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的意志

坚定的信念　顽强的意志——学习毛泽东的伟人品格

孙坤明　陈国庆

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们深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崎岖而坎坷，充满了艰难险阻。与近代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毛泽东，饱经了沧海沉浮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曾经坦言:他一生经历的挫折和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这其实并不是危言耸听。当然，这段历史的最终结局是令人欣慰的:中国革命获得胜利，中国建设也迈开了步伐。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当中，毛泽东率领人民“自信人生”、“会当水击”，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显露出卓尔不群的独特气质。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一次命题作文考试中，毛泽东以“咏蛙”为题作了一首言志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做声”。毛泽东的这首诗，与其他同学多以功名富贵为内容的诗比起来，立意很高，而且隐隐透出一股撼人心脾的大气。

本来，毛泽东如果顺应父亲的意思，做一个会打打算盘、记记账本的小财东，生活很可能会自在逍遥得多。但是毛泽东却连连让父亲失望。他既不愿过早地成亲，也不愿到米店去做学徒，只是一门儿心思想找个机会继续读书。幸好家里的亲戚都比较开通，满足了毛泽东的愿望。走出韶山冲以后，毛泽东在不断结识师友、经历风雨的过程中，逐渐开阔视野，最终树立了改造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坚定信念。历史事实证明，那位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李校长没有看走眼，毛泽东果然胸怀天下、志在四方，是个真真正正的“建国材”。

毛泽东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总能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敢于笑对一切考验和磨难。1927年7月，大革命彻底失败，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气氛肃杀而沉闷。霹雳一声响，秋收大暴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横空出世!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打出了自己的旗帜。但是，这种局面只是昙花一现。仅仅十天光景，围攻长沙的三路人马便纷纷受挫。秋天，这个本该收获的季节，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失败的苦涩。幸好，毛泽东自己收获了冷静:绝不能再攻打长沙了，队伍应该立即向萍乡方向南撤!

文家市里，一场事关工农革命军生死存亡的会议正在紧急召开。军队领导集体内部意见分歧严重。最后，总指挥卢德铭投了关键的一票，总算平息了余洒度等人的嚷嚷吵吵。动荡中的队伍终于找到了一些希望，决心向南开拔。但是吃了败仗的部队并不好带。人不满1000，枪不满500。军官和士兵中普遍弥漫着一股必然失败的悲观情绪。毛泽东为此特意给大家做了思想工作。一天，他在操场集合了队伍，满怀信心地说道: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现今我们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紧紧团结，继续勇敢战斗，最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1]我们的“小石头”终于有一天，会甩出去，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这样的比喻通俗形象，显示出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困惑迷茫中的广大官兵，也从他的这番讲话中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9月底，部队行进到江西永新三湾，按照毛泽东的建议进行了新式的整编。借着这个机会，毛泽东又抖擞精神对全体官兵讲了话:“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个营，还害怕干不起来么?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十个，十个可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2]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战士们的情绪立即高涨起来。是啊，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都带出了一军人。我们几百人还不敢革命吗?想到这里，大家顿时热血沸腾，信心倍增。毛泽东带领部队乘势完成了整顿，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初步形成。等到队伍进驻井冈山后，毛泽东倡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得到了修改完善和认真执行。这样没过多久，军民关系已经变得情同鱼水，红军的革命根据地也就很顺利地扎下了根。

1929年底，红军在闽西得以立足，队伍取得很大发展。蒋介石赶忙命令闽、粤、赣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集结，对闽西根据地发动了连续的“围剿”。在第二次“三省会剿”到来时，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林彪，面对紧张局势，又一次表现出了明显的悲观情绪。1930年元旦前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势和革命前途提出了一些悲观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红军应该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实际上，林彪主张的所谓“流动游击”，就是流寇主义的同义语，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危害极大。而林彪的这种悲观思想，在当时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如何克服这种悲观思想，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面前的一个难题。毛泽东在接到林彪的贺信后，陷入深思。中国革命到底有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如果有，应当如何去争取?是效仿苏俄革命模式呢，还是另辟蹊径?接连几天，毛泽东都在认真思考、酝酿回信。

1月5日，毛泽东写成了给林彪的长篇复信——《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的问题》，也就是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封于古田赖家坊挥就的信中，毛泽东对林彪以及党内、军内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批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他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主张:在城市屡次被敌人击败，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必须放在农村，即要以“乡村为中心”进行斗争，从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他还强调，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在信的结尾，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写道:“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到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这封信油印之后，发到了红四军各大队党的支部和地方党组织那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必胜信念。

二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全国都开始面临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到1940年秋天，这种困难情况又骤然加剧。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还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了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的外援全部断绝。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加紧了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再加上连年的天灾，许多战士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甚至在冬天也没有被子盖。我抗日军民陷入到了极度困难的境地。面对这种境况，毛泽东响亮地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他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现在看来，第三种办法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4]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了广大根据地干部、军民的一致赞同。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亲自参加大生产，让全体指战员和民众看到了克服困难、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毛泽东最爱说的一个成语。成语中所蕴含的执著精神，恰是毛泽东自身气质的一个方面，更是这位领袖伟大人格魅力的又一体现。

1942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包围的国民党胡宗南部蠢蠢欲动，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延安正举行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前，有人请求毛泽东讲点时事，他爽快地答应了。开会时，毛泽东语气轻松地作了发言:“胡宗南打算要来打延安。我们呢，主意也定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呀。”他把游击战和运动战指导思想做了这样明了地概括，台下听众都会心地笑了。接着，毛泽东又说:“他们一定要来，我们就让开，把这些桌椅板凳都送给他们算了。”随后，他顿了顿，接着说:“现在，他们还没有动手，我们是有调查研究的。你们莫着急，不要把鸡都杀了。”^[5]一句“不忙杀鸡”，大伙儿又乐了。毛泽东就是用这样幽默的方式，把自己的乐观和自信轻松转化为军民的坚强信念。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抗日军民团结一心，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很快被粉碎。蒋介石孤注一掷，策动了所谓的“重点进攻”，集中兵力扑向我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1947年3月中旬，胡宗南指挥15个旅协同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12个旅三路夹攻延安。炮火和硝烟打破了曾有的和平与宁静，中国革命的心脏处于危急之中。敌人这次总共有20余万人马，又有近百架飞机助战，来势汹汹。我方兵力仅有2万余人，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总体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战略主动，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在延安外围进行阻击，迟滞敌军行动之后，立即主动放弃延安，给敌人留下一座空城。考虑到部分军民的悲观和疑惑思想，毛泽东开导大家: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他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6]言语中，豪迈的气概和必胜的信念感人至深。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又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镇静。他先是说打算亲眼看看胡宗南的士兵是什么样子。在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以后，他又坚持在延安的办公室吃完最后一顿饭。外面的枪炮声由远及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心急如焚。他却一边吃饭一边嘱咐大家:“把房间都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一席话，逗得大伙儿都禁不住笑了起来，紧张的撤离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正式撤离时，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对大家说:“我们还会回来的!”是的，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同志们仔细回味着伟人的这句话，背好行囊，阔步出发了。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以强大的声势，吓跑了敌人，不战而收复了延安。仅仅一年一个月零三天，毛泽东和他的军民就实现了“一定会回来”的诺言。

虽然离开了延安，但毛泽东却坚持留在了陕北。他决心和陕北的老百姓在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毛泽东言出必行!对这样的气魄和壮举，陈毅曾经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此举是毛主席和蒋介石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最终，在这盘棋上，蒋介石输得彻头彻尾。毛泽东则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一场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伟人的信念和气魄，一时成为传奇佳话。

三

1949年，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重大进展，新中国即将成立。此时有许多国内外人士却对中国的前途持有种种猜测和质疑。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以无比自信的姿态做了回应:“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火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7]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能否克服这场危机，很多人心里没有底。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信心十足。他用了三句话来概括形势:“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8]毛泽东的这几句话，简洁而有力，既实事求是地指明了国家的财政现状(有困难)，同时又把一个光明的伟大前景展现给全国人民，使大家满怀希望与信心，勇敢地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斗争中去。毛泽东通过他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讲话，把自己的乐观、坚定的信念，变为动员千百万群众的巨大精神力量。不到一年的时间，政府的财政状况就已经有了很大好转，不到三年，国民经济便得到恢复，财政状况基本好转!可见，毛泽东的伟人品格，确实魅力非凡。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开幕。毛泽东亲自致开幕词，与会代表们既兴奋又激动。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郑重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这样自信豪迈的语言，极大地激发了代表们的热情，热烈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格言式的战斗口号结束了他的开幕词: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热烈鼓掌)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到达。(鼓掌)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全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9]

毛泽东的这篇极富感染力的开幕词，恰似一篇政治宣言，表达了中华民族必将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富强的坚定信念。从此，千百万群众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和号召下，情绪高昂地投入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当中。

1955年，人民政权已经巩固，国民经济有所发展。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更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陈云在会上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报告。毛泽东则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更为高远、更为宏伟的目标，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对此，虽然他也估计到:“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会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他仍然鼓舞全党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蔑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可以看透了它的底子。……不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蔑视而且必须蔑视人世遭逢的任何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10]

毛泽东的讲话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无畏精神，又显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无比自信。“采取认真的态度和认真的方法对待一切困难”，“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这些至理名言无不闪耀着伟人智慧的光芒，即使对于今人仍然不乏启发意义。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晚年毛泽东的这些真知灼见，虽然鼓舞人心，但是却并非总是能够被人们所正确理解。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有时也是对自己的这些主张理解过于片面。于是，一段时期内，面对困难，人们认真的态度没有了，科学的方法不见了，所谓的“客观规律”更是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毛泽东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勇敢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事实上，大跃进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过多地插手经济工作了。正像他说的那样:“这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11]能够对自己的执迷有所认识和修正，对于毛泽东自己，对于我们这个国家都是万幸。

四

“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须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毛泽东的一篇演讲稿提纲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不仅是毛泽东顽强意志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成为那个时期全国人民革命和建设风貌的生动写照。

提起毛泽东，也许谁也不会否认他伟人的地位。但是在革命之初，命运之神却似乎没有任何特别钟情于他的迹象。事实上，毛泽东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苦和挫折。只不过，毛泽东有一副硬如钢铁的“好身板”。一次次挫折，一次次打击，不仅没有击垮毛泽东，反而锻铸了他更加坚定的必胜信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因为沉默寡言，竟然被有些人误解为“书呆子”、“神经质”。毛泽东不理会这些，回到长沙后，立即开始专心研读马列经典和外语，即使严重疾病也没能消磨掉他的斗志和热情。

1924年，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代宣传部长。一些所谓的“纯正的马列主义者”因此就讥讽他为“胡汉民的秘书”。他毫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为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走向高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毛泽东因为在韶山老家养病，没能够参加会议，结果“丢了中央委员”的头衔。这对他而言，应该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是，毛泽东没有消沉下去。他充分利用这次回湖南养病的机会，在家乡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先是借着春节串门的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逐渐认识到了农民所富有的战斗性。接着，毛泽东便在偏僻山村搞起了各种农会组织，进行与土豪的政治斗争，播撒革命火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极不信任的争议声中，顽强的毛泽东却发奋进取，终于成为无可争议的“农民运动的王”(瞿秋白语)。^[12]

可是，当时共产国际和党的负责人陈独秀还是不认可毛泽东的成绩。1924年4月底5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是作为候补代表出席的，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他的关于土地分配的提案，根本就没有被拿到会上讨论。同时，他也只是被勉强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明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我在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给我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13]看来，毛泽东是受了不小的委屈。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遭遇，毛泽东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1927年7月，武汉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了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坚持不仅表明了毛泽东自己个人意志的顽强，而且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

秋收起义、文家市决策、三湾改编和井冈山立足，这一切极好的征兆还是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好的运气。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来，上述的一系列行动和胜利，竟然被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认定是临阵脱逃。更糟糕的是，这个处分后来又被人误传为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转眼间，这个党的创始人就变成了“民主人士”，唯一的职务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在三次“反围剿”中重新出山的毛泽东，率领红军驰骋赣南。一年多的时间内，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围剿”，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但是，1931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却突然被扣上了三顶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接连失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毛泽东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彻彻底底地“清闲”下来。但他的心情却怎么也悠闲不起来。他挂念着新生政权的命运走向，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每一次行动。为了阻止红军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赣州，他与中央代表团大吵了一架，但终因中央领导人的执迷不悟而未能成功。红军激战三天，不仅没有拿下赣州，反而遭到敌人包围。最后，周恩来只得重新请出毛泽东，局势才转危为安。

可是对毛泽东个人而言，事情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转机。赣州脱险和漳州大捷被定位为“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毛泽东又要负主要责任。这样，他再次丢掉了兵权。但是，失掉了党权、军权的毛泽东，还是认真地去工作。清查田地、号召植树、检查春耕、签署婚姻法，在苏维埃大学教书等等，每件事情毛泽东都做得很有成效。

对于他所遭受的一切不公正，毛泽东自己看得很开。50年代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先总结了上述遭遇后，又感慨道:“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在另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无论你们整我到什么程度，整错了，对我有极大益处，激发我研究一下，激发我想一下，激发我来对抗这种意见。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向更多的干部做工作时宣称:“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升不能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有益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14]

冤枉、委屈在毛泽东那里不仅没有被看作是自我消沉的托辞和借口，反而变成了“有益的教育”和“一种锻炼”。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叹服毛泽东豁达的心态。正是在这种心态下，长征，这个中国革命史上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很自然地”成为毛泽东再次驰骋自己意志才华的辉煌舞台。毛泽东和众多坚贞的革命者成为当之无愧的胜利者。中国革命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燃起。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建设的任务杂多而繁重。因此，能否争取到前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十分关键。但是，谁也很难想像毛泽东的访苏之行竟会成为对他意志力的再次考验。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乘火车抵达莫斯科。他此行准备与前苏联谈判解决中苏条约、贷款、贸易、航空协定等问题。但是，事情的开局却并不是人们所设想的那么顺利。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初次会谈时，对上述实质问题避而不谈，致使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斯大林是在拖延时间，以便观察毛泽东的反映和谈判底线。面对这样的冷遇，他感到十分意外。一次，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15]毛泽东的这些话既是对斯大林不准备签约的不满，又是对自己坚定立场的再次严肃声明。斯大林显然是受到了毛泽东态度的触动，再加上此时的其他因素影响，终于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接着，由于毛泽东的一再坚持，前苏联又被迫在中长铁路等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最终，涉及中国主权的几个重要问题都得到大体圆满的解决。

1950年2月2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标志着此次中苏谈判取得了成功。毛泽东在近两个月的访苏之行中，充分利用了国际因素的有利影响，以自己坚强而鲜明的性格，改变了斯大林的观点，为新中国争得了最理想的谈判结局。50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也是可以改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16]“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17]《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它是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标志。毛泽东以其不屈的顽强品格，为条约的最后签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

要领略毛泽东的风采，未必一定要将目光局限于他的重大决断和行动上。其实，在日常起居和生活细琐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位领袖的迷人魅力。

毛泽东一生嗜好吸烟。他的烟瘾很大，曾经有过一天抽50支香烟的历史。1945年的重庆谈判是对这位重量级烟民的一次不小考验。蒋介石是新生活运动的倡导人，不吸烟，而且很讨厌烟味。考虑到这个因素，毛泽东在谈判时始终没有吸一支香烟。这对于一个一天大约吸50支香烟的人来说，其痛苦可想而知。但是毛泽东克制住了。事后，蒋介石不得不佩服他:此人非一般人所及，从抽烟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志是多么顽强。

1972年，毛泽东开始不断生病。吸烟对他的病情越来越不利，生活习惯必须做些改变。他先是由抽熊猫烟改抽雪茄，后来又有专人为他特制雪茄，往里面掺杂些中草药，可止咳、化痰，减少香烟的危害。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停地咳嗽，一口烟吸下去，咳嗽有增无减。这样一来，只能戒烟。1975年，毛泽东正式宣布戒烟。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怕他难以忍受，就没有收起烟和烟具，还是放在原处。但他也只是偶尔拿起烟来，放在鼻子前面使劲闻几下，或者把烟具放在手里用手指来回捻几次，从不点着。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来和他商谈工作，目睹了他戒烟的情形，就劝他少抽一点，但他还是不抽。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告诉工作人员:把所有烟和烟具收走。就这样，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再也没有和烟打过交道。

对于良好的生活习惯，毛泽东自己总是能够尽力坚持下来。年轻时，毛泽东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除了醉心学术、关心时事外，还特别重视体育锻炼，主张“心力”与“体力”的全面发展。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精神指导下，毛泽东喜欢上了爬山、游泳等体育活动。经过长期的积极锻炼，毛泽东拥有了一个强健的体魄，可以很从容地为中国革命全身心工作。而他勇于挑战困难，决不轻言放弃的顽强意志，也在这些体育活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虽然公务缠身，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些体育爱好。1954年，在杭州起草宪法期间，毛泽东的一个巨大收获就是每天坚持爬山，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毛泽东仍然风雨无阻，天天爬山，让人不得不叹服他的惊人毅力。对于游泳，毛泽东更是喜欢。1955年夏，北戴河海滨迎来了疗养的毛泽东。一天，台风驱散了酷暑，也卷来了狂风暴雨。毛泽东又向威猛癫狂的海浪阔步走去。卫士们赶忙前挺后挡。但都被大浪吞没、抛起。有的卫士被海浪远远地扔在沙滩上后，累得再也不想站起来了，尽管他们知道最高领袖就站在自己的身边。看到这种情形，毛泽东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皱起眉头感叹道:“起不来了?这点水比刘戡的七个旅还凶么?”随后，他面对所有的人讲了话，声音异常严肃:“你们可以回去。我可以另组人马，另组队伍跟他斗。”^[18]多么坚定，多么豪气!这一年，毛泽东62岁。11年后，已经73岁高龄的毛泽东又一次横渡长江，历时75分钟，游程30华里。这是全世界政治首脑中前所未有的壮举，再一次证明这位伟人那过人的体力和那钢铁般坚强的意志。

1975年12月31日，两位美国客人来到毛泽东的书房。他们分别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尽管朱莉、戴维面对的是已经病情严重的毛泽东。但是他们注意到，毛泽东一谈到“斗争”这个话题，就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发生的一切，使这对年轻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泽东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19]

他们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注释】

[1]李君如．细说毛泽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08．

[2]刘仲文，于凯夫．毛泽东的情感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

[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

[4]费虹寰，蒋永清等．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29．

[5]郭明兰．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探微．工会论坛，2004年第2期．

[6]费虹寰，蒋永清等．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98．

[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7．

[8]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

[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9－350．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2－395．

[11]陈晋．毛泽东之魂．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3．

[12]费虹寰，蒋永清等．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7－27．

[13]陈晋．毛泽东之魂．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72．

[14]陈晋．毛泽东之魂．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3－75．

[1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0．

[1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52．

[17]同上．

[18]陈晋．毛泽东之魂．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3—75．

[19]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