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期西方各国的新闻信息与政治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西方各国的新闻信息与政治

一、美国

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不断壮大的媒体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开始强化，甚至媒体成了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另一方面，政府也开始主动利用媒体来推行自己的政策。

20世纪伊始，美国现代报业的奠基人普利策就率领着他的《世界报》与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展开了一场斗争。1903年，美国政府以4000万美元买下了法国新巴拿马公司的全部财产和运河使用权。1908年8月，《世界报》发表言论，指责美国政府及当事人在运河交易问题上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随后，《世界报》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新闻与评论。罗斯福一面在其他报纸上发表文章反驳《世界报》的批评，一面在当年12月向国会提出了有关诽谤罪的特别咨文。次年3月，美国司法部长代表政府在纽约法院以诽谤罪起诉普利策及《世界报》。普利策积极应战，声称政府是民有的，任何人都应受到舆论制约和人民监督，如果《世界报》败诉，报界就失去了批评政府的权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10月，美国联邦法院驳回了政府的起诉，而且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司法判例：政府不能轻易地把公民作为诽谤罪的起诉对象。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1920年，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名州长竞选人的演说，其中有指责芝加哥市政府财政败坏、信用破产的文字。市政府向法院控告该报损害名誉。市府的起诉书说，报纸的批评只能限于刊登真实的材料，并出于善良动机和高尚目的。现在，由于报纸的诽谤，市府在市政建设和发行公债的过程中受到了1000万元损失，要求报社赔偿。这场诉讼历经3年之久。1923年，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报纸和公民一样，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具有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同样，报纸和公民也可以批评市政公司，而不受诽谤法的约束。如果政府能控告一家报纸诽谤，就是说它也能控告一个公民诽谤。这就不仅是新闻自由问题，而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问题了。该最高法院还指出，除煽动他人破坏现行法律、或以暴力或其他手段推翻政府以外，其他任何反政府的言论或文字都应当被认为是绝对权利。结果是法院判决报社无罪，芝加哥市政府败诉。该判例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美国“公正评论”的法律原则，确立了新闻界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原则。这无疑是对“批评政府无罪”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在美国新闻史上，关于报刊能否在事前不受限制和不受政府、法院惩罚性措施威胁的条件下享受出版自由，也曾有过争论。

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尼尔诉明尼苏达州”一案所做的判决被美国学者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1925年明尼苏达州通过了一条法律，同意对用意恶毒、造谣中伤的出版物进行限制，后来这条法律被用来对付明尼阿波利斯的《星期六新闻报》，以制止它对官员进行诽谤和攻击。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出版自由委员会主席、《芝加哥论坛报》发行人罗伯特·R·麦考密克（Robert R.McCormik）则认为，不管《星期六新闻报》多么卑劣，这条法律都构成了对所有报纸的威胁。于是他聘请律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结果最高法院裁决，明尼苏达州的这条法律不符合宪法，因为它允许对出版物事先施加限制。

在这一案例中，出版自由得到了捍卫。但在三年后，又一起案件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34年路易斯安娜州通过一项法令，对该州发行量在2万份以上的报纸征收占其广告收入2%的特别税，于是这个州的报纸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1936年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为路易斯安娜州的这项税收不合宪法，判决书说这项法令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谋略……用以限制消息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是宪法保障赋予公众的权利。”

在政府与新闻界明争暗斗的同时，一些精明的政治领导人也开始充分利用新闻界的巨大威力来为自己的政策服务。1897年，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第一个设立专职的新闻官员。1908年，第27任总统塔夫脱开始了定期的记者招待会制度。这一方面，美国第26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罗斯福显然接受了他的叔叔老罗斯福与新闻界对立的教训，一直与新闻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位12年中举行过近1000次记者招待会，平均每周达两次。同时还时常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罗斯福对广播的利用一直为政界和传媒界人士所津津乐道。罗斯福是1933年在美国大危机最为严重时上台的，为了推行他的“新政”主张，他敏锐地选择了当时刚刚兴起的传播工具——广播。他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职，随后在3月12日第一次利用广播向6000万美国听众谈论他的政治主张。由于他是在白宫楼下起居室的炉边发表的谈话且采取了很随意的谈话形式，历史上称为“炉边谈话”。5月7日、7月24日、11月24日罗斯福又多次发表谈话，上千万美国人不仅通过收音机直接听到了罗斯福那亲切有力的声音形象地解释“新政”措施，在7月24日，美国人甚至可以听到总统在谈话中要水、倒水的声音和总统“华盛顿天气可真热啊”的抱怨。从今天的观点看，“炉边谈话”不仅对稳定美国人心，战胜危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不仅对推动广播这一新兴媒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新闻信息发布制度从统治到治理的一个重要转变，表现出政府主动地利用新闻工具通过发布新闻信息而实现社会协调和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所以，“炉边谈话”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英国

英国在20世纪前期正处于缓慢衰落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虽然最后成了战胜国，但是国力也遭到了极大的损耗，而且在战争中唤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冲击大英帝国的根基。作为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对兴起中的德国法西斯主义采取了自欺欺人的绥靖政策，最终还是没有避免战争。这一时期，英国的新闻传播业作为新兴产业在这个缓慢衰落的国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英国的新闻业与英国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和美国一样，英国的媒介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不一样的是，英国媒体更多地介入了英国所面临的国际事务。

20世纪前期，英国的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896年由英国著名报人北岩勋爵创办的全国性早报《每日邮报》成了英国现代报业的典型。这张报纸到1899年发行量近百万份，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一大报，而其成功的一大特色就是与政治的结合。北岩勋爵自己曾经总结说，当时的世界是地方范围的狭隘的政治正在让位给世界事务。于是他加大了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力度，他高薪聘请一流记者常驻世界各重要城市迅速报道重大事件，例如189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1897年的土希战争，1898年的英布战争等等，而且报道风格清新、生动、全面。可以说北岩勋爵是较早敏锐地认识到世界一体化正在形成的新闻人。

带着《每日邮报》的成功，1907年北岩勋爵又接管了《泰晤士报》，到一次大战前，他已经建立起当时英国最大的报业集团。在一次大战中，北岩勋爵保持了报纸的政治化传统，开始介入战争宣传。1918年他甚至被政府任命为“对敌宣传总监”。英国是报刊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报纸介入政治甚至介入战争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是北岩勋爵认为新闻自由与责任有关，甚至与国家安全相连。他对德国的宣传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对敌宣传部被称为“德国自信心破坏部”，拉斯韦尔也认为“英国在宣扬人道主义战争目的方面出奇的成功”⁽⁶⁾。

20世纪20年代，世界各出现殖民地出现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纷纷要求独立的浪潮。为了防止大英帝国的解体，英国试图建立英联邦来维持殖民统治。刚刚出现的广播成为英国政府的工具。192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时就采用了公营的形式，既不像美国归私人所有，又不同前苏联为国家所有。1932年英国开始对殖民地广播，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国际广播的国家之一。1944年BBC对外广播的语种达39种。

30年代是英国绥靖主义盛行的时期，英国的媒体也加入了对德妥协的绥靖主义宣传中。1940年5月10日，就在德国军队攻克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之时，坚定的对德强硬派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他通过广播发表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声称：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就是竭尽所能与敌人决一死战；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只有一个，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这个就职演说成了可以与“炉边谈话”相媲美的另一个新闻信息传播史上的经典。

三、法国

从宏观角度看，在20世纪前期，法国新闻业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出了一种中间道路，既不像美国那样媒体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实行对政府的监督，也不像意大利和后来的德国那样媒体完全成了政府的喉舌，法国媒介的国家化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报刊印刷技术得以迅速发展。1880年巴黎报纸的发行量达到200万份。1910年，巴黎报纸的发行量超过500万份。但是法国的媒介发展这一时期与法国的政治密切相关。1894年，法国曾发生过一个所谓的德雷福斯案件。法国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无端指控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充当内奸，把情报出卖给德国人，并借此在法国掀起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军国主义、反犹主义，教权派和王权封建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法国的报业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大多数的报纸都站在了民主势力一方，认为德雷福斯无罪。著名作家左拉还在《震旦报》上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历时5年的斗争最后以民主派的胜利而结束，法国的军方总参谋长引咎辞职。

法国媒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还可以从总统的选举中看出来。1913年上任的法国第三共和国的第九任总统普安卡雷，早年做律师时就喜欢为报纸写新闻和评论，《晨报》、《费加罗报》、《巴黎回声报》、《小日报》等著名报纸经常发表他的署名文章。他卸任后对写作更是乐此不疲。1920年他的全年总收入为17万法郎，其中报纸稿酬就为12万法郎。⁽⁷⁾接替他在1920年上台的第十任总统普安卡雷，上台之前也经常写政论文章，在以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多数选票当选后，他进爱丽舍宫上班的第一件事还是浏览当天的报纸，特别是看一些政论文章。⁽⁸⁾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法国的报业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法国报纸的商业化进程缓慢，政党报纸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一些报纸的经营者利用报刊的力量进行政治宣传操纵舆论，与政治力量结为一体。他们被称为政治企业家。其结果是本应监视、批判权力的新闻媒体丧失了自己的功能。当时法国报业的国家化倾向也相当严重。1880年到1914年，法国政府每年都有一笔补助报纸的秘密开支，一次大战后法国政府将报纸津贴正式列入了政府预算中，如1933年的预算是7100万法郎，其中外交部的宣传费就是3300法郎。法国报纸的特性也为他国所了解，甚至出现了他国政府出钱收买法国报纸的现象。例如希特勒上台后1933～1938年德国用于法国的宣传费为600万马克，1938年后更是每年高达2400万马克。

法国新闻媒体的国家化倾向更是直接体现在新兴的广播媒体方面。1923年法国的第一部广播法就规定广播为国家所专有。后来在邮电部的特许之下，1925年以后私营电台开始了蓬勃发展，这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不安。1927年法国开始限制发行许可证。到1937年，法国有3个全国广播电台，18个地方电台，私营电台只有18家。二战期间法国的德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设立了新闻处，开始了对新闻报道的严格检查和控制。

四、德国

德国在20世纪上半期的新闻信息传播呈现出了一条U字形的发展道路。在一战结束后，随着德国社会民主改革的推进，德国的新闻出版业也开始了从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过渡，制定了许多保障新闻自由的法规，新闻自由的实现也带来了德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但是德国的社会改革是在非常困难的国际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也进行得很不彻底。随着法西斯势力及其代表希特勒的上台，德国的新闻传播业又开始被纳入了更为严格的控制之中。

1918年11月民主革命后，德国成为共和国。1919年在魏玛城通过了宪法，宪法第118条规定：“每个德国人在一般法律的范围内，都有权通过言论、印刷品、图画以及其他方式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均不能损害这种权利。当他使用这种权利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予以歧视。不再实行书报检查……”⁽⁹⁾同时还规定，不进行新闻检查。但是，关于电影，可通过法律设置其他规定。此外，为取缔粗俗的文学及猥亵的文学，以及在公开展览及演出时，为保护少年，可采取法律措施。为防止再出现帝国时期议会随意废止自由权利的情况，宪法规定重新实行书报检查必须取得赞成修改宪法的2/3的人数的支持。

这条规定的特点是，第一，取消了19世纪制定的出版许可制、提供担保、课税等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第二，保障劳动者的言论自由。第三，规定了保障儿童权益及电影的法律。

共和国时期新闻出版自由基本得到了保障，德国的新闻传播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全面发展的机会。报纸在1932年达到4703种，总发行量2600万份，为当时历史最高记录。1933年1月，各种政党的报纸和杂志多达2700种。

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开始了对报业的整顿。靠群众运动起家的希特勒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在1月31日上台后，2月27日就制造了所谓的“国会纵火案”，以此为借口封闭了50多家共产党的报纸和130种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同时宣布停止实行《魏玛宪法》所规定的出版自由的条款。同年3月，希特勒又成立了以宣传高手戈培尔为部长的国家宣传部。3月18日，戈培尔在上任之初就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声称新闻界应该是政府手中一架可以随意演奏的钢琴，新闻界的任务就是成为为政府效劳的、影响群众的重要工具。为了达到完全控制新闻信息的目的，希特勒政府还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1933年颁布了《新闻记者法》，规定非雅利安人种的德国人、“政治上有害的”人不得从事新闻工作。同年又接管了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改名为德国国家通讯社。1933年以后，又以暴力和强制的手段没收、接管、兼并德国的民间出版机构。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报刊的数目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4000～5000家减少到了1000家左右，纳粹报纸占了全国报纸发行量的80%以上。国家化的广播电视也成了纳粹政权进行对内统治和对外战争的舆论武器。

五、意大利

意大利20世纪前期的新闻信息管理是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化结合在一起的。由于他较早并较为成功的控制了意大利的新闻媒介，他的经验甚至后来成了德国、日本效仿的榜样。

意大利的新闻自由是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实现的。在欧洲革命中，意大利的萨丁王国、那不勒斯王国等都先后被迫颁布了自由主义的宪法，承认了新闻自由的原则，也导致了意大利新闻出版业的缓慢发展。1870年意大利通过普法战争实现统一后，意大利还出现了报纸由政治化向企业化的缓慢过渡。但是，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在各个方面都属于发展比较慢的国家。

意大利长期以来缺乏民主制的传统，一旦出现经济危机，人们就寄希望于某位“救星”，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当道提供了条件。20世纪一次大战结束后，意大利经济凋敝，债台高筑，民怨沸腾。于是许多不满现状的下层民众投到了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麾下。

墨索里尼是从新闻界起家的。1912年～1914年，墨索里尼曾主编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由于他在《前进报》上竭力鼓吹意大利参战，被当时反对战争的社会党开除。此后，墨索里尼转变成了一个法西斯主义者。1914年底，他在米兰创办了狂热地鼓吹战争的《意大利人民报》，并且在战争中亲自加入了意大利军队。战争结束后，墨索里尼一面继续主办《意大利人民报》，一面在1921年11月成立了国家法西斯党。次年10月，墨索里尼借意大利国内危机组织了所谓的“进军罗马”，从国王手里夺取了政权。

上台后，墨索里尼对新闻信息的管理非常重视，他曾一度亲自在内政部新闻处兼职。为了完成意大利新闻业的法西斯化，他开始控制各新闻机构。在上台的当年就颁布行政法规，限制社会党、共产党、天主教党、自由党等反对派报刊。此后他还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整顿新闻机构，消灭反对派报纸。墨索里尼颁布《新闻法》，规定一区一报制。这不仅可以控制舆论界，同时可以成为取缔反对派报纸的借口。

第二：整顿新闻人，建立组织控制。1925年起，墨索里尼公开而全面地实行了新闻传播业的法西斯化。这年政府颁布的《新闻记者登记法》规定：“凡不对法西斯效忠者，均不得从事新闻事业。”⁽¹⁰⁾接着从地方到中央成立法西斯记者工会，从组织上有系统地控制新闻工作者。

第三：制造莫须有的案件，镇压反对者。1926年，法西斯分子向《晚邮报》大楼投掷炸弹，同时对其攻击污蔑，《晚邮报》总编辑被迫辞职。1926年11月，当局又制造所谓刺杀墨索里尼事件，以此为借口实行全国大搜捕，所有反法西斯的报刊全部被封闭。

第四：实行新闻检查。1924年因社会党议员马蒂奥特发表反法西斯的演说而遭到暗杀，意大利多家报纸攻击法西斯党。1925年，墨索里尼制定了《法西斯新闻言论法》，取消了言论自由，同时，开始对新闻报道进行检查。政府规定，国内新闻由地方长官负责，外籍记者由邮政总局负责，新闻检查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删改或扣压新闻。

墨索里尼认为，报纸是政府事物的一部分，不能由私人自由经营。他上台之后，1922年就把斯蒂芬电讯社改组为国家通讯社，其他通讯社不得向外发稿和派驻记者。1935年，该社全部经费由政府负担，从而完全置于法西斯党的控制之下。他对新兴的广播也加强了控制。1924年10月，罗马广播电台在两家无线电公司的支持下开通。同年12月，这两家公司组建意大利广播联盟，并获得邮电部6年的经营特许权。1927年该公司改名为意大利广播收听公司，实际上成为官方的控制机构，获得25年的垄断经营特许权。出于宣传法西斯主义的需要，意大利的广播事业发展较快，各大城市陆续建立广播电台，至1943年法西斯垮台前，意大利已有广播电台41座，全国性广播网2个。

墨索里尼改造和控制媒体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其法西斯政治服务，他曾要求报纸“对政府有益的事就积极报道，反之就拒绝报道。”在他执政期间，媒体负责人要经常到新闻宣传部接受指示。1929年以后，墨索里尼开始大权独揽，不仅是政府首脑，而且身兼政府13个部中8个部的部长。媒体在他的授意下开始鼓吹对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随后媒体又成了墨索里尼煽动对外法西斯战争的工具。

六、日本

日本近代新闻信息传播制度的建立带有很强的国家性和封建性。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新闻业也得到了两次较大的发展，获取了某些独立发展的空间。但是日本自19世纪末到二次大战的发展是靠对外侵略扩张来实现的。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膨胀和法西斯势力的上台，日本报刊“独立性”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直至最后与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媒体完全被政府所控制，成为法西斯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

明治晚期公布的《日本帝国宪法》第29条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¹¹⁾但实际上由于“言论四法”的“法律许可”限制，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日本新闻传播的独立性空间十分狭小。到了1909年5月，日本政府重新公布《报纸印行条例》，《条例》对报刊的限制极为严厉，成为日本战前最基本的新闻法规。

日本媒体的发展是与日本的对外战争密切相关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先后发动并参加了三次对外战争，即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参加八国联军、1905年的日俄战争。在此期间，日本媒体快速发展，建立了现代报业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日本报纸发行量最大的《邮便报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朝日新闻》等平均不过2～3万份，到20世纪初，《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万朝报》等大报的发行量平均达到了20～30万份，增加了十倍。这一时期，报纸基本上在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煽动国民的战争意识，为日本的军事扩张制造舆论。

20年代是日本的报刊杂志发行量增加较快的时期，大报的发行量达到了50～60万，媒介的“独立性”也有了一定的增强，但是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日本对华扩张的加快和军国主义势力的上台。日本的媒体也被迅速地纳入了日本对外战争的轨道。

1931年“九·一八”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政府就加紧了对媒体的控制。首先是建立专门的新闻信息管理机构。1932年，在外务省下建立了一个“情报委员会”，1936年又改为“内阁情报委员会”，并正式纳入了官员编制，再后来改为“内阁情报部”。该机构主要是负责舆论宣传和对媒体的控制。其次制定新闻统制法规，除了以前的“言论四法”，日本政府又通过了一系列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对报业进行严酷的管制。如1938年5月公布了《国家总动员令》，规定：“在战时，政府出于国家动员的需要，得依据法令对于报纸及其他出版物的内容予以限制或禁止。”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报纸刑事登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临时取缔法》、《战时刑事特别法》等。其三，媒介的整顿合并。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控制了广播，甚至NHK每日广播的大纲都由内阁情报部审定。日本政府和军部出面将日本的两大通讯社——“电报通讯社”和“新闻通讯社”进行了合并，改为“同盟通讯社”。日本政府还实行了“一县一报”的合并，全面整顿现有报刊。经过以上措施，日本的媒体开始完全按照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意志行事，充斥广播和报纸版面的都是鼓吹“圣战”的言论以及宣扬“皇军”、“赫赫战绩”的报道，日本媒体沦为了战争侵略的鼓手。

复习题

1.简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新闻管制政策。

2.20世纪西方国家的媒介与政治分几种类型？试简述之。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的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1页。

(2)《京报》，1914年4月14日。

(3)《政府公报》，1916年7月9日。

(4)《国会与报界之今后责任》，1916年7月22日《申报》。

(5)《新闻研究资料》第12辑，P24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

(6)《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英】哈罗德·拉斯韦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7)《法国历届总统小传》，【法】多米尼克·弗雷米，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46、160页。

(8)《法国历届总统小传》，【法】多米尼克·弗雷米，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46、160页。

(9)《联邦德国大众传播媒介》，赫尔曼·麦恩，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1994年，第13页。

(10)《世界新闻史》，李瞻，三民书局，1983年，第431～432页。

(11)《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刘迪，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7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