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出版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新中国出版业发展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为发展出版事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首先是将过去分散经营的新华书店统一为全国性的国营出版企业。1950年又将兼营出版、印刷、发行的新华书店分工专业化，同时，还分别建立了一批专业出版机构。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依法没收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出版业，废除了反动政府钳制出版自由的一切法令，对私营资本主义出版业，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初步改造，在自愿的原则下对少数私营出版社进行了公私合营。

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中，要求出版图书的数量比1952年增长54.2%，这一任务，在全体出版工作者的努力下，1956年就超额完成了。1956年，全国共有出版社101家，出版图书28 773种，比1952年增长110%；总印数178 437万册（张），比1952年增长127%；图书发行册数148亿册，销售金额30 189万元，比1952年册数增长90.6%，金额增长126.2%。^[1]这一时期书刊印刷生产能力也有了较大的增长。如以用纸量计算，到1957年达453万令，为1949年的22.6倍，1952年的3.7倍。^[2]从1957年到1965年，我国出版工作者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在马列著作的出版上，成就突出，到1959年止，出齐了《列宁全集》39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19卷；1960年出版了新编《列宁选集》4卷本。1965年开始出版新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后，还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1958年出齐了《鲁迅全集》10卷本和《鲁迅译文集》10卷本。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出版了如《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这样一批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革命回忆录在这一时期出版很多。1960年以前，学术论著的出版也还显得活跃。这一时期，曾集中专家学者，编辑了近百种高等文科教材，其中不少是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这个时期，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是很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不仅建立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机构，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图书品种、印数成倍地增长，图书的内容也不断丰富，质量日益提高。

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版工作在获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反复，主要是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使得在1957年开始提倡的“双百”方针变成了一句空话。其结果是学术著作日益减少，文艺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日见其多，对外国当代学术思潮、文学流派的介绍几乎绝迹，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搞得也很紧张。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品种大幅度下降，只及1956年的70%。^[3]

表1－1　1957—1965年全国图书出版情况^[4]

（续表）

1956年冬到1957年春，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著作界和出版界的一些党内外人士，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提出很多善意的批评和积极建议。但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有一大批著译者和出版系统干部、编辑人员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分别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等不公正待遇，好多有才干的编辑出版人员因此离开了出版工作岗位，使出版的图书、期刊受到较大的影响。

1958年，全国爆发“大跃进”运动。出版系统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大跃进”运动。许多出版社竞相出书，以致出现了“三天出一本书”，“一天出一本书”，甚至十几个小时就出一本书的“超纪录”。而所出版的书大都是为了配合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一些政治小册子，其中多数是粗制滥造，靠拼凑现成材料汇编而成的。因此，1958年虽然全国出版图书数量达4.549 5万种，是新中国成立十年以来出书种数最多的一年，但这些书大多数质量低劣，没有什么生命力，造成了大量积压。

在1959—1960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又错误地批判了一批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并株连了许多作者和编辑人员。1961年起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出版社进行了一次调整，出版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秩序。但1962年下半年底又大讲阶级斗争，把一些文艺作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1964、1965年，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出版行政部门通知各出版社对历年图书进行清查，涉及的一批图书被查禁，一些作者也受到牵连、批判。

1956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不到贯彻，其结果是学术著作日渐减少，文艺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愈趋严重，对外国当代学术思潮、文学流派的介绍几乎绝迹，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也很不正常。这种影响在图书出版上较明显地反映出来。1965年全国出版社有109家，比1956年多了8家，但全国出版图书仅2.014 3万种，反而比1956年降低了30%。^[5]

表1－2　1957和1965年一般书籍分类比较^[6]

这一时期的期刊出版工作，和图书出版的情况相同，受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1957年期刊种数比上年增加了150种，达634种，总印数却一反逐年增加的情况而比上年减少了3800万册。1958年的“大跃进”，特别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创办，带动了地方上大大小小理论刊物的兴起，期刊种数比1957年增加了29.7%，达到822种，总印数比上年增加67.9%，达到5.29亿种，而且全国还办起了数以千计的群众性的非正式期刊，但许多期刊的质量都很差。1959年，在期刊盲目发展的势头下降，只比上年增加了29种，总印数减少100万册。1961年至1962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及其他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状况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有关领导部门对期刊品种也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停办了一大批期刊。1960年，期刊种数从上年的851种锐减至442种，总印数也比上年减少6 100万册。到1962年，图书出版品种略有增长，为483种，总印数从1960年的4.67亿册锐减至1.96亿册，仅相当于1953年的水平。^[7]

1963年至1965年，中国的经济渡过困难阶段，进入了恢复时期。期刊的种数和总印数也逐渐增加。1963年，期刊种数由上一年的483种猛增至681种。1965年又上升到790种；1963年的总印数从上一年的1.96亿册增加到2.34亿册，1965年更达4.41亿册。三年困难时期停办的一批自然科学技术期刊陆续恢复出版，还创办了一些新的科技期刊。1965年，科技期刊从1960年的150种增加到506种，超过了科技期刊种数最多的1959年；总印数也从1962年的1 600万册增加到4 700万册。^[8]

书刊印刷方面，1963年成立了中国印刷公司。1964年，文化部召开全国书刊印刷工作会议，讨论挖掘印刷生产潜力，加强经营管理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书刊印刷发展规划等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大力提高印刷质量，追赶国际先进印刷水平的奋斗目标。书刊印刷工作在这一时期继续有所发展，到1965年，全国书刊印刷厂的总产值达3.07亿元，排版字数30.7亿字，铅印印刷472万令，胶印印刷444万令，书刊装订507万令，都比1957年有了不向程度的增长。^[9]

图书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调整和加强。除了巩固和发展城市、工矿区的发行工作外，还大力加强了农村的发行工作。1958年6月2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之后，新华书店陆续有所发展。到1960年，全国有新华书店门市部5 872处，发行网点遍及城乡，销售图书达4.6亿元，是1949年以来销售额最高的一年。据统计，到1965年，发行到县及县以下农村的图书已达4.231 6亿册，占全年发行图书总册数的22.8%。1965年，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5万多处，全年销售图书18.58亿册，销售金额42 589万元，比1957年的发行册数增长43.3%，余额增长50.2%。^[10]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夕，我国出版事业虽然受到一些干扰，但还是曲折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17年来，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出版体系，出版、印刷、发行实行了专业化分工。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出版机构，制订和完善了各种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新中国成立17年中，我国系统地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毛泽东著作。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毛泽东选集》已陆续出版了4卷。文学出版事业也开始逐步走向繁荣，对于现代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著作，也开始陆续出版全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出版物也比较丰富，对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重要学者、作家的著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介绍，有的还出版了全集。书刊印刷和发行事业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期刊出版和发行事业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图书出版对中国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