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科技图书出版概况

二、新中国的科技图书出版概况

新中国科技图书的出版工作，是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在1950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全国新出版的科技图书仅有3 900多种，其中大部分由私营出版社出版，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印解放前出版的旧书。1950年，全国有国营出版社25家、公私合营出版社2家，而私营出版社则有184家。其中当年新建的国营科学技术出版机构只有两家：一是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它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是新中国最早诞生的科技编译出版机构。1954年与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专营科技书刊的龙门联合书局合并，于当年8月1日正式成立科学出版社，是中国科学院领导下的多学科综合性科学技术出版社。二是科学技术出版社。1950年，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科学技术通讯》月刊，经出版总署帮助由三联书店与中央重工业部合资经营，于1950年7月1日扩大改组为“科学技术出版社”。该社工作由中央重工业部、三联书店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员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1952年下半年，中央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出版社成建制地划归一机部，于当年12月改名为机械工业出版社，成为机械工业图书的中央级专业出版社（1970年与一机部科技情报所合并，成为出版与情报相结合的专业出版机构，机械工业部主管）。

1953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一本自然科学学术专著。华罗庚十分感慨地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中，这本书的刊出问题，由即将出版、等待出版一直演变到把原稿搞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到了今天，在中国科学院敦促之下，我还得从俄文版翻译出来付印。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旧政权是怎样地腐化，怎样地不关心科学，而人民民主政权又是怎样的宝爱科学成果。”继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之后，接着还出版了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斯行健，土壤学家李庆逵，植物学家侯学煜，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等学者过去多年中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9]

我国从1953年开始，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大规模建设时期，为了适应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科技图书的迫切需要，中央有关部委和团体分别建立了一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科技出版社，如科学、科学普及、冶金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轻工业、纺织工业、人民卫生、地质、水利等20多家出版社就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建立的，科技图书的出版出现了初步的繁荣。1956年，全国出版科技新书5 246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书种数最多的一年，初重版图书共印14 100万册，这个数字超过了旧中国近40年所印的科技图书数量的总和。

翻译出版外国自然科学技术图书的数量，也比旧中国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逐年增长的比例都较大。

如1951年全国翻译出版外国科技图书180种，1953年增至528种。到1955年底统计，5年中共计翻译出版3 600多种，其中译自苏联的数量占70%。（早在1949年9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中苏两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为表示苏中友好，免费赠送我国俄文版的科学技术书籍5 000种，每种两册。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同志以中央出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到天津，与苏联驻天津商务代表诺维科夫商谈接受苏联政府赠书以及有关两国的图书贸易问题。苏联政府赠送我国的俄文版科技图书，经有关部门选择翻译出版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12年赶上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以后，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科技专业数量迅速增加，大大调动了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科技书籍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例如1952年新出版科学技术书籍为818种，到1956年就出版了2 671种。这一时期，不但出版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著作，同时也出版了大量和工农业生产需要密切结合的科学普及读物。

1958、1959、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期间，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各项事业盲目冒进，科技图书的出版大幅度增长，三年共出新书27 349种，初重版图书总印数4.96亿册，比前8年的总印数还多1.45亿册。这一时期的出版工作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出版了一大批违反科学或介绍不成熟生产经验的小册子。不少是把报刊上的文章拼凑编成的，质量很低，互相重复。有的文章不仅传播了很多不恰当的提法，进行浮夸的宣传，而且对共产主义作了不恰当或庸俗的解释，助长了“左”的错误的泛滥。例如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一书中，有篇文章说：“大约在8年左右，农村可以普及大学，每个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大部分人员可以达到工程技术人员、农艺师的水平。从此，在农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基本消灭了。”有的科技书中甚至出现政治性的错误，如地质出版社出版的《石油矿床学》译本，竟然照印了一张把我国东北除外，把中国台湾划归日本的“中国地图”。^[10]

1961年初，根据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一级出版社经过整顿，建筑工程、冶金、机械、煤炭、石油、化工、水利电力、地质8家科技专业出版社只保留编辑室，将出版、发行、印刷等业务合并新成立一家“中国工业出版社”，农业、农垦、林业3家出版社合并成立“农业出版社”，纺织、轻工业和财政、金融4家出版社合并组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据文化部出版局1963年5月调查，中央一级20家科技专业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由整顿前的805人，减少为573人。由于编辑力量的削弱加上三年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紧张等原因，1961年全年，全国仅出版科技新书1 010种，初重版总印数2 900万册，出书种数比1951年还少440种。

1961、1962年科技新书品种大幅度下降，不少书刊印数偏少，国内许多科研成果和著作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缺少必要的书刊阅读，影响了科技信息的交流和科研成果的推广，这种情况对于我国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国家科委和文化部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于1963年5月20日至6月6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召开的关于科技出版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者包括部分自然科学专门学报的主编、科技图书的编辑、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和书刊发行单位的负责人等共108人。会议通过讨论，明确了科技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并制定了完成任务的措施。会议要求科技出版工作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出版的书刊，既要适合当前工作需要，又要符合长远发展的要求；既能反映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能够反映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动向；在学术问题上，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地增加科学技术出版物的品种和发行数量。

会议提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业务上很专的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国务院各有关部（局）应该指定一位副部长或党组成员负责领导所属的编辑、出版单位的工作，定期检查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出版计划的执行情况。建议由国家科委、文化部、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各指派一位相当于副部长级的干部共同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和拟定科学技术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全面规划全国的科技出版事业，以及优秀著作的评奖工作。会议同时提出，要统一规划，协调分工；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从事著译活动的积极性；加强编辑、出版队伍的建设和合理调整图书定价，改进出版社和书店、邮局的经营管理等。

1963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家科委党组和文化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的报告，并批转全国执行。

1963年12月20日，“全国科学技术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小组成员由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文化部副部长胡愈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全国科协常务书记王顺桐、国家经委委员陶力、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秘书组组长施铸英六人组成，组长由武衡同志担任。领导小组于12月27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执行中央批转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报告的有关问题。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随即付诸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科技出版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国共出版科技新书3 828种，初重版图书总印数1.01亿册，种数比1961年增长了279%，总印数增长248%。

1965年底，全国有出版社87家（包括中央部门出版社38家、地方出版社49家），其中科技专业出版社有12家（中央部门11家、地方1家）。据统计，1950年至1965年，全国出版的科学技术图书96 063种（其中新出61 776种），总印数11.66亿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