗教氛围。在这种背景下，从1997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伴随伊斯兰教复兴，宗教极端势力凸显出来，并向世俗国家政权发起挑战。同时，出现了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相结合的趋势。这几年，在中亚国家陆续发生宗教极端分子从事暴力活动的事件，甚至公然谋杀总统。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窜入吉、乌等国，阴谋建立“伊斯兰国家”。就连一向说本国没有原教旨主义的哈萨克斯坦，官方也不得不承认，该国“存在宗教极端势力问题，而且逐年严重”。[3]10年来，中亚伊斯兰教已由一般复兴发展到极端势力猖狂活动，已严重威胁到地区安全和各国稳定。
中亚国家独立10年的最大成就还表现在各国人民基本上已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这与各国为巩固国家独立而做的大量工作有关。例如，制定新宪法，发行本国货币，组建自己的军队，建立海关等。如果说各国独立初期还有人认为，自己是“苏联人”，或根据自己的民族属性而声称是某一国人的话，那么，今日凡生活在某一国家而取得国籍的人，不管其民族属性如何，都已承认，自己是该国公民。这种变化不仅是感情的变化，也是国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变化，是对国家独立的认同。
二
10年间中亚国家的经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表现在经济形势、经济体制、人们的心态等诸方面。
苏联解体前有一种说法认为，中亚国家离开俄罗斯等国将难于生存。10年情况表明，苏联解体造成的经济联系中断确实给中亚国家带来很大的困难，各国经济都陷入了危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危机持续的时间相当长，至今仍未完全克服。例如，1999年与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哈萨克斯坦为70.4%，吉尔吉斯斯坦为68.5%，塔吉克斯坦为53.4%（为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为95.2%；工业产值:哈为50%，吉为49%，塔为8%，乌为115%；农业产值:哈为71%，吉为99%，塔为65%，乌为99%；固定资产投资:哈为18%，吉为41%，乌为77%。[4]这就是说，除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产值外，其他国家的各项指标均未达到独立前的水平。经济危机是事实，也是中亚国家10年经济变化的写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国家离开俄罗斯就不能生存。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欧洲国家的日子并不比中亚国家好过。同期，即1999年与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为62.7%，乌克兰为44.6%；工业产值:俄罗斯为54%，乌克兰为54%；农业产值:俄罗斯为60%，乌克兰为57%；固定资产投资:俄罗斯为27%，乌克兰为22%。[5]上述数据说明，苏联解体对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影响是一样的。数据同样显示，中亚国家经济状况并不比俄罗斯和乌克兰差。2000年中亚国家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各国基本上渡过了独立后最困难的时期，10年经济工作的曲折为今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0年来中亚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初步奠定了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律基础，由过去的封闭性转向开放性。所有制、金融、外贸、农业等方面的改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各国也都在想方设法走向世界。当然，各国距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差甚远，还称不上是合格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考虑中国改革20年才达到今日的水平的话，那么，对独立才10年的中亚国家要求过高也不合情理。中亚国家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大量报道。各国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但各国都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目标，并为此不懈努力，这一点是相同的。对中亚国家10年经济方面发生的变化还要提到一点，这就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独立初期各国都对市场经济知之甚少，有相当多的人对市场经济持有异议，甚至公开反对的话，那么，今日反对者明显减少，市场经济开始深入人心。当然，在这方面五国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与独立初期匮乏的市场相比，今日各国市场上的商品基本得到满足和多样化，是改变人们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亚国家经济方面的变化还表现在各国领导人对本国国情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独立初期中亚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估计过高，甚至有人不承认本国是发展中国家。回顾当时他们制定的国家发展构想，可看到，他们对困难估计明显不足，还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10年来，这些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到过许多国家，看到了本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在制定国家的发展纲领和落实措施时明显理智些和实际些。目前，他们对本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已无异议，都把新兴工业化国家作为追赶的目标。
10年间中亚国家经济都有所变化，但变化结果明显不同。中亚国家独立后大体上按两种模式进行改革。哈、吉基本上采用“休克疗法”，乌、土采用渐进式。相比之下，采用渐进改革方式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要好些，这一点已为包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所公认。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则因内战和基础差而远远落在其他国家后面。该国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很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被边缘化。
三
中亚五国的社会变化大体上与转型国家相似。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社会组织的变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新形势下教科文卫事业面临困境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业人员增加、犯罪数量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贫困等问题。
社会领域变化最大的当属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因为它的变化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层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分层，它对其他社会分层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总体特征和运行规律首先是由社会阶级关系决定的”。[6]
苏联时期，中亚各国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政策的长期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消灭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后来，连个体劳动者也变得凤毛麟角了。到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各国和整个苏联一样，基本上剩下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阶级结构在中亚各共和国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各阶级人数构成有些不同。哈萨克斯坦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在1979年已占93.5%，农民和合作手工业者只占6.5%，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农民和合作手工业者占33.4%。[7]独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国策的变化，各国都不再把扩大“无产者”队伍作为己任，而是把形成有产者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作为战略目标，并把它作为稳定社会的基础。各国通过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政策，把原有的国有资产变卖给个人，甚至无偿转让给个人，努力制造有产者。另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也有人以不同方式成为巨富。目前，各国中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大比重，暴富者又有多少，尚缺乏具体统计数字。哈萨克斯坦学者认为，本国最富有者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2%，但却控制国内绝大多数的资金和自然资源。穷人约占人口总数的70%。[8]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中产阶级或者说不属于穷人范畴的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0%~ 30%。这个数字可作为研究中亚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参考。目前，各国已形成新的有产阶级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外国合资和独资企业的建立，一批为这类企业工作的职工群体应运而生。农民成分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独立前的农民基本是集体农民的话，那么，目前在吉、乌、塔等国多数农民已实现个体化。“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阶级结构已成为过去，新的社会阶级结构正在形成之中。
目前，在中亚国家出现了“新富阶层”。“新富阶层”系指“私人企业家阶层”、“厂长经理阶层”、“外企代理和高级职员阶层”等。这种人在俄罗斯称作“新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称作“新哈萨克斯坦人”。与此相应地也出现了“新困阶层”。“新困阶层”包括养老金领取者、残疾人、多子女家庭、青年学生、失业人员、虽然在编却放“长假”的人员以及低收入的个人、农民和职员。如果说“新富阶层”人数不多的话，那么，“新困阶层”则占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阶级结构的如此变化势必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以及社会政策产生影响。哈学者认为，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新的矛盾，因为“贫困者不甘心于自己的贫困状况，正在为自己，为正常的生存而斗争”。[9]
作为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一部分的城乡人口比例也发生了变化。最近10年中亚国家普遍出现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增加的情况。这与各国经济形势恶化、城市新建企业不多、进入劳动年龄的青年人增多有关。
10年来社会文化的变化也非常明显。独立前俄罗斯文化是各国文化的主流。独立后各国采用各种方式复兴民族文化。确定本民族语言为国语，重新撰写本国历史，弘扬本民族名人，恢复民族传统节日，给伊斯兰教以体面地位，甚至鼓励穿戴民族服饰等，都可看做复兴民族文化的具体举措。俄罗斯文化在中亚国家的地位明显下降，各国也有一些人表现出对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则大举进入各国，对年轻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西方文化甚至东方文化都在争夺中亚国家。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加强，都在争夺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思想文化会对政治和社会运转起到影响，会制约人的头脑和人的活动。鉴于只弘扬主体民族文化会在其他民族中引起不良反应，不利于民族团结，最近哈萨克斯坦提出建立以主体民族文化为核心，包括伊斯兰文化、突厥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构成的“统一文化”的主张。应该说，这也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10年文化发展轨迹是:俄罗斯文化—主体民族文化—统一文化。
在社会变化方面还要提及社会观念的变化。在苏联时期，苏共要求人们要“自觉地对待劳动与社会财富，并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10]因此，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是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
独立后，随着各国意识形态的变化，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开始变化。哈萨克斯坦学者这样描述独立后国内社会观念的变化:“随着转向市场经济和转向观念多元化，在人们的意识中开始重新评价价值，以往的意识形态公式正在被打破，无论是个人还是公众的意识正在转型。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和道德上，总之，反映在精神方面。在苏联制度下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时期，曾形成了一定的个人和公众的意识类型、道德观和价值观、生活方式。这些东西目前正处在危机之中。在社会中已经涌现出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价值观载体的社会集团和阶级。一部分居民（主要是中老年人）很难适应新的价值观，甚至完全不接受它们，仍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今天25~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数正在接受西方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大众传媒正在向人们的意识灌输市场经济社会的信条，诸如自我中心论、人的个性论、个人主动精神、进取精神、经营理念和其他价值观”。[11]哈萨克斯坦学者对年轻人所做的社会调查也反映了这一点。调查者说:“目前，青年已处于思想迷茫的状态，正在经历精神价值的危机，急需新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应该承认，国家利益是社会意识主流的时代已经过去。今日，人们首先追求的是自己的目的、个人的福利。青年首先从物质上而不是从精神上适应今天的生活形势”。[12]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基本上反映了中亚各国意识形态变化的实际。
中亚各国的社会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面已提到变建“无阶级社会”为“有阶级社会”的政策转变。另外还有:在社会保障方面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做法，而实行有针对性的社会救护政策；把社会事业由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改为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来办，等等。独立初期一些人由于受思维定式的影响，加上不愿意承认独立后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不如独立前这个事实，因此，各国都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极力维持原有的一些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措施。但迫于国内经济状况恶化的压力，各国也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对原有的社会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
关于各国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已有不少报道。中亚国家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有: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犯罪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等。与独立初期相比，这些问题愈发严重。近几年，走私、贩毒问题也日趋猖獗，这是中亚各国独立后出现的新问题。据报道，阿富汗生产的毒品中65%通过中亚输往欧洲。[13]因此，与吸毒和贩毒有关的案件急剧增加，与毒品斗争的任务相当艰巨。
中亚各国因资金短缺，教科文卫事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这些曾使中亚五国引以自豪的领域，目前已呈现危机。
四
独立10年，中亚五国外交可圈可点。这项事业是从零开始的。独立10年各国获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被主要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所接纳，平稳地进入国际社会，这是外交工作的成绩。各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确保国家的安全与领土完整，为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引进国家急需的资金，这些也都与外交工作分不开。中亚国家在外交方面也有一些引以自豪的亮点:土库曼斯坦继瑞士和奥地利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永久中立国；吉尔吉斯斯坦在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加入世贸组织；哈萨克斯坦成为“亚信会议”发起国，担起促进亚洲集体安全的重任；塔吉克斯坦也通过外交活动结束了持续5年的内战，对立两派达成和解。
中亚国家作为新独立的国家和国力不强的小国，其外交表现出“实用外交”、“平衡外交”、“经济外交”、“总统外交”的特点。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它们，采取这种外交方针是可以理解的。实践证明，各国采取的外交战略对本国有利，效果也是好的。
在评论中亚五国外交10年时，不能不提及它们与中国的关系。10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好。如果说中亚五国独立初期还对中国存有疑虑，彼此之间还存在领土纠纷等问题，经贸水平也不高的话，那么，目前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海五国峰会机制使彼此信任度明显提高，领土问题基本上解决，经贸合作取得长足的进展。199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外贸总额只有4.59亿美元，到2000年已增加到18.02亿美元，10年间增长近4倍。
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关系由当年彼此戒备、疏于往来到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是令人高兴的变化，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共同努力的结果。第六届上海五国峰会将于2001年6月在中国上海举行，可以相信，它必将把五国的关系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五
对中亚五国10年变化和今后发展前景可作如下小结和展望:
政治方面:表现为两个“基本平稳”和两个“没有”。两个“基本平稳”系指国内政局基本平稳和政治体制转轨基本平稳，这两方面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两个“没有”系指没有西方化，也没有伊斯兰化。各国从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在运行中却具有自己的特点。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说:“不管西方怎样说，我们都将按自己的方式走向文明社会”。这种看法在中亚国家中很有代表性，也是中亚五国10年政治变化的写照。
但中亚五国政治方面也存在不稳定因素。这是指:政治中的腐败、“三股势力”对合法政权的挑战以及总统权力过于集中。中亚国家总统一旦发生变故，就可能导致政局动荡。因此，人们在预测现总统当政政局不会发生大的动荡的同时，也对中亚政局的前景存在某种担忧。
经济方面:对10年变化应有三点认识:一是各国独立10年至今尚未彻底摆脱危机。目前，各国经济的发展仍是恢复性发展，经济困难还不少。二是各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进展，尽管仍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各国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发展方向，正在探索适于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为各国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各国经济发展前景会有所不同。由于国情不同，中亚各国今后不会像苏联时期那样同步发展，结果会不同。有的国家可能发展快些，可能在一二十年后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有的国家困难较多，搞不好，则可能退到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独立10年的事实还证明，中亚五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经济发展不排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国家。今后各国经济在很长时间将会遵循发展中国家的规律前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它们参考和吸取。
社会方面: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犯罪问题、生态问题，还有民族宗教问题等，10年曾困扰而且今后会继续困扰中亚五国。目前，中亚国家已出现“有产者”阶级，国内已出现两极分化。尽管中亚国家执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但从中亚国家现实来看，分化过程尚未完结，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很难解决。这一点符合中亚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另外还要指出，如果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越积越多，将可能诱发政治危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动乱都是由于社会矛盾激化而引起的。如果考虑到中亚国家目前的政治腐败、人民生活的贫困和外部影响，不能排除因社会矛盾而引发政局动荡的可能性。
外交方面:这是10年成绩卓著的领域，也是对其未来发展最易预测的领域。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亚五国国内现实来看，外交政策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综观中亚五国10年变化，可以说，它们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其变化也是沿着发展中国家的轨迹前进。诚然，中亚五国也是转型国家，它们在转型过程中也具有转型国家的特点，尤其是在人们的思维方面。但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中亚国家都不能与同为转型国家的东欧国家相比，甚至也与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笔者认为，对中亚国家的考察借助阐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要比借助转型国家的理论更贴切和更适用。
10年变化，又涉及五国，用区区数千字实难完全表述清楚。本文权当是引玉之砖，用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注释】
[1]［哈］《哈萨克斯坦真理报》2000年12月16日。
[2]与到访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所属战略研究所的笔者谈话。
[3]［哈］《全景报》1999年10月22日。
[4]《独联体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统计手册》，莫斯科2000年版，第12、19~21页。
[5]《独联体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统计手册》，莫斯科2000年版，第12、19~22页。
[6]吴增基等主编:《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7]《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81~82页。
[8]［哈］《思想》1999年第1期。
[9]［哈］《思想》1999年第1期。
[1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72页。
[11]［哈］《思想》1999年第1期。
[12]［哈］《政治》1998年11期。
[13]［哈］《全景报》200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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