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的顽强生存(—)

第二节　民报的顽强生存(1937—1949)

一、在辗转播迁中办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私营报纸绝大多数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不接受日寇的检查，果断停刊，实行战略转移。比如上海，“自11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30种”^[13]。成舍我创办的大众化报纸《立报》，此时已出版两年多了，成了全国畅销的报纸，该报以文章短小，重视新闻报道及副刊、内容丰富而深受读者青睐。1937年11月24日，《立报》出版了上海时期的最后一期，在告别词《本报告别上海读者》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抗战前途，希望留在上海的同胞们继续坚持斗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之后撤往香港。1938年4月1日，《立报》香港版创刊。虽然，香港《立报》在编排和内容上不比上海《立报》差，但是因为不大适合香港人的胃口，所以销路不理想。《时事新报》在接到租界工部局“劝令停刊一切反日文字”的通知后，决定自11月26日起自行停刊，迁往内地出版，1938年4月27日在重庆复刊，是上海最早迁到重庆出版的大报。

中国报界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激发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抗战激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报纸是《新民报》和《大公报》。

《新民报》本是南京的报纸，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辗转迁至重庆复刊。这是抗战时期由战地西迁到重庆的第一张报纸。《新民报》在重庆出版，抗战激情不减，1938年12月《新民报》紧随《新华日报》之后，举办报纸义卖，支援浴血苦战的抗日将士。这种报纸义卖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是一个创举。赵超构于1944年7月30日开始发表的《延安一月》，系统地报道了延安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教、卫生等基本情况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言论。在版面编辑上，报纸由对开两张的大报，改为4开一张的小报，新闻和评论短小精悍，有较多的花边新闻。内容上侧重于“社会新闻”，并根据抗战开始后文化人和学校大量迁往四川这一形势，专门设置了《艺文坛》、《学府风光》等专栏。同时加强副刊编辑，副刊主持人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等均为名流高手，他们常以冷峻犀利之笔，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点评时事，颇具战斗力。

《新民报》在40年代后，不断扩大事业。1941年11月1日开始增出晚刊； 1943年6月18日，创办了成都版晚刊；1945年2月1日，又增出成都版日刊。到抗战后期，《新民报》重庆、成都两地4报一天的总发行量最高达到10万份，是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大公报》本是天津的报纸，鉴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在所难免，1936年4月1日南下创办上海《大公报》，沪版创办，说明《大公报》重心南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7月28日晚日寇大举进攻平津，天津对外交通断绝。30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题为《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说：“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之合法的统治同其命运，义不受非法统治之干涉。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人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待国家合法的统治恢复之日，再继续出版。”也就是当日，日军猛攻天津，天津失守，《大公报》天津版苦苦挣扎了4天，于8月5日停刊了。

“八一三”上海事变，张季鸾、胡政之等人，预感到上海不可久守。8月17日，张季鸾亲自带领经、编两部骨干赶往武汉，筹备汉口《大公报》。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9月18日，“国耻”六周年纪念日，汉口《大公报》创刊出版了，署号继天津版，为“12262号”。

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沦为“孤岛”，虽然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告在租界出版的中文报纸，不要用过激言论“刺激”日方，但是，各报依然如故。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当日，日本占领军通知租界各中文报纸，自15日起须送小样检查。《大公报》的胡政之、王芸生等人明确表示，宁肯停版，也不接受检查。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写的两篇社评，一篇是《暂别上海读者》，一篇是《不投降论》。在《暂别上海读者》中，王芸生说：“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天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不投降论》更是表达了大公报人对国家的真挚感情：“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这些文字，现在读起来，都令人感动不已！

《大公报》上海版停刊了。虽然汉口版还在坚持出版，但是，武汉不保在预料之中。胡政之经过周密思考，认为可在香港建立一个新的基业。港馆的筹备工作由胡政之亲自出马。克服了重重阻拦，1938年8月13日，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大公报》香港版与港粤人见面了。

1938年中秋后，日军逼近武汉。《大公报》汉馆对撤离早有准备。1938年10月17日，《大公报》汉版出了最后一张报纸，署号12656号。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正式创刊，署号继汉版。《大公报》渝馆由张季鸾直接领导。在此后7年多的时间内，它成为当时重庆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推行南进政策，企图向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扩张。胡政之从为《大公报》香港馆找一个退路着想，1941年3月15日创刊桂林版。馆址在桂林东郊星子岩，日出对开一大张，1942年4月1日又出《大公晚报》。1944年6月，桂林实行第一次大疏散，《大公晚报》于6月27日停刊，《大公报》桂林版则延至9月12日停刊。

从天津到上海、到武汉、到重庆，从上海到香港、到桂林，整个抗战时期，《大公报》不惜毁掉一个又一个基业，坚持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罪行的文章和战地通讯。同时也发表过一些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的文章。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1940年度外国报纸荣誉奖章，这是现代中国报界第一次获国际新闻奖。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大公报》重庆版在当天第2版刊载通栏特大字号标题的消息《日本投降矣！》。8月16日第2版发表社评《日本投降了》，一开头就引用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大部分民报如《新民报》、《大公报》一样坚持民族气节，为民族命运辗转播迁、四处办报的同时，也有一些报刊，如老牌大报《申报》、《新闻报》，先是挂洋旗，以“不偏不倚”为幌子，回避现实的民族斗争，在租界委曲求全求生存；后落入日军之手，沦为日军侵华的工具，在汉奸道路上越滑越远。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以附逆罪名接管，再后来又被共产党用反动报纸名义查封或改组，都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二、为和平民主而办报

(一)民营报刊的恢复与发展

抗战胜利，原有的民营报刊很快得到恢复，并获得发展。发展较好的有《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益世报》、《华商报》和《世界日报》等。

早在1945年4月，胡政之利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创立大会的机会，会后在美国定购了三部轮转印报机和部分通信器材、卷筒纸及办公用品，为战后大展宏图做好了必要的物质准备。1945年8月22日，是《大公报》发行15000号纪念日。纪念会开过，负责恢复沪、津两馆的干部同人随即分别启程了。1945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复刊。复刊号上发表了《重来上海》的长篇社评，说：“我们是一张民间报纸……二十年来，饱经忧患，同人等不揣谫陋，始终固守‘不私、不盲’的社训，对建国大业，尽其平凡之努力。现在我们也随着国家复员而复员，上海版今日首先复刊，我们今后一本过去不畏强权，不媚时尚的传统，继续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

随后，1945年12月1日复刊出版《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月在上海成立《大公报》总管理处，统摄上海、天津、重庆三馆的工作。1948年3月15日复刊出版香港版，设立台湾办事处负责对上海版航空印行。《大公报港版复刊词》说：“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现在总社在沪，天津、重庆均有分版，台湾，以上海纸版航空递寄，到台印行，连同香港本版，一共虽有五个单位，事业却是整体的……言论方针是各报一致的。”

上海《文汇报》本来是一张在抗日救亡时期创办起来的进步报纸，1939年5月被迫停刊后，创办人严宝礼长期滞留上海，等待时机复刊。抗战胜利后，《文汇报》作为第一家民主报纸于1945年8月8日在上海复刊了。8月23日，在《今后的本报》的社论中，宣布今后的办报方针：“宗旨纯洁，完全站在民众的立场发言”；“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发表社论，力求大公无私”；“报道新闻，迅速翔实”；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高尚报格”；“报纸为发展社会之工具”，“本报同人必竭尽所能，为社会服务”。1946年4月，徐铸成从大公报回到《文汇报》任总主笔。在徐铸成、宦乡、柯灵、孟秋江等人的主持下，《文汇报》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了。

抗战胜利后，陈铭德、邓季惺将《新民报》总管理处迁回南京，发展成为拥有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报纸(日报、晚报)8种的报团，报纸日销总量12万份，是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益世报》战后很快在天津复刊，刘浚卿之子刘益之为总经理，原总编辑兼总经理刘豁轩再度受聘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益世报》复刊后，在政治上标榜所谓“不偏不倚”，以争取读者，因此，事业发展较快，同时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出版，日销量达8万余份。

《华商报》原是1941年4月8日由廖承志、范长江领导在香港创办的一张爱国统一战线报纸，因日寇进攻，于当年12月12日停刊。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复刊，董事长是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爱国民主人士邓文钊，总编辑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总经理是民主同盟负责人萨空了。《华商报》在复刊词中说：“本报匆匆在港复刊，仍当一本人民的立场，与我海内外同胞，共揭和平、团结、民主的大旗，为创造一个幸福、富强与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华商报》一复刊，便高举和平、民主的大旗，代表人民说话，反映人民希望和平、民主的意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每逢时局发展到关键时刻或是节日，《华商报》都邀请著名民主人士发表谈话或写文章。例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袖李济深、何香凝，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领导人李章达，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蔡廷锴，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彭泽民以及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等都在该报上发表过谈话和文章，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政策。当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人士被国民党暗杀后，《华商报》用大量篇幅揭露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为，连续发表社论抨击国民党当局庇护特务、操纵暴徒的无耻行径，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与民主的敌人作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并在南京召开伪国大，而民盟中央发表严正声明拒绝参加伪国大时，《华商报》发表社论拥护民盟的正义行动。

《华商报》身处香港，深切地关心华侨，为爱国归侨说话，在东南亚一带华侨中有较大影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积极为《华商报》写文章，号召爱国华侨从事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华商报》于1949年10月15日终刊。

《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本来早有战后发展规划，所以抗战一胜利，成舍我立即飞往北平，于1945年11月20日复刊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

在一批老牌报纸恢复发展的同时，一批新的民营报刊破土而出。这批新创办的民营报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性质偏重时政。其具代表性的有《客观》(储安平创办，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在重庆出版)、《观察》(储安平1946年9月创办于上海)、《联合日报》(1945年9月21日创刊于上海)、《民主报》(民盟1946年2月创刊于重庆)和稍后的《新路》(1948年5月创刊于北平)、《大学评论》(1948年7月创刊于南京)等。这些报刊的情况后面还要专门论述。

(二)民营报刊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经过长期的战乱，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打响内战第一枪，十分不得人心。为了钳制舆论，国民党加强了新闻统制，国统区进步报刊以及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新闻媒体都遭到迫害和摧残，激起了民营报刊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1.关于上海《联合晚报》、《文汇报》的斗争

《联合晚报》即《联合日报》晚刊。《联合日报》于1945年9月21日创刊，这是上海的进步人士在战后创办的第一家民间报纸，陈翰伯任主编，冯宾符任主笔，陆诒任采访部主任。日销20万份。因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承认，于11月30日被迫休刊。1946年4月15日发行《联合日报》晚刊，人们称之为《联合晚报》。晚报出版后，在上海的舆论界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1947年5月25日，被国民党当局以刊登学潮消息的“罪名”，勒令停刊。

《文汇报》1945年9月复刊后，随着宦乡、陈虞孙等相继进入报社并担任重要工作，徐铸成回报社担任总编辑、孟秋江担任采访部主任，该报政治立场日趋进步，积极参加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1946年7月，反对国民党实行“警管区制”，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以“挑拨员警感情”的罪名，勒令从17日起停刊一周。之后，国民党当局企图以重金收买《文汇报》，遭到拒绝，于是恼羞成怒，于1947年5月25日勒令《文汇报》停刊。

2.关于南京《新民报》的斗争

复刊后的《新民报》由于有共产党人参加工作，所以该报政治倾向日趋进步，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立场。对下关事件、对中共代表团撤离，该报都作了较为公平详尽的报道。1946年2月，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播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报道，《新民报》协同《新华日报》，联名发表公开信，揭露事实真相。1947年南京发生“五二○”血案，《新民报》通过报道，揭露国民党军警殴打学生的罪行，以整版篇幅报道事实真相，有力地支援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因而该报有9人被列入黑名单。1948年7月8日被勒令永远停刊，浦熙修等3人被捕，陈铭德、邓季惺逃往香港。

(三)《观察》破产与民报“新闻自由”梦想的破灭

自由主义自19世纪中叶传到中国，虽然很有些诱惑力，但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新闻界，终究是一次幻灭接着一次幻灭。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处于大变动时刻，国共两党军事和政治对决，自由知识分子以为又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希图在两极对决中走出第三条路来。于是，自由主义报刊盛行一时，其表现就是时政期刊一个接一个创办起来。结果如何呢？看看其代表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能知道全貌。

储安平的《观察》曾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后一次悲壮的回光返照”中的一面旗帜。

先从《观察》的前身《客观》周刊说起。《客观》周刊于1945年11月11日创刊于重庆，发行人张稚琴，主编储安平，编辑为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14]该刊设有“客观一周”、“专论”、“各地通讯”、“经济一周”、“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副叶”副刊、“珊瑚”副刊等栏目，1～12期还设有“长篇连载”一栏，分期刊登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该刊共出17期，储安平负责前12期，后6期则由吴世昌负责。

在储安平的设想中，《客观》应能成为一份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创刊号上，在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的《我们立场》一文中，储安平说：“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考察刊物的宗旨、名称、栏目设计、主要撰稿人等诸因素，《观察》与《客观》存在延续性。储安平也曾指出：“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主编《客观》期间，储安平以“安平”为名撰写的“客观一周”专栏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前12期中的“客观一周”的文章，除第6期由吴世昌撰稿外，其余11期皆由储安平执笔，共54篇。综合而言，这些政论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一方面尖锐地揭露国民党当局战后腐化堕落的黑暗政治，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批评与建议；一方面理性地分析共产党的优缺点，指出其优点在于“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吃苦精神”，同时也指出其过度地宗举苏联，丧失独立意志，对共产党治下能否真正地推行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表示怀疑。他从个人的自由、民主梦想出发，期盼进步中产阶级崛起，“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自本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劳工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日见重要，但政治运动，大体上仍由中产阶级在领导着。……工商界人如能与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易发生有实质的力量。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实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15]

储安平等从1946年初即开展《观察》的筹备工作，1月6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决定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虽然当时办刊艰难，但储安平等人深感在此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因此，该刊具有如下两个宗旨：其一，“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但“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其二，“希望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16]在1947年1月21日——当年农历除夕之夜——致胡适的信中，储安平对宗旨的表述更为明晰：“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17]在此宗旨之下，该刊“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被确立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1948年12月24日，《观察》遭遇“查封”之厄，至此共出5卷18期。

《观察》是一份纯粹的同人刊物，主要经营管理者是储安平，资金则由他的一批“多是以教书为生”的朋友集股而成，具有“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特征。其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0.5万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假定每份平均以10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100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如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都是《观察》的读者。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地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18]该刊在盈利方面亦很可观，1947年9月22日，储安平致信胡适，信中写道：“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20倍。”^[19]

储安平《观察》时期的“政论”能以超然客观的姿态关心政治，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发表意见。除了批评国民党腐败政治和支持学生运动外，从新闻出版角度看，有如下两点尤需注意：

一是维护言论自由的价值。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同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理由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对此，储安平写下《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尽管他“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不敢苟同”，认为这两家报纸“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还直言“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尽管就私人感情而论，四报之中他与《大公报》最为亲厚，但还是严厉批评《大公报》对查封的反应“显然失态，至可遗憾”；面对国民党一日查封三报的专制政策，他掷地有声地表示：“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无暇顾及一己的吉凶祸福。”储安平这种不顾私人恩怨的仗义执言的风格让人敬佩。

1947年10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欲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新闻出版事业。对此，储安平除邀韩培德撰文从政治和法律角度加以评析外，自己还写了一篇《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从条文本身予以批评。他表示：“在根本上，我们反对另设《出版法》来约束出版事业；出版品的一切责任问题，尽可按照民刑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则出版法的制订，应力求合理。”

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命运之后，《观察》亦将被查封的消息随后传出。在刊物“存亡难卜”之际，储安平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言辞异常激烈。他嘲讽道：“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

二是执著追求言论“干政”之梦。从《客观》到《观察》，储安平为办刊备尝艰辛，但始终孜孜以求，追求心中那个理想的梦——追求言论“干政”。何谓“干政”？在《观察》创刊半年之际，他曾有一段说明：

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是“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第1卷第13期)“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是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20]

由于积极“干政”，“查封”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观察》

的存在。对此，储安平无畏无惧，他在第3卷报告书中指出：“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两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的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21]

自由主义的追求不能说不美妙，但在当时两极对垒的政治局势下难以找到存身之所，为国共两方所不答应。首先，共产党不允许“第三条道路”的宣传。1948年5月2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的社论指出：“在中国人民和人民敌人的生死斗争中间，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存在。”面临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也不容忍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宣传，它不希望“第三种势力”来与它争权夺利，更不希望“第三种势力”来取而代之，因而对自由主义报刊毫不客气，在查封了《文汇报》、《新民报》后，又查封了《观察》周刊。

(四)民营报刊的最后抉择

随着国共两极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对决时刻的临近，民营报刊面临最后一次抉择的机会。在这次抉择中，绝大多数民营报人和报刊选择了加入人民报刊行列的发展道路，这以王芸生和《大公报》最为典型。

王芸生在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后，就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早年经博古介绍参加共产党，但在1927年因党组织被破坏而与党失去联系。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因张季鸾感蒋的知遇之恩，张季鸾时期的《大公报》就与蒋介石政权走得比较近，王芸生承袭了这一言论倾向，曾于1945年、1946年先后发表过《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论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张目，遭到共产党的批驳。

随着形势的变化，王芸生和《大公报》也出现了转折。1947年2月，王芸生访日回国，接连发文章，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表示不满。1948年7月《大公报》对国民党勒令南京《新民报》停刊一事发表评论，主张废除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由此，《中央日报》接连发表社评，指控《大公报》是新华社的应声虫，向《大公报》攻击，“三查王芸生”，列举了王芸生的大量“罪状”。

三查王芸生，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震慑。就在他犹豫、彷徨、苦闷、痛惜时，共产党向他伸出友谊之手。1948年10月30日，《大公报》地下党员向他转达毛泽东的口头邀请，通知他去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王芸生听到后，考虑了几天，他感谢共产党宽恕他以前的过失，他下定决心，投奔共产党。11月5日，王芸生只身到了台湾，三天后又飞到了香港，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论，又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帮助下，领导了《大公报》香港馆起义，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49年1月，他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马寅初、黄炎培等人一起从香港来到北平，5月27日同解放军一起回到解放了的上海。《大公报》6月17日发表了王芸生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大公报》已获得新生，为人民所有。

随着《大公报》的“新生”，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民营报刊都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只有成舍我和他的《世界日报》等极少数的报人报纸跟随国民党蒋介石撤离大陆，跑到台湾去了。

【注释】

[1]［英］G.N.克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2]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6]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7]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8]王芸生、曹谷冰：《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第27辑。

[9]马艺：《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10]转引自马艺《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11]《新民报七周年纪念词》，南京《新民报》，1936年9月9日。

[12]张达：《邹韬奋》，《新闻界人物》，第2册，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13]《1937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6页。

[14]20世纪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种名为《客观》的刊物。除本文所论的《客观》周刊外，另外两种一为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为贾开基；一为广州《客观》半月刊，凌维素为发行人兼主编。

[15]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8～49页。

[16]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

[17]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24页。

[18]《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

[19]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27页。

[20]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21]储安平：《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