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报崛起

　市民报崛起

市民报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都市报和商报。

都市报是走在新闻改革前列的生力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新闻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生事物。它的崛起和发展正值中国新闻改革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可谓恰逢其时。在这个阶段，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更加广泛地、深刻地改革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宣传报道模式和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宣传报道模式和管理体制。

肩负着新的使命，都市报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办报理念和适应市场竞争的灵活的管理机制。正因为如此，在短短几年中，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和新颖别样的面貌，成为了继机关报、晚报之后，我国综合性日报中的一个新的报种。

都市报对于报业入市的贡献在哪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办报业的市场观。都市报的兴起，其宏观背景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报业的形势则是省级党报发行量的大幅下降，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转变观念，必须要把立足点从计划经济的市场转向市场经济的市场上来。通俗地说，就是必须要考虑赚钱养活自己。

因此，都市报办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为党办报业在消费市场赚钱；一个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第一个目标是实现第二个目标的前提。由此决定了都市报的生存观、发展观，即到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按新闻规律办报，按市场规律经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新的市场观，都市报才能在报刊的丛林中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第二，市场导向的经营理念。都市报以新的市场观念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如以市场需要定位的市民报定位思想；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让党和人民都喜欢的经营方针；办畅销报、以营销策划提高新闻采编质量和报纸发行量的经营路线等。

这一整套经营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企业经营观念在报业的成功移植与发展。它标志着中国的党办报业走向市场已经有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三，市场报的管理运行机制。都市报要在消费市场求生存、求发展，在管理上就必须有一套适应市场的运作机制。在实践中，都市报创造了这种机制。它包括人事、分配、报纸编辑、发行的一整套运作制度。这套制度，在人事上打破了机关事业单位的“铁饭碗”，实行全员聘用；在分配上，破除了平均主义，实施岗位效益工资制；在报纸的编辑、发行上建立了一整套版面质量管理体制，和以自办发行为主的市场化发行体制。

实践证明，都市报的一整套管理运行机制是适应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的有效机制。在短短的几年中，20余家都市报的兴旺，不仅为自身的生存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如中国记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王哲人所说，以“一支朝气蓬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军”的姿态出现，极大地激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报业市场。

都市报作为一个新的报种在中国首先出现，不是在四川。然而，在四川报业中诞生的都市报——作为《四川日报》子报的《华西都市报》，却是报业公认的“名副其实的都市报群体中的‘领头雁’”。为什么说它是领头雁？就因为它在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一整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报的经营理论和运作模式。这套理论与模式不仅行之有效，使《华西都市报》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成为了“中国西部报林的黑马”，而且为整个都市报群体所吸收与应用，成为了“新的方面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参照。

在《华西都市报》这只领头雁的率领下，都市报群体高举市民报的旗帜，以“敲门发行”作为占领市场的利器，在短短几年时间中，就在全国省级中心城市取得了优势，成为新闻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成为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

中国报业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繁荣，都市报功不可没。

商报，顾名思义，是为商者报，是与市场经济血脉相连的市场报。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没有立足之地，难以生存。1991年，《深圳商报》复刊，中国内地开始经办商报。经过几年酝酿，在都市报风生水起之时，商报亦开始发力。

到20世纪末期，全国各地涌动商报潮。和都市报主要是由省级机关党报主办不同的是，地方党委机关报、社会力量都一拥而上经营商报。在众多商报中，机关报主办主管的商报占主体地位，如《湖北商报》、《山西商报》、《贵州商报》、《西部商报》（甘肃省）、《西藏商报》、《中原商报》、《新商报》（辽宁省）、《长春商报》、《今日商报》（江苏省）、《东南商报》（宁波市）、《湛江商报》等，均由地方党报主管主办；而《成都商报》、《重庆商报》则是由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

社会力量经营的报纸亦不少，如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中国图书商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的《上海商报》、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新华报业中心主办的《内蒙古商报》、新华社河南分社主办的《河南商报》、新华社辽宁分社主办的《时代商报》等。

2001年入世前后，商报潮更为高涨。以浙江为例，一年就创办了四张商报：《东南商报》（宁波市）、《温州商报》、《天天商报》（绍兴市）、《台州商报》。2002年5月，在北京，又创办了《北京现代商报》。商报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异军突起，特别是近年来的蓬勃兴起，与入世的关系更为直接。

但是，中国的新兴商报有先天的不足，因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真正的“为商者报”还没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因而，现实的商报多是模仿都市报定位的市民报。正因为如此，异军突起的商报群在今天的中国报业市场上，一方面和都市报一道与资深晚报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又与都市报“较劲”，攻城略地，勇猛精进。

新兴商报对报业的贡献，不在理念，而在实践。商报的理念是拿来主义的理念，是寄居蟹的理念，是为我所用的理念，是实用的理念。不管是晚报的理念还是都市报的理念，都拿过来改造使用。特别是都市报的东西：经营方针、经营机制、经营策划，凡是好的、有用的，都加以移植、改造，在实践中应用。

由于商报的管理体制更具企业特色，经营更为自如，更无顾忌，在竞争中往往能掣肘对手。新兴商报，作为一个最具市场活力的竞争群体，身上体现的市场经济的属性特别明显。

在商报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成都商报》。该报创办于1991年，由成都市科协主办，曾名为《成都科技商报》。后来更名为《成都商报》，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成都商报》创办伊始，它的经营管理就是企业式的。然而，由于它的经营管理者起初既无经营企业的经验，又不熟悉报业，更不了解报业市场，在创办的头几年“走‘精英路线’，始终打不开局面”，在《华西都市报》作为西部报业市场的一匹黑马冲出之后，《成都商报》借鉴《华西都市报》，定位市民报，转变经营思路，紧随在黑马之后，开始左冲右突，大展拳脚。

由于《成都商报》具有独特的法人地位，在创新经营上更少束缚，在企业化经营理念的指导之下，一面办报，一面摸索参与证券市场的途径，并获得了成功，成了中国首家间接控股上市公司的报纸。

1999底，《成都商报》与四川电器共同出资成立了博瑞投资有限公司，借四川电器之壳上市。由于当时执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博瑞一方面经营报纸发行，同时又继续经营高压开关的制造，搞跨行业经营。由于电器制造与传媒业务两者毫不相干，难于经营管理，结果，四川电器2000年亏损1000多万元，经营传媒业务所赚的钱都贴了进去。由此，博瑞才痛下决心，剥离四川电器部分，一心一意经营发展主营业务：大力强化作为传媒业主体的《成都商报》的形象，把原来的发行部门管理的经营性资产加以改造，组建印务、广告、投递公司，剥离了原四川电器的业务。由此走上了商报办得好，上市公司效益好，报纸给公司带来高效益，公司为母体带来高回报的良性互动发展的轨道。

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为商报的形象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同时，也为它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广阔的空间。