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萌芽与传播控制

第三节　元明时期:新闻传播的萌芽与传播控制

这一时期我国历史所经历的主要朝代是元(1206—1368)、明(1368—1644)两朝。

元代前后续存一共只有一百多年,而且其中掌握全国政权的时间还不到90年。

元代的封建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中断了两宋时期确立的邸报发布制度。在元代,不存在由中枢部门统一发布的封建政府官报。⁽¹³⁾官方的新闻传播活动主要集中在中书省,朝廷的政事消息和“大小机务”,都汇集于中书省,由后者“上闻”于最高统治者。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元代虽然没有办过中央一级的封建政府官报,但信息传播活动仍然大量存在,在口语传播的同时,印刷和手抄的文字传播依然是主要的传播手段。元代的民间信息传播活动,渠道较多。属于朝廷政事消息方面的,有民间雕印发行的“小本”;属于科举信息方面的,有印刷发卖新科进士名录和登门报录之类的活动;属于经济信息方面的,有大量印刷散发的商品广告。

元代的时间较短,政治体制不完备,对马上得来的天下,缺乏治理的经验,这是元代没有来得及建立中央封建官报发布制度的一个原因。但是民间的新闻传播活动还是大量存在的。元代的“小本”很可能是宋代小报的延续和发展。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存在时期较长的朝代,就信息传播而言,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明朝政府的信息传播系统更为完善;民间的信息传播系统更为发达,新闻传播的萌芽已经出现;政府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更为严厉,但是最终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代政府传播的发达主要体现在邸报的发展。明代的邸报不仅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而且是中国封建政府官报的总称。明朝在中央设有“通政司”,专门负责汇集各类章奏和地方上报的消息;另设置了“六科”(吏、户、礼、兵、刑、工)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旨和章奏;地方政府在京师设有“提塘”,专门从上述消息中抄传形成邸报,其办公地点就叫报房,通过辗转抄录,邸报开始在官绅中传阅。以上形成了邸报的流转过程。从消息源看,邸报有来自六科的中央消息和来自通政司的地方消息;就内容而言,主要包括皇帝的谕旨、皇室的各类消息、官员的任免、臣僚的章奏、科举的消息、军事信息和少量的社会新闻。邸报基本上是每日发行,外观如书册,字数三到五千,复制手段多元,明初期主要是手抄,中期后手抄与刻版印刷并行,晚期还出现了个别的活字印刷品,每期发行数千到上万册。

明代的邸报是政府控制的主流舆论工具,但是由于邸报的相对开放性,也促使了民间传播活动的盛行。明代中期以后,在京师和大的商业城市还出现了民间的报房和从事抄报的专门行业。民间的报房大概是从官方的原“提塘报房”中分离出来的。民间的报房是公开的行业,其消息主要也来自“通政司”、“六科”,部分来自提塘报房,其发行的报纸也叫“邸报”,其出版的方式也有手抄和印刷两种。与官报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办者是民间报人,以抄报、送报为主要活动,以赢利为目的,发行的范围也比较宽而已。除了出版“邸报”还有报录、专门消息和临时急印的消息等。现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急选报》(1580年5月5日)就是一件报房雕版印刷报纸的原件,记载了官员的任免情况。⁽¹⁴⁾这种状况表明了当时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较高,也体现出了商品经济的萌芽。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新闻业的萌芽。与宋代的印刷小报相比,其主要的进步在于可以公开活动,专业化程度较高,信息较快、较准确,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民间传播还是封建政府传播的补充,内容单调,政治性和依附性依然较强。

与所有的封建朝代一样,明朝对新闻传播的控制也是极为严格的。明代法典中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报纸的禁令,但关于言论之禁的某些规定已经适用于对报纸传播活动的限制。多数情况下,限制邸报稿件的抄传往往出于皇帝或当权大臣太监们的个人考虑和他们的个人好恶,目的在于维护皇帝和他们个人的权威,维护封建政体,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明会典》中就有此类惩治条规:“若近侍官员漏泄重事于人者,斩。常事杖一百,罢职不叙。”“若边将报军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百,徙一年。”明代邸报禁传的言论主要集中在军机、刑狱、朝事机密等方面,而尤以朝事机密的禁传为甚。明代皇权高度集中,永乐以后设立的东厂、西厂对臣民实行特务统治,言论出版之禁历来很严。以诽谤、言时政、议时事、造“妖书妖言”和揭匿名书获罪的不胜枚举。

明代的民间传播还有口语和标识等媒介,也是农民起义最有效的宣传工具。明末李自成起义就利用了歌谣、旗报、露布和牌报等进行宣传。实际上这些都是过去已有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宋元以后的农民起义军,就有许多采取口头、揭帖和带鼓动性语句的旗子进行宣传。旗报是用布旗做成,由专人骑马在敌前敌后不停地奔驰传报。露布,“捷报之别名也”,“不能封检而宣布欲四方速知”,实际上南北朝时就有。牌报,由木牌做成,内容和宣传形式与旗报同。这些与官方对立的传播媒介,主要对象是民众,内容是免赋、均田、捷报等,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