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的出版

一、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的出版^[31]

1949年10月3日至19日，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出版会议——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于9月间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有关出版事业的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一条转变成事实，以满足千百万渴望着书报、渴望着文化的人民的需求。

1950年3月25日，出版总署公布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的《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决定》强调全国新华书店必须迅速走向统一集中，同时，《决定》对新华书店的出书内容也作了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出版“工农通俗读物”。10月28日，中央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中提出：“出版总署应当充分地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著作和编译的力量，使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出版物（尤其是通俗书刊）能有丰富的供应，同时要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使出版物在质量上逐渐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创作年画和连环画的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召见新闻出版界有关方面的同志，指示要抓好开展新年画的工作。他说，年画这一形式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反动统治阶级拿它来散布反动思想，我们要用这种形式去宣传革命思想，并要帮助旧艺术人员改造思想；他还对年画的定价和在农村普及等问题作出指示。1949年11月，文化部召开新年画工作会议。会议就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950年新年画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文化部起草了文件稿送中央宣传部审阅。11月22日，陆定一、胡乔木联名写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请示。23日，毛泽东看了附送的《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送审稿后批示：“应有沈雁冰署名。应公开发表。”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对稿中的部分内容和文字作了补充、修改。^[32]

连环画册是通俗读物中的重要品种。1950年初，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喜欢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你们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批新连环画，把那些宣扬神怪、武侠、迷信的旧连环画去掉。于是，文化部很快建立了专门出版连环画册的大众图画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思想健康、艺术新颖的新连环画册。195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大众图画出版社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组织编创和大量出版连环画册也成为人美社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1年3月18日，由中宣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发行工作座谈会上，胡乔木在发言中提到，当前全国人民对书刊的发行量的需要是很多的，可是目前所出的报纸、刊物、书籍远落后于广大人民的需要，发行的数量实在太少。主要原因在于：①出版界对广大读者出版通俗的东西，需要解决，应该大量出版通俗读物，因为今天工厂里、农村里、部队里都没有东西看；②现在出的东西，《工人日报》不通俗、《人民日报》不通俗，连环画通俗易懂些，也是没有发行下去。会议最后讨论的结果中，提出由出版总署召开一个会，解决编印大量销行的通俗读物问题，并酝酿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商讨编印通俗读物的问题。

1951年4月，中央宣传部召开“通俗图书报刊出版会议”，陆定一部长在27日的会议总结报告中说：“通俗报刊出版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国数万万人民的问题”，“通俗报刊出版工作是我们国家的大工作，大家应该努力做这工作”。他认为，通俗的书籍要切实选几种出版，内容如关于抗美援朝、政治思想等，要使得这几本必要的书像以前的《三字经》、《百家姓》一样，做到家喻户晓。另外，他还对通俗读物出版中的编辑干部训练问题、发行问题以及对优秀通俗读物的奖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33]

解放初期，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政治理论，迫切需要通俗解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的辅导读物。像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写得通俗易懂，受到广大干部和青年读者的欢迎，但像这样优良的读物出版的数量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对通俗读物的需求日益增长。1953年夏，出版总署向工人、农民、农村干部、小学教师和部队士兵进行了若干典型调查，调查发现当前图书市场上真正适合他们需求的通俗读物太少。他们需要的通俗读物，主要是关于政治理论教育、政策解释、科学技术、文艺、文化学习几个方面。据1953年上半年的出版统计：在1 948种通俗图书中，地方国营出版社出版的占50.2%，私营出版社出版的占42%，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占3.5%，中央一级国营出版社出版的仅占4.3%。由于国营出版社的力量薄弱，而人民群众对通俗读物的需要又很迫切，因此私营出版商大肆进行投机活动，以致许多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通俗读物充斥市场。^[34]

1953年10月8日，出版总署党组小组向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成立中央级的通俗读物出版社的请示报告。12月8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批准，中央宣传部向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宣传部并中央各部委、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妇联发出电报称：“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党向人民群众经常地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弥补出版工作上的这一薄弱环节，中央决定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社的书刊以识字2 000多以上（即完成扫盲识字学习）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及其基层干部为主要读者。电报要求“各地省市以上党委除了加强对当地地方国营出版社的领导外，并注意推动文化团体和作家编写一些真正通俗的、适合工农群众阅读的优良的通俗读物，供给通俗读物出版社”。^[35]

从1950年到1954年，全国新出版的通俗读物和连环画（连环画缺1950年数字），据文化部统计共计13 200余种，初版和重版共印行4.69亿余册。在每年出版的一般书籍中（不包括课本、图片），各种通俗读物的种数和册数大体都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在通俗读物的种数中，地方出版社出版的约占70%。^[36]

1950年12月和1952年4月，《人民日报》先后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配合“两论”的学习，李达（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于1951年3月至1953年1月在《新建设》杂志先后发表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同时提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毛泽东对李达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面寄予殷切的期望，他于1954年12月28日给李达的信中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37]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信，不仅是对李达写作以极大的鼓励和帮助，也是对用通俗化的语言普及马列主义的一种关心和重视。李达著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重印。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出版了李琪著的《〈实践论〉解释》和《〈矛盾论〉浅说》，这些通俗哲学读物对于向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通俗读物的内容来看，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为适应识字不多的广大工农干部的需要，图文并重的通俗读物有了显著的发展。第二，用图解的方式宣传解释政策法令的通俗读物受到群众的欢迎。例如1950年5月《婚姻法》颁布后，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写的《〈婚姻法〉图解通俗本》，约请上海美术界张乐平、赵宏本、特伟等近30位著名画家配图，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出版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全国发行了1 800余万册，对婚姻法的普及宣传起到很大作用。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速成识字运动和扫除文盲运动，出版发行部门仅在1952年下半年就供应冬学和成人识字班用的文化课本和通俗读物2.7亿余册。中南地区出版的《农民文化读物》印行1 000余万册，川北出版供农民识字用的《三字经》之类的通俗读物，仅川北一地就销售了几十万册。^[38]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的大量出版发行，在配合民主建政、土地改革、惩治反革命、抗美援朝等历次政治运动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特别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起了比较显著的作用；在提高群众的知识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国营出版社的壮大和发展，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俗读物的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195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对加强农民读物的出版工作做出指示，中央宣传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集有关方面传达和研究，于1956年2月20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加强农民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改进措施有：以现有的通俗读物出版社为基础，成立农村读物出版社；以原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的编辑机构为基础，成立科学普及出版社；将公私合营的财经出版社改组为农业出版社；中央一级其他出版社将担负一定的供应农村通俗读物的出版任务；一般省的人民出版社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出版农村所需要的各项读物。此外，还就《农村青年》等期刊应力求通俗、扩大向农村发行，以及有计划地组织出版农村通俗读物，广泛动员和组织写作力量，改善农村发行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准备采取的各项措施。此后一个时期，特别是60年代初期农村通俗读物出版方面有了较大改进，主要表现在：^[39]

（1）比较注意系统地出版农村读物。1960年后，各地出版了50余种通俗读物的丛书，包括了各个门类的书籍。同时，各地出版社都较多地注意了基本知识性读物的出版。在50多种通俗丛书中，基本知识读物就占了30余种。此外，还有为农村读者迫切需要的实用知识读物。

（2）注意结合当前的工作和问题，出版一些基础理论知识读物。如湖南的《谈谈客观规律》、《和农村干部谈谈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这些书都是试图从基础理论知识着手来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政策水平。

（3）农业技术书籍方面，“大跃进”时那种不切合实际或轻率宣传不成熟经验的情况已有改善，比较注意了质量。一些出版社注意整理已出版的农业技术书籍，将其中有特色的或有保留价值的加以修订、提高；不少出版社注意出版一些农业生产基本知识读物；也出现了某些新形式的农业技术读物，如广西的《丰产传》，是章回体形式的文艺科技读物，江苏的《肥料经》、《养猪经》等，是顺口溜形式的通俗科技读物，都是有意义的尝试。

1963年8月，人民出版社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在通俗读物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农村读物出版社。在该社独立前，日常行政工作和党的关系仍由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出版业务受文化部出版局直接领导。10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胡愈之主动要求到农村读物出版社蹲点。至于蹲点的目的，他说：“我已经快70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一生的最后几年还想办一件事，就是为五亿农民编好一本书。这本书取名《东方红》，今年编，明年读，每年春节前发行。”^[40]胡愈之从《东方红》的拟定栏目、讨论选题、选稿、组稿、编稿到审稿都亲自参加，而且认真严格，一丝不苟，甚至还具体指导编辑，为“学科学、破迷信”的栏目出点子，并画了版式设计图。他还经常要求编辑们到农村去。并说，出版农村读物，不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调查研究、组稿、编稿，那怎么能编得好呢？

1965年3月，胡愈之亲自带领出版社的编辑，到浙江和湖南两省农村采编《东方红》稿件。胡愈之参与编辑的这期《东方红》于1966年1月出版，由于内容十分贴近农民生活，丰富、实用，编排新颖、图文并茂，发行后深受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一百几十万册。

这一时期，一些出版社在为农民出好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家史《太行人家》一书，是由出版社派出工作组到山西晋东南地区，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帮助各县成立家史编辑组，广泛发动群众访家史、议家史、写家史。在半年时间中收到7万多篇家史初稿，然后初选出96篇共97万字，再精选其中的17篇16万字，经过编辑加工后出版。经过努力，1964年全国专以农村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图书出版了1 700多种，还出版了新年画800多种（其中现代革命题材的占97%），家史等“四史”读物出版92种，大部分发到农村。

1963年10月18日，周恩来在参观《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所举办的展览会上指出，要解决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问题，《中国青年》今后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要实行这个方针，《中国青年》的发行份数就要大大增加。周恩来还对《中国青年》的内容提出要求，刊物质量要提高，内容和形式也要改进。刊物内容主要是向农村青年灌输知识，包括阶级知识、生产知识、科学知识、哲学知识等；还要讲讲国内外形势。刊物的文章要使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看得懂，并且要通过知识青年再讲给文化水平低的农村团员和青年听，所以文章要短些，小品要多些。文章还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合农村的情况。^[41]

为了使农村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能够读到好书，使农村文化室有一套质量较好的基本读物，文化部指定农村读物出版社从全国出版社出版的适合农村需要的图书中选编“农村版”，内容包括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科技读物及工具书。在编辑时，作者、编辑针对农村读者的情况作必要的加工。第一批“农村版”图书15种，于1965年12月起陆续出版，首次印行1 200万册，直接发往农村。这批书从各方面降低成本，15种书的总定价只有4.17元。^[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