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期刊出版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新中国期刊出版业发展概况

新中国的期刊出版业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建、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旧中国的封建统治，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十分落后，期刊品种数量极少。据1961年出版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所收的期刊显示：我国自1833年至1945年间，共有期刊19 115种。据1950年3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统计，我国仅有期刊229种（社科期刊149种，科技期刊80种），到了1950年9月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召开之时，全国期刊共有247种，发行200万册。按性质分，综合性时事刊物及教育刊物最多，共33种；反映工农生活的期刊很少，只有5种；妇女刊物5种；财经类9种。按期刊分布地区看，华东地区最多，为102种，占全国期刊总数的43%；其次是华北地区，有70种，占全国期刊总数的28%；西北、西南地区很少，只占全国期刊总数的2%。从发行量看，华北地区发行量最大，达100万册，占全国发行总量的一半；华东地区占第二位，为45万册，占全国总发行量的23%；西北、西南地区最少，只占全国总发行量的15%。按刊期分，月刊145种，占期刊总数的59%左右；半月刊40种，占17%。按经营的性质分（公私合营并入公营统计），国营的有142家，占全部期刊的57%；私营的96家，占全部期刊的38%。国营发行160万册，占全部发行量的82%；私营发行36万册，占全部发行量的17%。每种期刊从发行量上看，发行量超过20万份以上的只有《学习》一家，10万份以上的也只有《中国青年》一种，5万份至10万份的4种，1万份至5万份的37种，1万份以下的152种，5 000份以下的142种。京、沪是期刊最集中的地方。北京有期刊54种，占全部期刊的21%；上海85种，占全部期刊的34%。^[1]

从这个数字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期刊存在着门类不齐全、种类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平衡、发行渠道不畅通、出版无计划等问题。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党和政府一方面恢复被国民党政府封禁的某些期刊，对一些私营的专业刊物进行重新登记，分别情况准予出版。同时，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一批新的期刊。为保证期刊顺利健康发展，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之后，专门设置了图书期刊司，对期刊工作进行具体领导。1950年9月15日至2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着重解决了重复浪费，缺乏特性，无计划性等问题，明确统筹兼顾，进行专业分工，并强调增加通俗期刊和少数民族期刊以及健全编辑机构等问题。同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把期刊工作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它指出：“出版期刊是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应予重视。现在出版的多数期刊没有计划、没有领导、没有比较健全的编辑部，因而其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徒然浪费人力物力。政务院责成出版总署会同各有关方面将现有期刊逐渐调整，并改善他们的编辑状况。与这些期刊有关的机关团体也应重视期刊的工作，把出版期刊当做指导工作的经常性的和锐利的武器，按时给以具体的指导。”1952年8月16日，政务院又颁布了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期刊管理法规——《期刊登记暂行办法》。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繁荣，期刊工作也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1952年期刊总数已达354种，到1956年期刊发展到454种，比1950年增加一倍多，总印数达3.53亿册，出现50年代中期期刊繁荣发展的可喜景象。

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夕，我国的期刊出版业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期刊出版的初创和初步繁荣（1950—1959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期刊出版事业进入了初创时期。据统计，1949年全国仅有期刊257种，总印数只有2 000万册，平均每天出版5万多册。在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偌大国家，期刊出版的品种和印数实在是太少了。面对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政府和各部门、各人民团体除恢复了一些期刊外，又创办了一批新期刊。这个时期新办的重要期刊有《中国青年》、《新中国妇女》、《时事手册》、《人民画报》、《人民文学》、《新体育》、《新观察》、《大众电影》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旧中国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全国几乎没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期刊。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很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字的期刊。到1952年，全国已有少数民族文字期刊15种，年总印数达到169万册。

到1952年，全国期刊已发展到354种，为1949年的1.38倍；年总印数达到2.04亿册，为1949年的10.2倍，应当说，新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为了使新中国的期刊出版事业健康发展，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期刊出版的领导和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成立的国家出版总署设有专门的期刊管理机构。1950年9月2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1952年8月16日，公布了经政务院批准的《期刊登记暂行办法》。

1953年至1957年，我国的期刊出版稳定发展，种数从295种至634种，平均每年增长21.65%；年总印数从1.72亿册增加到3.15亿册，平均每年增长17.88%。1953年中国每人每年占有期刊0.3册，1957年增至0.5册。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风气良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摆在了全国和全党人民面前。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年毛泽东在文化艺术科学领域内，适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的时代环境，为我国期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时期期刊工作的特点：一是发展迅速，门类比较齐全。二是党对期刊事业高度重视，加强了对期刊事业的领导。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内重视扩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宣传，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及唯心主义的批判。在不少刊物上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学术研究中、文艺创作中、教育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非无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批判。历史地看，这些批判对促进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起了重大作用。三是大批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学术造诣深的专家学者担任期刊的主编和编委，保证了期刊的编辑质量。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时的期刊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刊物分布不够合理，大部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地区创办的刊物很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文化思想的传播，对经济建设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二是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刊物发行渠道单一，在办刊模式上机关化的倾向明显，刊物经费作为事业费由国家包下来，缺乏灵活的管理经营机制。三是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几次学术批判中，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少刊物发表了一些过火的批判文章，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教训十分深刻。

这个时期，期刊的分布和构成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初步改变了大部分期刊集中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状况，各地方办的期刊由1953年的156种增至1957年的295种。期刊门类逐渐增多，自然科学类期刊、文化教育类期刊发展较快，分别为1953年的2.95倍和2.21倍。这几年，创办了一大批重要期刊，如《新华月报》、《历史研究》、《人民教育》、《无线电》及一批自然科学技术类学报。这个时期的期刊，在促进经济、科学文化发展，培养各种建设人才，交流科技成果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1957年出现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影响了期刊出版事业，突出的表现是期刊的内容变得沉闷了，质量下降了，总印数也一反逐年增加的情况，从1956年的3.53亿册降到3.15亿册。

1957年反右派之后，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左”倾思想日益滋长。1959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由于“左”倾思想的泛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学术批评当做政治批判，在学术领域中许多有造诣的专家被点名批判。从1957年到1965年间，先后有马寅初、吴晗、冯友兰、周谷城、费孝通、杨献珍、黄药眠、钱伟长、丁玲等受到猛烈批判。不少期刊也参与了这些批判，给期刊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从1958年之后，一些政治理论刊物，片面强调配合中心，紧跟形势，发表了不少粗浅的应景之作；一些学术刊物也刊发不少缺乏学术性、充满政治口号的大批判式的文章；一些文艺刊物则热衷发表一些公社史、工厂史、大跃进民歌，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左”倾思想的发展，既窒息了学术的研究，也影响了期刊的健康发展。

从1958年开始，我国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大跃进”运动，各行各业开始实施“大跃进”计划，期刊出版业也开始了跃进，各部门纷纷创办期刊。据统计，“大跃进”运动开始的1958年，期刊种数比1957年增加29.7%，总印数增加67.9%，而且，还办了数以千计的非正式期刊。这种高速度增长，带有相当的盲目性。不少期刊质量低下，空话连篇，印制粗糙。1959年，期刊盲目发展的势头下降，品种只增加了29种，总印数比上年减少。

从1957年到1965年，虽然“左”倾思想对期刊工作的干扰影响很大，但这些影响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随着“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二）期刊出版事业的困难时期（1960—1962年）

1960年至1962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和国际环境变化等诸多原因，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纸张等物资严重匮乏，不少期刊难以维持。

为了克服困难，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关部门为了集中有限的力量保证一批必不可少的期刊，停办了一大批刊物。1960年，我国的期刊从851种锐减为442种，几乎减少了一半；总印数从5.28亿册减少到4.67亿册。这一年还停办了大量非正式期刊，以中央各部门办的非正式期刊为例，从860种锐减到120种。到了1961年，全国的期刊种数又减少了32种，总印数从1960年的4.67亿册锐减为2.32亿册，减少了一半还多。这一年可以说是期刊出版事业最困难的一年。

1962年，由于坚决贯彻了党和政府正确的方针政策，我国的经济开始出现转机。这一年，尽管期刊的种数有所增加，但总印数继续从2.32亿册锐减为1.96亿册。全国每人年平均占有期刊仅0.3册，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

这三年虽然减少了大批期刊，但保住、充实了一批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主要刊物，减少了浪费。当然，这个时期的期刊整顿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受“左”的思潮和“反右倾”斗争的影响，在处理刊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时，把问题夸大了，甚至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伤害了一些同志，禁锢了大家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给期刊出版事业带来了损害。

（三）期刊出版事业的恢复时期（1963—1965年）

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的经济渡过了困难时期，进入了恢复时期，期刊出版事业也随之进入了恢复时期。

1963年至1965年，我国期刊的种数和总印数又逐渐增加。1963年期刊种数从上一年的483种增加到680种，至1965年已达790种；1963年的总印数从上一年的1.96亿册增加到2.34亿册，到1965年已达4.41亿册。三年间，困难时期停办的一大批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基本上复刊了，还创办了一些新科技期刊。1965年，科技期刊从1962年的255种增加到506种，超过了历史上科技期刊种数最多的1959年；总印数从1962年的1 600万册，增加到了4 700万册，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虽然这三年期刊的种类以平均每年19.7%的速度增长，总印数以平均每年31.5%的高速度增长，但无论是种数还是年总印数，都还未达到1959年的水平。另外，这三年期刊的增加，主要是恢复困难时期停办的刊物。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我国期刊出版事业的恢复时期。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吸取了挫折的教训。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生产的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群众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这种情况反映到期刊出版事业上，除了期刊种数和印数的增加外，还表现为期刊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各类期刊都显得比较活跃，孕育着发展、繁荣的新高潮。但是，这次期刊繁荣的高潮刚要露头，就因“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而中断了。

回顾新中国期刊出版的历史，曾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刊坛留下风姿和身影的，有不下数百种刊物（1965年出版的期刊已达790种，其中科技期刊有400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如时政期刊《学习》、《红旗》、《新华月报》、《新建设》等；时政画报《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等；群众性期刊《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学术理论期刊《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政法研究》（后更名《法学研究》）、《文学研究》（后更名《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语文》、《考古》、《文物》、《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文史哲》等；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文艺报》、《解放军文艺》、《诗刊》、《剧本》、《收获》、《萌芽》、《民间文学》、《文艺学习》等；少儿期刊《儿童时代》、《小朋友》、《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我们爱科学》等；文化综合类期刊《大众电影》、《新体育》、《美术》、《中国摄影》、《戏剧报》、《歌曲》、《漫画》、《大众摄影》、《旅行家》等；科技期刊《中国科学》、《中华医学杂志》、《中国水利》、《中国地质》、《金属学报》等；科普期刊《无线电》、《大众医学》、《航空知识》、《天文爱好者》、《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等。还必须提到的是，一些创刊于20世纪前半叶的知名刊物，如《科学》（1915年创刊）、《世界知识》（1934年创刊）、《中学生》（1930年创刊）、《考古学报》（1936年创刊）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出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上为代表的众多刊物，从各自角度承担了为新中国成立后意气风发的中国人民武装思想、探索创造新世界之路、发展经济与科技教育、增强凝聚力、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以及滋润精神生活的作用。这些刊物在思想上尽管无法避免“左”的历史烙印，但其中不少佳品堪称一个时代的精神花朵。更应指出的是，这一代期刊人的努力，为我国期刊事业日后逢临历史机遇需要奋起疾飞时，准备了在思想、经验、队伍、读者以及运作等各方面所需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