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出版概述

第一节　新中国文学出版概述

1951年3月28日，新中国第一家专业的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由冯雪峰出任社长，由此拉开了系统出版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作品的序幕。1950年1月青年出版社在北京成立，1953年4月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改称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属共青团中央领导，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定位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出版社。此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青年人喜爱的文艺作品。1953年11月作家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专业文艺出版社。1952年6月1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上海成立，这是最早成立的地方专业文艺出版社。另有长江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几家地方专业文艺出版社在50年代成立，再加上也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综合类出版社，文艺出版的阵地已初具规模。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从两个方面入手开展首批业务工作。一是重印全部鲁迅著作的单行本26种；二是继续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文艺建设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出21种，包括重印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文艺建设丛书》共出19种，包括柳青的《铜墙铁壁》、刘白羽的《早晨六点钟》、孙犁的《风云初记》、柯仲平的《从延安到北京》等。

1951年和1957年，毛泽东先后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文艺创作和文学出版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文艺界和出版界迅速赶上时代的步伐，以高度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努力把解放前后的火热的斗争生活概括到作品中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2年，出版了一大批各种体裁的文学著作，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兴旺景象，出现了新中国文学出版工作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版问世，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等，曾享誉一时，感动了千百万的读者。新中国成立不到10年的时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版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仅1956年就出版了新创作的小说和诗歌1 070种，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印数达到数十万册，比如《保卫延安》80万册，《高玉宝》77万册，《三里湾》60万册，《三千里江山》39万册，《谁是最可爱的人》28万册。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水浒》校注本，随后《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相继出版，这5部古典文学名著初版和重版的数量到1956年年底累计达129.1万部，其中《水浒》为36.6万部。之后，《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选》等在50年代前期也陆续与读者见面。古典文学的整理与出版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同时，外国文学名著的引进与出版也陆续展开。

在这段时期里，各种体裁的作品中，新创作的小说收获最为丰富，其中长篇小说尤为突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冯德英的《苦菜花》、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都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文学读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一创”，即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和柳青的《创业史》，一时脍炙人口，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艾芜的《百炼成钢》等也都有很大影响。兄弟民族的创作中，则以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和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等最受读者欢迎。中篇小说创作虽然比起长篇来稍有逊色，但也有一些优秀之作出版，如孙犁的《风云初起》、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

50年代编选的短篇小说集，数量也很可观。其中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王愿坚的《党费》、茹志鹃的《百合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等都受到社会上各方面的重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说合集《新生活的光辉》，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吴运铎的传记文学《把一切献给党》一书，深受青年读者喜爱，广泛流传，作者被誉为中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上述这些作品视野广阔，题材多样，在艺术表现力和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较解放前的作品都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是这一阶段各类文学图书中最重要的出版物。

这一时期，诗歌也涌现了不少佳作。长诗有乔林的《白兰花》、李季的《杨高传》（3部）、田间的《赶车传》、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在一个短时期里集中出版了这么多的长诗，是不易多得的收获。诗歌创作更多的是以诗集的形式出版。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成为文学出版工作的一大盛事。该书后经增补，曾不断重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印数达到百万册以上。其余如《艾青诗选》、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萧三的《和平之路》、郭小川的《月下集》、严辰的《繁星集》、臧克家的《欢呼集》、贺敬之的《放歌集》、冯至的《十年诗抄》以及阮章竞、李季、公木、戈壁舟、张志民等人的诗集也都相继出版。尤其可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不少年轻的新诗人，如李瑛、高缨、雁翼、严阵等都首次出版了诗歌集。

在50年代后期，因受“浮夸风”的影响，群众编写了大量以“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为内容的歌谣，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诗歌集出版，这虽然表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但多半是些口号式的语句，好的作品很少，所以在一段时间以后，就被淘汰了。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4卷本《志愿军一日》和3卷本《志愿军英雄传》，使广大读者对抗美援朝的斗争生活有了进一步的深刻了解；接着又出版了10卷本《星火燎原》，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业绩，成为这一阶段里军事文学的出版高峰。

这一时期散文作品的出版也很繁荣，影响最大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它几乎成了青少年学生的必读课文。还有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冰心的《樱花赞》、刘白羽的《红玛瑙集》、杨朔的《东风第一枝》、曹靖华的《花》、秦牧的《花城》等，都多次重印，受到读者的欢迎。

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展示新中国成立10年的文学出版成就，曾于1958年至1960年分三批选编全国优秀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共126种，成套精装出版，蔚为壮观。该社又在1959年德国莱比锡图书展览会上提供了一批特种精装本。线装影印的《楚辞集注》在这次展览会中获得金奖。

为了整理出版鲁迅著作，出版总署于1950年在上海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社，着手注释工作，准备在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基础上，重新出版有注释的鲁迅全集。1952年该编刊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56年开始出版《鲁迅全集》第1卷，至1958年出齐10卷。接着又出版了10卷本《鲁迅译文集》。两套20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出版工作所完成的第一项大工程。

除鲁迅作品外，20世纪50—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对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的著作也作了初步编辑整理工作，出版了《瞿秋白文集》14卷、《沫若文集》17卷、《茅盾文集》10卷、《巴金文集》14卷、《洪深文集》4卷，并开始出版《叶圣陶文集》和《郑振铎文集》。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编辑整理了一批五四以来其他作家的选集、诗集、小说集等，包括《许地山选集》、《郁达夫选集》、《殷夫选集》、《柔石选集》、《蒋光赤选集》、《应修人、潘漠华选集》、《鲁彦选集》、《萧红选集》、《沙汀选集》、《艾芜选集》等。诗集有《闻一多诗文选集》、《朱自清诗文选集》、《冯至诗文选集》、《臧克家诗选》、《戴望舒诗选》、《刘大白诗选》、《刘半农诗选》、《王统照诗选》、《李大钊诗文选集》以及汪静之的《蕙的风》等。小说有《沈从文小说选集》、《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冰心小说散文选集》、《丁玲短篇小说选集》、《胡也频小说选集》、《老舍短篇小说选》、《叶紫创作集》、《废名小说选》等。剧本有《夏衍剧作选》、《曹禺剧作选》、《田汉剧作选》、《丁西林剧作选》、《欧阳予倩剧作选》、《阳翰笙剧作选》、《于伶剧作选》以及陈白尘的《岁寒集》和吴祖光的《风雪集》等。散文有《绀弩杂文选》、《唐弢杂文选》、何其芳的《散文选集》、靳以的《过去的脚印》和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等共约90多种。此外还整理重印了一些长期受读者欢迎的著名长篇小说和诗歌，如《女神》、《子夜》、《家》、《春》、《秋》、《倪焕之》、《骆驼祥子》等。

上述这些全集、文集、选集及单行本的整理编辑出版，使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创作情况大体上展现了出来，为今后进一步更为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出版的是经过整理校勘和注释的《水浒》，后来《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等都大体上按《水浒》的整理校勘方式陆续出版。

为了做好古典名著的普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编选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到1962年已出版15种，包括余冠英选注的《诗经选》和《汉魏六朝诗选》、马茂元选注的《楚辞选》、罗根泽等选注的《先秦散文选注》、李炳英选注的《孟子文选》、方孝博选注的《荀子选》、冯至等选注的《杜甫诗选》、钱锺书选注的《宋诗选注》、游国恩等选注的《陆游诗选》、顾肇仓选注的《元人杂剧选》等。没有收入丛书的还有王伯祥的《史记选》、舒芜的《李白诗选》、余冠英的《乐府诗选》、马茂元的《唐诗选》、陈迩冬的《苏东坡诗词选》、张友鹤的《聊斋志异选》等。

受到文化界学者专家们欢迎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也是一套质量较高的古典著作，包括《文心雕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文则·文章精义》（系两书合集）、《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诗品注》、《白雨斋词话》、《苕溪渔隐丛话》、《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沧浪诗话校释》、《带经堂诗话》、《随园诗话》、《瓯北诗话》、《惠风词话·人间词话》、《饮冰室诗话》等，到1962年已出版21种。这对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遗产有着较为深远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里，开始重印一批卷帙浩繁的文学古籍，如《古本戏曲丛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宋词》等，工程巨大，收效甚佳，既为文化积累作出了贡献，也为整理出版古籍提供了经验。

为了更好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1954年成立了文学古籍刊行社，专门整理出版古籍名著。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诗集传》、《春秋经传集解》、《吕氏春秋集释》、《史记今注考证》、《类说》、《六十种曲》、《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杜少陵集详注》、《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盛世新生》、《词林摘艳》、《元曲选》、《全相平话五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世说新语》、《聊斋志异》、《水经注》共69种。其中多半篇幅巨大，印制工作相当繁重，有的线装，有的精装，难度较大而成绩显著。到1957年底，因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该刊行社并入其他单位，原定的系统重印古典文学的选题计划被迫中断。

外国文学方面，50年代初期主要是翻译出版苏联当代创作。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从俄文重新校订后，一版一次就印行了50万册，接着又多次重版。《母亲》、《铁流》、《毁灭》、《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静静的顿河》等虽系旧译，也都经过原文校订出版，印数也很多，影响也很大。此后直至60年代初期，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大量翻译出版。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真正的人》、《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教育诗》、《水泥》、《顿巴斯》、《恰巴耶夫》、《时间呀，前进！》、《叶尔绍夫兄弟》、《不平凡的夏天》、《金星英雄》、《磨刀石农庄》等，接连不断地在书籍市场上出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印数都曾达到134万册和124万册，形成50年代苏联文学的出版高潮。苏联文学作品也确实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喜爱，它在教育中国青年一代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苏联文学外，其他世界各国的进步文学也受到重视，其中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家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另一译本为《绞刑架下的报告》）曾印行60万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印数达70万册，深受读者欢迎。

俄国古典文学也是书店的长期畅销书。有些旧译本，经校订后重印，质量提高，印数增多，读者面大大地拓宽了。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叶甫盖尼·奥涅金》、《怎么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人的著作都是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品。

从1953年至1961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每年都出版若干种文化名人的著作，如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朗费罗、易卜生、海涅、彭斯、密茨凯维支、马克·吐温、泰戈尔等，八九年间出版了数十种。

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商定编辑出版3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都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陆续开始出版。《毛泽东论文艺》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之一种。《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作为单行本出版。《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诗艺》等列入《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至于《外国古典名著丛书》选题计划列200种，1962年以前出版的，有《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伊索寓言》、《沙恭达罗》、《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波斯人信札》、《包法利夫人》、《猎人笔记》、《安徒生童话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约三四十种。从这时开始，世界名著的出版，逐渐走上系统和计划的轨道，为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以及中国文化界借鉴研究外国文化遗产提供了条件。

1957年“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对文艺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有些被错误批判的作家搁笔不写了，有些虽写也难有发表的机会。但即使如此，经过出版单位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还是陆续出版了一些优秀作品。

进入20世纪60年代，出版数量虽然明显减少，但在头两年内仍然能够满足读者需要，还可以称得上相对繁荣，但自1963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逐渐增强，文艺创作跟着也就萎缩了。《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发表以后，文艺界甚为惶恐。“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的批评，把以前认为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文艺创作几乎一笔抹杀。文艺界开始整风，对各类作品，扫荡似地进行批判。批判“死人统治”，不仅古典文学一律成了封建糟粕，就连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也都成了“毒草”，作为典型的电影《早春二月》被批判后，柔石的原著《二月》也就站不住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打击面更宽，几乎所有外国文学都遭了殃。《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等自然不可避免，即使50年代前期出版时影响很大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也被作为“干预生活”的例子痛加声讨。1962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之后，《保卫延安》变成了为彭德怀翻案的小说而被禁止出售；连载长篇《刘志丹》加上了为高岗翻案的罪名而不准出书。两书作者受到批判，许多人受到株连。许多作家对创作望而却步，曾经出现的文学出版初步繁荣的景象，迅速地暗淡下来。

1963年以后出版的有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多，有影响的是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部），它是姚雪垠集多年辛劳创作的长篇。还有梁斌的《红旗谱》的续集《播火记》、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也还受读者重视，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也有一定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文艺界和出版界即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许多优秀作品成为“毒草”，作家翻译家都成了专政对象，对文学出版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冯雪峰、楼适夷、严文井等无不遭到严重摧残和迫害。出版社成了“炮制毒草的黑窝”。整个文学出版阵地一片萧条，几家专门出版文学著作的出版社全面停止了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