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面临危机

2.传媒垄断：民主面临危机

现在，西方各国的新闻传播业垄断大多呈上升趋势，澳大利亚最高，已达到95%以上，其次就是加拿大，有近80%。尽管有各种法律的规定，媒体收购行为是“旨在保证新的媒体集团具有开放、多样和自由的特点”，但是媒体垄断导致受众“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由于只有少数个人的力量能左右舆论，报业“正在失去表达舆论的多样性”。因此，新的更大的集团利益常常会扼杀公众对新闻的接近权和知晓权，以及意见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这是令人不安的。传媒垄断，已经威胁到了社会民主的进程。

当初康纳德·布莱克进军加拿大报业经济时，就导致了传媒的大多数权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后的媒介收购狂潮无疑使这个问题更严重。在收购布莱克的股份后，加西环讯在加拿大传媒市场上更是实力非凡。现在加西环讯在加拿大每一个主要的城市都拥有电视台和报纸。仅仅在温哥华一个城市，这家公司就拥有两家大型报纸--温哥华省报（Province）和温哥华太阳报（Sun），还有一家大型电视台。除此之外，它还有许多网站。作为一个商人和慈善家，加西环讯前总裁、现任总裁之父阿斯珀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很多人都敬仰他的智慧和魄力。但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在掌控公众应得的信息方面拥有了这么大的权利后，他们就完全可以干涉甚至改变公众生活或意识。由于媒介集团化而带来的信息垄断，加西环讯一家媒介所传达出来的理念、意识形态、政治倾向、他们所认可的生活方式无疑会影响并改变着无数的加拿大公民。

加西环讯只是加拿大传媒市场的一个缩影。在加拿大，传媒集团化本质就是垄断化过程。所有的加拿大日报当中，大多数是以“一城一报”方式经营，缺乏竞争对手。全国几大电视网络，如贝尔企业（BCE）旗下的加拿大电视网有限公司（CTV）、环球电视网等等，加上旗下地区附属电视台或电台，因为拥有权濒于寡头垄断性质，让受众每天看到的几乎接近工厂流水作业式的标准化内容，另类选择不多。学者巴迪根关注到，加拿大人表面上拥有上万家报纸杂志、逾千家电台电视台，实际上是十几个财团包揽全国大多数传媒机构业务。这样，十来个传媒巨霸的主管，俨然组成私营信息及文化部（Privat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长期操控全国民众耳目。而讲到自我监管的文化，不啻是一些超级财团总裁的同侪文化（peer culture），包括军工企业、石油化工行业、跨国烟草商和娱乐企业等，因此常遭到“社会公器私用化，朝商业利益不断倾斜”的批评。

其实，社会公器变成榨取商业利润的机器，这是传媒集团化的普遍问题，其他国家亦有此现象。商人经营传媒行业，利润挂帅第一，社会责任退居其次，新闻报道一方面庸俗化、低俗化，同时受到所属财团时隐时现的企业利益所干扰，常使商品消息伪装为新闻报道加以发布。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母公司是迪斯尼集团（Disney Group），1995年收购成功时，先后辞退过迪斯尼的编辑人及评论人。在这类大机构中，所有权出现变动后，不少资深编采人员被高层改造成为管理精英，而编采印的任务改由工商管理硕士级人马担当。类似策略反映了媒介重组后，更倾向于迎合集团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向新闻的诚信规则负责，更谈不上保障民主、启迪公益和善尽社会责任了。

再作深一步考虑，假如一名媒介寡头因为坚持某种政治路线而控制舆论，那么民主更是岌岌可危了。举澳大利亚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报业高度集中在媒体巨头默多克旗下。1972年，默多克运用手中的报纸来支持工党。据悉尼新闻有限公司前总经理门纳迪透露，默多克的报纸“对获胜的工党领袖惠特兰姆政府的报道，不是一时的被动关注，而是肆意吹捧，全力支持--其中包括社论、颇具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和免费刊登广告的支持”。然而，在1975年的选举中，默多克告诉他的高级管理人员，要使他的报纸反对工党，倾力出击。传媒学者温斯丘特指出，“1975年是报业影响政治的一个标志”，报业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恶毒的运动，它把工党政府赶下了台”，这是“报业影响政治的顶峰。”3名澳大利亚著名新闻记者兼学者霍恩、劳埃德、威廉姆分别记录了1975年的事件，他们说报业已经堕落了，报纸对这个民主社会没有尽职尽责。

在加拿大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当康纳德·布莱克紧紧地控制了全国的报业时，这位报业巨头曾用手中的报纸来影响当代加拿大的政治。他让新创办的全国性报纸《国家邮报》成为一个锐利的政治武器，在争取为加拿大建立一个新的右翼政党和建立加拿大联盟的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传媒垄断造成新闻流通的不平衡的情况下，公众的知晓权和社会民主面临着危机。新闻传播应该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将传播业仅仅作为一种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