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

二、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

信息传播系统之于国家，犹如神经系统之于人体。国家正是在人类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信息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疆域的广狭及其组织程度的高低，与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信息传播系统的社会职能不尽相同。但是在沟通上下、争取民心及协调、整合社会各阶级、各族群、各集团的利益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实际上互为表里，彼此不可须臾分离。鉴于信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利用控制信息传播活动作为其施政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治国安邦的宏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使用强迫的办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办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7]。因此，马基雅维里主张，统治者必须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即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所以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不懂得这种野兽的斗争方法，就难以使信息传播最终服务于其最高的政治目的。

掌握控制信息传播，不仅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的利用，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渠道的垄断，即统治者保证自己绝对的言论自由，而被统治者的言论权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剥夺。马基雅维里根据对当时政治实践的研究，认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掌握或完全控制传播渠道时，不应该彻底地剥夺人民的发言权。尽管一般的民众知识低下，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但是在群氓和统治者之间，任何一个国家总会有一些贤明俊彦存在。他建议统治者“在它的国家里选择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做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8]。马基雅维里一方面主张尊重并保障有识之士的言论特权，另一方面又建议统治者在这种对话中绝对地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他提醒有识之士，只有在君主听取意见时，只有对君主愿意征询的事情，他们才能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发言；反之，君主则“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有识之士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程度，与统治者的贤明雅量密切相关。但是对于这两者的关系，马基雅维里与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9]尽管如此，他建议君主广纳忠言的态度仍然是十分真诚的，这在对雅典公爵事迹的记述中表露无遗，雅典公爵不听忠言，堵塞言路造成的恶果，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对于有识之士，“要封上他们的嘴，捆住他们的手脚”^[10]，会产生什么后果！

马基雅维里认为，掌握控制信息传播系统对于统治者而言，还有如下几项重要作用。

首先，统治者可以利用信息传播手段，激励、鼓舞、感染国民，使普通国民具有和自己同样的品质。要建立一个与世长存的政治体制，保持社会的稳定，只能寄希望于那些“至少每隔十年出现一次”的表现出超凡德性的领导者。他必须能对一般国民产生影响，使自己的美德被人们所接受，即将其“极其重要的品质铭刻在他的追随者身上，即使他们可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禀赋”^[11]。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一切有效的宣传手段，如果一个君主将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12]。

其二，统治者利用传播渠道以为自己的耳目，直接了解、观察现实世界的变动，及时发现危险的苗头，防患于未然。马基雅维里认为，任何事务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过程，由微而著，由量变到质变。社会现象、国家事务也是如此。利用信息传播渠道，直接倾听民众的心声，对于潜伏中的祸患就能预察于幽微，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挽回。

其三，禁止诽谤，阻止不利于统治者的消息流传。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不仅要有适当的手段，而且还要有足够的力量。无视力量的差距，而空言正义必得胜利，罪恶的胜利不会长久，在现实中必然碰壁。力量决定一切，而“力量常常依靠舆论，舆论又靠宣传”^[13]。在政治斗争中，政治家表面上显得比对手更有道德往往是力量的重要源泉。要显得自己有道德，就必须阻止敌人蓄意的诽谤。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提醒人们，一个城邦如果要保存它的政治自由，其“宪法就应当包括一些反对诽谤和猜疑杰出公民的习惯行为的条款”^[14]。如果让诽谤不受限制地倾泻到政治家的身上，就会为国家造成无穷的麻烦。

其四，是杜绝献媚。作为诽谤的对立面，对统治者的献媚，也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不管什么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他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的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15]。以至于他们难以抵御献媚这种瘟疫。要防止人们阿谀奉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们知道你对他讲真话也不会得罪他；同时还须坚决地切断阿谀奉承的渠道。统治者一旦控制了传播系统，一旦克服了人性的弱点，阿谀之风就自然会消灭于无形。

最后，政治家控制传播系统，限制民众的表达自由权，阻止舆论的生成与扩散，还能减轻其决策过程所面临的压力，使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不受社会舆论的约束。这是集权制社会统治者的共同理想。

因此，马基雅维里主张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尽一切可能控制、垄断信息传播系统，即便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他深信，目的总会证明手段正确，胜利者不受审判。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借用一个起义工人的话说：“胜利者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取胜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和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16]在某些时候，“虽然行为可以非难，结果却应使人原谅他；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像罗缪拉斯的结果那样——就总会被原谅”^[17]。这一观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传播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前半期，墨索里尼、希特勒采取的新闻传播政策，就不难看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